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七君子審判

1968年初，艾比·霍夫曼和傑瑞·魯賓成立了一個鬆散的組織，名叫“異皮士”（Yippies）。這個詞來自嬉皮士（Hippies），但本身沒有任何含義。後來霍夫曼為了給記者們一個好聽的説法，把“異皮士”解釋成“青年國際黨”（YP）。這個組織的宗旨是：把致幻劑和革命精神結合起來，做一個嬉皮的革命者。

1968年是大選年，民主黨決定於8月25～30日在芝加哥舉行代表大會，選出總統候選人。霍夫曼覺得這次大會是宣傳“異皮士”最好的機會，便通過媒體宣佈“異皮士”將前往芝加哥參加大會，並頒佈了一系列極盡誇張之能事的行動綱領。比如，他們宣稱要向全體芝加哥市民免費發放致幻劑，甚至打算往自來水系統裏添加致幻劑。他們要當街表演性交，併發誓要和膽敢阻止他們的警察決一死戰。最有趣的是，他們打算模仿民主黨推舉總統候選人的做法，也來推舉一位候選人，而這位勝利者將是一頭小豬，而且他們還打算在選舉結束後把這頭豬吃掉。他們的理論是：通常所有這類選舉的結果都是勝利者把人民吃掉，他們要把這個過程倒過來。

著名的《休倫港宣言》起草人湯姆·海登（Tom Hayden）也參與了行動，他們主張行動必須是和平與合法的，因此向芝加哥政府提出申請，但沒有獲得許可。 ^[2] 

大會開幕前，霍夫曼帶着幾千名“異皮士”來到芝加哥，佔領了芝加哥城市公園，宣佈他們將在這裏舉辦“生命節”，參加者既可以聽搖滾樂吸食毒品，也可以選擇和“精神導師”們一起打坐誦經。芝加哥市市長一看不妙，立即宣佈戒嚴，並調來2萬多名警察和國民自衞隊隊員，在芝加哥大街小巷徹夜巡邏。 “異皮士”們對此毫不理會，照樣在城市公園裏集會。結果可想而知，“異皮士”和警察大打出手，警察不但動用了催淚彈和高壓水龍，而且還用上了警棍和皮鞭。這場爭鬥造成了幾百人被捕，1000多人受傷，一人死亡的慘劇。霍夫曼等8名領導人被警察抓獲，罪名是違反了1968年的《民權法》。

總統林登·約翰遜與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都不同意起訴“八君子”，案件在起訴階段就已擱置。但是，當時正值政權更替期，當選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和新任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都是注重“法律與秩序”的強硬保守派。尼克松上台後，當局很快啓動了對“八君子”的審判。 ^[1] 

1969年1月，共和黨總統尼克松上台，同年3月，魯賓、霍夫曼和海登，還有黑豹黨的鮑比·西爾（Bobby Seale）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動暴動，被稱為“芝加哥八君子”（後來西爾的審判被分開，所以改稱為芝加哥七君子）。 ^[2] 

無論從歷史資料，還是當事人回憶來看，這七君子或八君子原本並無串聯，海登和戴維斯是美國民主黨青年組織的領袖，戴林傑是一個終止越戰組織的創辦者，霍夫曼和魯賓則是嬉皮士性質的青年國際黨成員。西爾根本沒參與組織這幾天的抗議，只發表了一場演講。 ^[2-3] 

1969年9月24日，審判開始。主審法官是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朱利斯·霍夫曼（Julius Hoffman）。庭審伊始，被告鮑比·西爾就辱罵霍夫曼法官，説他是“法西斯狗”“蠢豬”和“種族主義者”。法官的表現也異常過激，他讓法警把西爾捆起來，用紗布堵住嘴，然後逐出法庭，另案處理。“八君子”隨即變成了“七君子”。後來，西爾因藐視法庭罪被判入獄四年。 ^[1-2] 

