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比·霍夫曼

1936年，艾比·霍夫曼生於馬薩諸塞州伍斯特，是家中三個孩子裏最年長的。1955年進入布蘭迪斯大學，畢業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心理學碩士學位。1960年結婚。1965年參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1966年離婚，移居至紐約。 ^[3] 

霍夫曼和傑瑞·魯賓等一夥人在東村創立了青年國際黨（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號召這幫“異皮士”（Yippies）進行一場政治與文化革命。 ^[1] 

1967年8月24日，艾比·霍夫曼和朋友們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將三百張一元美鈔撒向樓下，造成了現場的巨大混亂。 ^[2]  1968年，霍夫曼又號召五萬人在五角大樓進行“驅魔儀式”。他稱越戰是由魔鬼創造的，而魔鬼就是五角大樓，他讓這羣嬉皮士圍繞着五角大樓，利用“通靈”使這棟建築飄起來。 ^[1] 

因1968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暴力衝突，霍夫曼和湯姆·海頓、戴維斯、魯賓以及黑豹黨的鮑比·西爾、反戰組織領袖戴林傑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動暴動。這場歷時數月的審判在1970年結束，“芝加哥八君子”一度被判定有罪，但上訴法庭在1973年推翻了這一判決。 ^[1] 

1973年，霍夫曼因被控走私可卡因而被捕，後來他棄保潛逃，化名“巴里·弗裏德”（Barry Freed） ^[3]  ，與他的第三任妻子勞倫森一起在歐洲和紐約北部一個偏僻的小村莊生活了數年。期間，他也曾以化名參與環保活動。直到1980年，霍夫曼才公開自首，並服刑了四個月。20世紀80年代，他以在大學授課為生，並依然參與環保運動。1986年，在一場抗議中情局校園招聘的活動中，吉米·卡特的女兒與霍夫曼一同被捕。 ^[1] 

霍夫曼一直患有嚴重抑鬱症。1989年4月12日，他在家中自殺身亡，死因是藥物過量。 ^{[1]  [3]} 

“賽伯空間”的“電子邊疆”伴隨着反戰和嬉皮士運動猛然拓展，新一代黑客開始登上了歷史舞台。艾比·霍夫曼可以算作是這一代黑客的“始作俑者”，他的許多做法和精神被後來的黑客所繼承。

艾比·霍夫曼是易比派的重要成員，他也是聯邦調查局最“關注”的美國人之一，霍夫曼走到哪兒，聯邦調查局就跟到哪兒。據説，聯邦調查局裏霍夫曼的卷宗，超過了那些臭名昭著的罪犯。

其實，霍夫曼並非一個對公眾構成極大威脅的人物，只是他的許多惡作劇實在讓當權者惱火。他也沒有什麼財團為他撐腰，他不過善於利用媒體，以媒體作武器，向他痛恨的權威進攻。他常把大眾媒體玩於股掌之中，加上他的富有煽動性的口才，他敢於向一切權威挑戰——警察、法官以至總統。

霍夫曼製造過許多惡作劇，並常常以迷幻藥為主要材料。

一次，霍夫曼參加了一個五角大樓外的示威活動，警察對情緒激昂的羣眾使用了梅斯催淚毒氣，人們受不了，只得四散逃開。霍夫曼由此產生了一個惡作劇的構想。不久，他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向來者宣佈，他發明了一種新型的迷幻藥，是由傳統的迷幻藥加上一種能迅速地從皮膚進入血液的藥劑混合而成的，他説：

“這種藥如果噴射到你的皮膚上，你就會脱去衣服，產生無法剋制的性衝動！我們將把它裝到水槍裏，朝我們認為應該噴的人噴射。”

記者們大譁，一時議論紛紛：

“真有這種藥？”

“不可能吧？”

“如果真有這種藥，豈不是可以讓那些大人物當眾出醜？”

“這傢伙就是要讓那些議員、州長之類的人出醜。”

看到這樣熱烈地反應，霍夫曼很高興，他面帶笑容，不緊不慢地説：“我想大家一定對我説的這種藥持懷疑態度，不過沒關係，我馬上可以向諸位證實我的這種藥的效力。”

從門外走進一羣穿着奇裝異服、蓄着大鬍子或頭髮亂蓬蓬的男男女女，霍夫曼走下講台，拿着射槍向這羣人的臉上、胳膊上、腿上——一切暴露在外的皮膚上噴射。不一會兒，這羣人就開始脱衣服，亢奮地大喊大叫，並做出種種不堪入目的舉動，嚇得記者們紛紛逃走。

這次記者招待會的效果可想而知，人們從來信奉“眼見為實”，第二天的各種媒體對這種藥進行了大肆渲染，並順帶着把五角大樓的梅斯毒氣與之比較。

後來並沒有真的出現霍夫曼説的這種新藥，但大人物們出門格外小心，説明了他們“寧信其有”。其實這不過是霍夫曼的一場惡作劇。

霍夫曼的惡作劇讓當權者傷透了腦筋。

有一次，霍夫曼被警察的“打擾”鬧煩了，他向媒體宣稱：“如果市長或是警察再跟我作對，我們就要把迷幻藥下到你們市的共用供水系統中。”

這座城市的市長嚇得夠嗆，他調集了6000名國民警衞隊士兵把守水庫嚴格盤查一切企圖接近水庫和供水系統的人。報紙、電視熱火朝天地報道事態進展——儘管霍夫曼什麼也沒做——一時間雞飛狗跳的。

