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燕

1990年初中畢業後在家務農，當過兩年幼兒園老師；

1998年初，胡曉燕到佛山打工，在一家電子廠做普通工人；

2005年到2009年，胡曉燕在三水區新明珠建陶工業有限公司任職成品車間副主任，現為銷售主管。

2006年當選為白坭鎮“十佳外來工”、三水區“十佳外來工”、2007年當選為佛山“十佳外來工”.

2008年1月21日，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經無記名投票，依法產生160名全國人大代表，其中在佛山市三水區一家陶瓷企業(佛山市新明珠建陶公司)打工的四川籍農民工胡小燕，成為第一批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農民工。 ^[1] 

現任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總工會副主席，新明珠建陶工業有限公司成品車間原副主任、銷售主管。

從鍋爐工，到窯土工，4年間，胡小燕先後5次跳槽。2002年，她應聘進入廣東三水新明珠建陶公司。從最基層幹起，通過競爭上崗成為車間副主任。一路走來，胡小燕在曲折中進步。

2009年9月，胡小燕把在四川廣安家中上初一的一對女兒接到三水讀書。女兒來之後，胡小燕對自己的職業規劃做出了調整。她大膽地辭去了車間副主任，改行幹起了銷售。

2008年1月21日，經過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經無記名投票，胡小燕成為第一批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農民工。 ^[4] 

作為中國首個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定於2010年3月2日赴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承載着農民工厚望的她計劃要提出自己擔任人大代表以來的首個議案，主要內容也是當前最熱點的話題——解決外來工欠薪。

自2008年至2012年，胡小燕一共在兩會上提了17個建議，從農民工子女在城裏高考，到建保障房解決農民工住房等。2008年的建議，胡小燕正在草擬中。她説，計劃將解決農民工留守子女暑期生活學習問題作為2008年兩會的一個建議。

2008年胡小燕提出的第一個建議是，如果農民工在當地打工兩三年，建議讓農民工子女在父母就業地享有參加中考、高考的權利，與當地學生享受同等待遇，並逐步在全國範圍內推行。

2009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胡小燕提了5個建議，包括讓農民工子女平等享受義務教育。

2010年，胡小燕提出：政府出資修建農民工公寓，每套50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一兩千元錢發售，讓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户口能跟隨落户。該建議一提出，會場上便竊竊私語，甚至有人不以為然地笑出聲。2011年，廣東開始實施新政策，符合條件的農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5] 

2012年兩會期間，胡小燕建議政府整合社會資源，解決外來工子女城市假期託管問題。 ^[6] 

獲知自己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胡小燕正在參加公司2007年的年終會議。此前，胡小燕獲得過的最高榮譽是“佛山市十佳外來工”稱號。　會上總結的是廣東省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有限公司2007年的生產營銷情況。10年前跟着姐夫和老鄉來廣東的胡小燕2002年進入新明珠，現在任成品車間副主任。就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前幾天，她主動要求調到銷售部，為了更近距離接觸建築業的農民工。

24歲以前，初中畢業的胡小燕在四川廣安市武勝縣中心鎮大中壩村六組種地。1998年，在一對雙胞胎女兒僅兩歲時，她跟着老鄉來到廣東闖天下。“我老公是1998年農曆七月出來的，我是十月出來的。老公的姐夫和妹夫都在佛山，所以我第一站就是佛山。坐綠皮火車，硬座38個小時，暈車，也熬過來了。”

胡小燕到廣東的第一份工作是電子廠流水線工人，每月工資只有幾百塊錢，“但那時已經覺得很滿足了”。半年後，因為電子廠連續加班卻不見漲工資，她在老鄉介紹下到一家陶瓷廠當窯土工，並在業餘時間自學陶瓷印花、淋釉。4年間，她先後跳槽了5家工廠。2002年6月28日，應聘進入新明珠建陶工業有限公司。

對於生命中每個轉折點，胡小燕記得非常清楚。“這對我很有意義，你沒發現嗎，我出來打工前，都是按農曆記日子，出來後都是按陽曆記日子。”

相比其他打工者，胡小燕對身邊不斷出現的新事物有更強烈的好奇心。2006年，同事拉着胡小燕去買電腦，當時胡小燕連開機關機都不會，只想買個台式機學學，同事卻建議她買個筆記本電腦。“她説，你上班時間多過在家裏時間，買筆記本方便學電腦。我覺得有道理，就花5600買了個14英寸的聯想筆記本，從打五筆學起。”陶瓷廠推行自動化辦公後，胡小燕學會了上公司網絡，收發郵件。看到在上海打工的表妹有QQ，她也開了一個。表妹告訴她聊天能練打字，她也就用QQ和別人聊天，到後來，能同時與五六個人聊天。表妹有博客，她也開一個，跟着別人學着寫。

“從小我就不服輸。男孩子能做的，女孩子一樣能做。17歲的時候，我和二妹兩個人能種一家五口的地。”胡小燕説，她是家中長女，家中只有三姐妹，在四川鄉下，家中沒有男丁是受人歧視的，這讓她從小養成了倔強不服輸的性格。而生雙胞胎女兒時的難產經歷，更讓她認準了，“要活就好好活，死過一次的人沒什麼可怕的”。

這種心態和努力讓胡小燕在新明珠眾多普通的農民工裏脱穎而出。2002年9月，胡小燕從成品車間分級員晉升跟班質檢，2003年通過競爭上崗擔任總檢，2005年7月被提拔為車間副主任，月薪2000多元，年底評為品管部優秀管理者。而當年先她進廠的丈夫依然只是新明珠一名普通的窯土工。