第二天，兩名被告身披法袍走進法庭，法官勒令他們脱掉，他們按指示摘下法袍，裏面穿着警服，令法官哭笑不得。其他被告有的裹着越南國旗，有的穿着印有以色列國旗圖案的衣服，還不時拿衣服擦腳。與衣冠楚楚的檢察官相比，辯護律師們的裝扮也與“異皮士”沒什麼兩樣，他們衣着隨意，留着長髮，嚼着口香糖，渾身散發着大麻的味道。法官後面的決策，明顯帶有敵對與“賭氣”成分。他頻頻駁回律師提出的動議，甚至不允許關鍵證人出庭作證。在持續數月的審判中，法官成了法庭內唯一被取笑、調侃的對象。一名被告拒絕稱他為“法官閣下”，而是叫他“霍夫曼先生”。被告忽而説他是“希特勒的幫兇”，忽而嘲弄法庭的“正義觀污穢不堪，與狗屎無異”。而被告席則是“解放區”，是“人民對邪惡的司法制度的最終挑戰之地”。被告們“坐在桌上撰寫演講稿，寫完後立刻高聲朗讀。有人當庭睡覺，鼾聲大作”。律師也不聽號令，對法官明嘲暗諷。10月9日，由於法庭外的抗議者越來越多，政府只好派來國民警衞隊維持秩序。媒體評價，對“芝加哥七君子”的審理已經成了“美國曆史上最滑稽的一場審判”。 ^[1] 

1970年2月18日，法院正式宣判。“七君子”中，兩人被判無罪，另五人因犯意圖煽動騷亂罪和藐視法庭罪，被判入獄5年，並處罰金5000美元。五人提出上訴後，聯邦第七巡迴法院在1972年推翻了一審判決，並批評“法官對被告抱有明顯偏見，甚至是對抗性態度”，尤其是將被告捆起來並堵上嘴的決定，更是“駭人聽聞”。此案重審後，關於煽動暴亂的指控全部被否決，不過法院仍判定，其中四人的行為構成藐視法庭罪，但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1] 

對“芝加哥七君子”的審判，引起全美對司法倫理和法庭秩序的反思，相關爭議一直延續至今。有人認為，即使被告行為不當，或對法官不敬，法官也應秉持公正、中立的心態，不能被憤怒、偏見衝昏了頭腦，導致司法公信力受到懷疑。因受到諸多投訴，律協甚至因此啓動了對霍夫曼法官的調查程序，但最終不了了之。 ^[1] 

但是，也有不少人認為，霍夫曼的行為是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芝加哥律協主席弗蘭克·格林伯格就提出：“總有一些以革命者自居的人，希望把革命手段帶入法院的刑事審判中”，但是，沒有法官允許自己的法庭變得混亂不堪，哪怕需要藉助強制措施，也得維護司法權威和秩序。 ^[1] 

聯邦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年輕時參與過對霍夫曼法官的調查。他後來總結説，“芝加哥七君子”事件對他觸動很大，也令他愈加註重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任何法官都應低調、深沉、內斂，保持獨立，不要輕易被意識形態和激憤情緒所控制。此外，無論當事人還是律師，都應尊重法院權威，遵守法庭秩序，如果只想着操縱和利用輿論，藉此給司法施加壓力，只會造成法官與被告的雙輸。 ^[1] 

在審判過後，芝加哥七君子開始有了各自的人生選擇，魯賓和霍夫曼成為超級文化明星。霍夫曼依然參與政治抗議，但也患有嚴重憂鬱症。最後不幸在1989年自殺。魯賓的人生一樣出現激烈的轉變，他決定去華爾街工作，從六十年代激進顛覆的“異皮士”轉變為八十年代中產階級“雅皮士”（Yuppie）的代表。他專門表示自己“長大了”（Grow Up），則霍夫曼指控他出賣了理想。海登則持續參與反戰運動，在九十年代擔任加州地方議員，連任數屆。他一生都堅持青春時的理想，積極參與美國左翼運動，直到2016年過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