幾天後，霍夫曼覺得“玩”夠了，他“好意”地通過媒體提醒市長：“從化學常識上看，這種藥不可能溶於水。”

市長驚魂未定，他無奈地對媒體説：“我知道這事不可能，但我可不能掉以輕心。”霍夫曼則對此解釋道，什麼是現實？公眾的感知就是現實！市長並不是在保護水源，而是在向公眾顯示他保護公眾的能力。

霍夫曼的惡作劇通過媒體，展示了它巨大的威力：用一個小小的謊言，引起社會的全面迴應。霍夫曼的威脅真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威脅有沒有造成這種社會的迴應。

1967年10月21日，美國的五角大樓外聚集了5萬多人，與以前的遊行示威不同，這些人都是來幹一件事——合力抬起五角大樓。

“抬起五角大樓”？這回霍夫曼開的的確是一個“國際玩笑”！任何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可能相信，這些黑客難道沒有腦子？他們怎麼會相信霍夫曼的“鬼話”呢？

霍夫曼的“鬼話”確有一定的蠱惑力。在此之前，霍夫曼説道：“如果我們包圍了五角大樓，它就會升起，離開地面，升上天空。這一事實盡人皆知，我們在電視上用五角大樓的縮微模型做過多次試驗，無一失敗。我們申請許可，要把五角大樓抬高100英尺；我們把五角大樓量了一遍——因為這，我和我的朋友被當兵的揍了個鼻青臉腫。我們知道那些穿制服的傢伙不會讓我們否定引力定律，因為他們不讓我們否定這個國家700萬個法律中的任何一個。”

就在這天，一些相信霍夫曼的人，和更多的來瞧瞧真假的人以及許許多多看熱鬧的人，全彙集到五角大樓前，自然少不了那些最愛湊熱鬧的記者們。五角大樓當然沒有被抬起來，但無事都恨不得要生事的新聞媒體，早將此事炒得沸沸揚揚，社會想不迴應恐怕都難，霍夫曼自然是鐵定的贏家。

霍夫曼把他的這種惡作劇叫做“游擊戰”，與越南人對付美軍的方法一樣：用最小的代價和最小的危險，給龐大的美國國家體制以打擊。霍夫曼稱，成千上萬的人把代表邪惡勢力的五角大樓圍起來，以向世界表示，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贊成越南戰爭。“惡作劇是一種象徵性的戰爭，表面上看起來我們在包圍五角大樓，試圖舉起它；但如果你拍下當時的場面，把它給全世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看，他們會説：‘天哪！這個邪惡的帝國原來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在整個反戰運動中，這一事件也許給了越南人很大的鼓舞，因為他們從此知道了五角大樓就是那麼回事。”

對惡作劇，霍夫曼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當人們不知道你是否嚴肅認真時，惡作劇會達到最佳效果，”它似假似真，會在人的心中產生某種不安全感，而且，人們最終不會抱怨它，因為它畢竟不過是“一場玩笑”而已。

霍夫曼的著名著作是《偷走這本書》，在書中，他告訴嬉皮士們如何利用現存的體制謀生，其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紹電話偷竊技術。

越戰期間，連邦政府規定，打電話要收附加税。對此，霍夫曼和他的同伴們十分憤怒：憑什麼讓老百姓為一場非法的、不道德的戰爭納税！所以，他們採取了一種非暴力的反抗方式，即盜打電話。

霍夫曼認為，通訊是任何革命的神經中樞；解放通訊將是一場大革命的重要階段。1971年6月，霍夫曼與一位電話黑客阿爾·貝爾（A.Bell）一起創辦了一份雜誌，叫做《青年國際黨陣線通訊》，其中大量地傳播盜打電話技術。

嬉皮士們蔑視一切傳統的東西，那些衣冠楚楚的人越是向他們投來蔑視的目光，他們越是高興，他們甚至故意做出許多讓正人君子不恥的事。他們盜電，盜煤氣，盜自動售貨機，一切他們認為是社會的或是資本家的東西，他們都會千方百計地弄到手。所以，《青年國際黨陣線通訊》受到了嬉皮士們的歡迎，它在格林威治村出版了好幾年。後來，阿爾·貝爾將《青年國際黨陣線通訊》改名為《技術輔導程序》（TAP），它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淡，主要介紹、傳播攻破電話系統的技術，因為辦刊的人只對攻擊電話系統感興趣。

霍夫曼始終堅持他的政治主張，因此他長期是聯邦調查局緊盯的對象。他先後逃到墨西哥、法國，最後又輾轉回到美國，東躲西藏地流亡了7年，靠打零工度日。他在流亡中還不斷地寫文章抨擊時政，因此他得不斷地偽造身份證，為了逃避追捕，他甚至乾脆做了整容手術。

終日處於緊張狀態的霍夫曼最終忍受不了這種長期流亡的生活，1980年，他向當局自首，當局則以吸食可卡因的罪名判他入獄一年。

出獄以後，霍夫曼生活出於貧困之中，更讓他無法忍受的是，60年代的他的輝煌一去不復返。當年的嬉皮士朋友們，或者因吸毒，因貧困而早早離開人世，或者改邪歸正，進入了他們曾痛恨的主流社會。霍夫曼日益頹廢，終日依靠酒精來麻痹自己的神經。

1989年，沒有了精神支柱的霍夫曼，在一杯蘇格蘭威士忌中摻進了大量的苯巴比妥，飲酒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