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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蘆島日僑大遣返

鎖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戰敗投降。共同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中、美、蘇等盟國很快就把遣返日僑俘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9月29日,在重慶召開的中美聯合參謀會議向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提出“儘快制定遣送日人計劃”,包括“東北(滿洲)日人遣送計劃”。10月25日,中美在上海召開第一次遣返日僑俘會議,確定將所有滯留在各戰區的日僑俘遣返回國;中國戰區日僑俘按照先關內、後關外的順序加以遣返,中國負責陸路輸送,美軍負責海上輸送。1946年1月10日,“軍調處三人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羣、美國代表馬歇爾)商定,設立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負責東北日僑俘遣返的總體部署,具體遣返工作由國民黨東北行轅和東北民主聯軍組織實施;除安東和大連的日僑俘由民主聯軍和蘇軍直接遣返以外,其餘滯留東北的日僑俘全部經由葫蘆島港遣返。 [1] 
1946年5月7日,滿載2489名日僑的兩艘輪船駛離葫蘆島港,“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正式拉開帷幕。至同年12月31日,經葫蘆島遣返的日僑俘達158批,總計1017549人(其中日本俘虜16607人)。 [1] 
中文名
葫蘆島日僑大遣返
發生時間
1946年5月7日
地    點
遼寧省葫蘆島

葫蘆島日僑大遣返事件背景

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日本軍國主義為吞併中國,廣田內閣宣佈,把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日本的“國策”,提出了自1937年起,用20年時間,使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總數達到100萬户、500萬人的移民計劃。按此計劃,在抗戰中日本政府不斷向中國“移民”“開拓”。日本投降前,其在中國東北(包括內蒙古東部地區,河北省承德地區)的日僑和日本軍人就達到237.4萬人。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蘇的投降電文後,中華大地萬眾沸騰,舉國同慶。全國各大戰區都舉行了自己的受降典禮。16個受降區、16個受降主官、100處繳械點。河北省籍的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被委任為平津地區受降主官,負責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地區的日軍部隊。接到命令後,孫連仲在北平設立前進指揮所,指派副參謀長呂文貞少將任前進指揮所主任,辦理日軍投降的具體事宜。 [3] 
為了儘快將日本僑俘送回國,1945年10月25日,中美雙方在上海召開專門會議,並制定了《中國戰區日本官兵與僑民遣送歸國計劃》。1946年1月7日,在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羣、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代表馬歇爾組成的三人小組會議上,三方決定從1946年4月起,開始全面遣返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僑俘。1946年1月15日,中美雙方在東京舉行會談,明確了在遣送東北日本僑俘問題上,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應該分擔的責任。中國政府負責將日本僑俘集中到港灣地區,直到登上在遼寧省葫蘆島停靠的回國船隻為止。美國政府負責調集日本船舶和美國海軍部分船舶,以及具體航行路線。 [2] 
國共雙方以及美、蘇兩國代表就遣返日本僑俘達成相關協議後,國民政府東北行轅成立了“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後又更名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委任國民黨207師少將師長李修業為處長;在解放區,中共成立了以軍調部東北三人小組成員李敏然(李立三)為處長的“東北民主聯軍遣送日人管理處”,分別領導遣返日僑工作。 [2] 
1946年4月23日,所有滯留中國東北的日本僑俘,陸續接到中國國民政府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發出的“向葫蘆島港集中,統一遣返回國”的命令。1946年5月7日上午,兩艘裝載着2489名日本僑俘的美國輪船駛離葫蘆島港,拉開了大遣返的序幕。 [2] 

葫蘆島日僑大遣返事件過程

從1946年5月7日開始,錦州北大營、錦西張蔣屯、葫蘆島港碼頭,每天都流動着數以萬計等待遣返歸國的日僑。根據事先安排,原來居留在錦西、錦州、錦縣等臨近葫蘆島地區的日僑率先遣返,以便騰出房屋闢做臨時集中營,接待從別的地方轉運來的日僑。由於美軍聯絡處對遣返者有一項特殊規定,遣返者在必須經過霍亂和傷寒等傳染性疾病預防注射之後,還必須經過7天的健康隔離檢查,確認無事之後,才能允許乘船回國,所以遣返工作比原來預想的速度緩慢了許多。按照美方這項規定,日僑俘管理處分別在葫蘆島、錦西、錦縣、錦州等地設置了隔離收容所,其收容能力在10萬人以上。後來由於發生霍亂、水災和內戰,以及交通運輸局部停滯等原因,這幾個收容所已經容納不下日益增多的遣返人員,遂又把瀋陽鐵西工業區一些廢棄的廠房和倉庫略加改造,增設了12個收容所用來應付急需。按照遣返計劃,經過健康隔離檢查的日僑,可直接轉運葫蘆島港登船回國。但是由於氣候、風向、海浪不利航行,以及燃料不足、機械故障等諸多原因,載運日僑回國的輪船很少如期如數到港離港,所以滯留在錦州、錦西兩地的遣返者遠遠超出預定的人數。實在擁擠不堪,連葫蘆島港碼頭上都闢成了露天收容所。登船之前,負責衞生檢查的美軍士兵揹着噴霧器,先將船艙裏外噴灑一遍DDT(滴滴涕)消毒,然後在舷梯入口處,將DDT液往每個登船的遣返者身上噴灑,濃烈的化學藥味刺激得遣返者忍不住直打噴嚏。 [4] 
葫蘆島至日本佐世保、舞鶴、博多三大港口之間的海面上因為遣返數量之大陡然繁忙起來,每天都有數十艘運送歸國日僑的海輪穿梭航行。那些海輪五花八門,除了航空母艦和潛水艇,哪種類型的船隻都有。諸如美國的貨輪,日本的商船,美國海軍的坦克登陸艇、日本海軍的掃雷艇……凡是在這一片海域上能夠利用的船隻,幾乎都利用上了。自遣返開始後,葫蘆島每天都有接運日僑的輪船進港,平均每船載運2000人,最多時候一天有7艘輪船離岸。 [4] 
遣返之初,紀律不甚嚴明,約束不甚嚴厲,一些犯有罪行的日本人,向遣返工作人員和國民黨官兵施以小賄,趁機混入遣返隊伍,逃避中國人民的正義審判。比如偽滿皇帝溥儀的弟媳、日本皇室宗親嵯峨浩,長期在中國從事文化侵略的大學教授齋藤茂等都以行賄手段買通某些工作人員,登船撤走。當時的天津《大公報》,曾以《戰犯個個放走,金牙個個拔掉,如此檢查》為題,披露了這種令國人所不齒的醜惡行為。為了平息輿論所指,維護遣返工作正常進行。國民政府東北行轅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又從遼寧省各界,臨時抽調100多名青年幹部,全部授予尉官軍銜,成立港口統一檢查署,開赴錦州、錦西兩地,負責遣返中的督察、糾查工作。 [4] 
7月12日,解放戰爭爆發。國共兩黨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戰場上,遣返日僑工作難免不受影響。遣返之初,運送僑俘的火車能夠按時進站,按時出發,每節車廂裏的人數不超過80人,沿途各站均有食品和飲水供應。6月中旬以後,遣返工作突然艱難起來。客車貨車都忙着運輸軍火,大站、小站都聚着軍人,一切都在忙於戰爭。運送日僑的列車不能正點進站,也不能正點發車,車廂也不能如數撥給。運行過程中,時常在哪個小站裏臨時待避,一停就是幾天。沒有飲水,沒有食物,日曬雨淋,日僑們啼飢號寒叫苦連天。進了7月,情況更加糟糕,抽不出專用列車來運送日僑,只能利用運送軍火的回程空車,有時連回程的空車也沒有。集中待運的日僑堆積在收容所裏,度日如年一樣守望着。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把這種情況及時報告給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杜聿明長官。杜聿明親自打電話給兵站司令蔣瑞清,指示他必須保證撥足火車,供應遣返工作使用。此後,遣返工作才得繼續進行。 [4] 
1946年11月27日,最後一艘載運日僑俘的輪船“第一大海丸”即將離開葫蘆島港。中華民國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應日僑善後聯絡處官員們的邀請,來到船上進行禮節性的送行並作即興演講。李修業演講結束,日僑們多數彎腰低頭表示認罪,有些人痛哭失聲表示懺悔,也有一些人表現冷漠,流露出不服氣、不服輸的神情。日僑代表川島豐太郎向李修業將軍等致答謝詞:“……在這個秋天,我們受到了中國寬大精神的恩惠,我們永遠不忘中國的寬仁敦厚和恩愛。歸國後必將遵守李將軍閣下的訓詞精神,決心為中日兩國人民將來的合作而挺身邁進。”講話結束後,日僑善後聯絡處負責人野村向李修業將軍贈送錦旗一面,感謝狀一份。錦旗上寫:感謝中國。 [4] 

葫蘆島日僑大遣返事件影響

葫蘆島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它告訴我們,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曾使中日兩國人民反目成仇,中國人民的浴血抗戰取得徹底勝利才使兩國人民重歸於好。它還告訴我們,當今的中日和平友好局面來之不易,兩國人民應對此倍加珍惜,共同遏制任何企圖為侵略戰爭翻案的勢力和思潮,共創中日乃至世界持久和平與繁榮的美好未來。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