“我不喜歡原地踏步，喜歡創新，別人都是按部就班，我有自己的管理方式。”2007年下半年，新明珠陶瓷廠和中央黨校聯合辦了個行政管理專業大專函授班，胡小燕作為中層管理人員參加，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由於踏實苦幹，表現出色，她被佛山市評為“十佳外來工”。

也是在這一年，十屆全國人大在《關於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表態，“來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應高於上一屆”。隨後的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又將“農民工中是否產生人大代表”作為一個議題，最後在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草案中規定，“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

廣東的外來農民工非常多，有3000多萬人，這樣的一個羣體需要選出他們的代表。胡小燕於是經過層層選拔，成為廣東省兩個農民工候選人之一，另一個是來自深圳的廣東本地人楊紅蓮。之後，有外省户籍的胡小燕成為最終候選人。

2008年1月21日下午，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投票。773名代表手中的740票投給了胡小燕。

在通過網絡自我培訓和接受廣東省代表團的珠海集中培訓後，胡小燕的“代表意識”逐漸覺醒。2月21日，胡小燕在工廠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有個外國記者問她：“當選人大代表後你怎麼參政議政？”胡小燕回答：“中國和外國不一樣，國外的代表是專職的，中國代表都是兼職的，首先應該做好本職工作，再履行代表職責。”也有讓胡小燕無法回答的問題。“3月12日，我去全國總工會開會，有個美國記者採訪我：‘當選人大代表後，你下一步怎麼做？’我説：‘我還不太知道，請包涵。’”胡小燕一臉嚴肅地説，“我就是這樣的人，不懂就是不懂，知道就説，不知道就不説。”

2008年3月1日，作為廣東代表團的一員，胡小燕到北京參加“兩會”。胡小燕對“兩會”期間的所有記憶就是一個字：“忙！”“3月2日下午17點到北京，4日代表團安排我去“小崔會客”做節目，夜裏零點回酒店，因為有人等着拍照，到睡覺時候都零點半了。到現在，我去北京開了兩次人大會，北京的景點只去過天安門，是8日去的，因為記者要我在天安門的鏡頭。”

3月5日大會開幕，胡小燕是穿着新明珠的工作服去的。“別人對我説，要穿正裝，比如少數民族代表穿少數民族服裝，公安人員要穿公安制服。我個人感覺得體就可以，不用跟別人比。”真正走上通往人民大會堂的台階，胡小燕説她心中有壓抑不住的激動，“我能感覺到責任重大，因為我代表全國幾億農民工”。

人山人海中的28排90號是胡小燕的位置。那天，她進去比較早，心裏很不平靜，温家寶總理作報告的時候，她把總理講的關於農民工這一塊全做了標記，打算開完會回去再仔細看。團裏分組討論時，她説她本着新人要多學習的態度，“多聽少説”，一邊琢磨着怎麼寫提案。

胡小燕説，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的第一次公開發言會引起那麼大的關注。3月7日上午9點，温家寶總理參加了廣東代表團的分組討論。“鍾南山院士第一個發言，講醫學方面的問題。第二個是許宗衡，提的是深圳發展。我是第三個發言，結合總理工作報告講了我的建議——優化農民工生活和技能環境以及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温總理一邊聽一邊做記錄，中間還問我是哪裏人，現在工資多少，工作多長時間了。問完後，汪洋書記問我，這個報告是不是我自己寫的。”胡小燕説，當時她一點也不緊張，“一是因為是座談會形式，二是確實有很多話想説，三是温總理很慈祥。”温總理最後對胡小燕説：“你提了這麼多好的建議，你的夢想會實現的。”這次會議後，廣東省代表團的所有人都認識胡小燕了。

但是，伴隨榮譽而來的也有指責。政協委員張茵的三份提案中，建議取消《勞動合同法》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提案備受爭議，而在很多人看來，《勞動合同法》的最大受益者是農民工，最應該站出來迴應的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卻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事隔一年後，胡小燕對本刊記者的解釋理智而冷靜：“首先，我跟張茵根本就不在一組討論；其次，每個人站的角度不一樣，看問題立場就不一樣。她是老闆，老闆和打工者的立場肯定不一樣，就像媒體取材不同，寫文章的角度也不一樣。有辯駁的必要嗎？沒必要的，開會不是讓人吵架的。”

3月18日晚21點多，參加完“兩會”的胡小燕回到三水工業園。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樣去上班，生活卻開始起了波瀾。

3月20日，胡小燕在接受採訪後，被媒體公開了手機號碼和QQ號，此舉被視為履行人大代表職能的方式創新。但隨後，胡小燕就發現，公開手機號碼與農民工溝通的方式根本行不通。“3月21日凌晨三四點，手機就開始響個不停，充了三次電，還是很快沒電，根本沒法接電話。”從這天開始，胡小燕的手機天天被打爆，每天都有上千個未接來電和上千條短信，每天兩塊電池換着用還是經常被打到沒電。“話費3月份是1700元，4月降到700元，到了5月是600元，最多的一天，郵箱裏有2088封郵件。來電話的人談的都是‘欠薪討薪，工資待遇，子女上學的問題’。我沒辦法了，直接去找了董事長。他也是在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後才認識我。我跟他説，話費這麼多承擔不起。他是佛山市人大代表，能理解我的處境，同意話費實報實銷。”

一開始，胡小燕還每個電話都接，到後來，每天凌晨三四點手機仍然響個不停，她根本無法睡覺，第二天上班也是頭昏腦漲。而且很多來電還是騷擾電話，其中有一個人先後換了8部電話打給她閒聊。無奈下，胡小燕只好關機。由於胡小燕的手機總是佔線，公司領導和同事根本聯繫不上她，工作受到很大影響。為了不耽誤工作，公司給她新買了一部手機專門用於工作聯繫。

承載農民工厚望的“代表”竟然關機，而之後因為胡小燕的QQ號被盜，農民工通過網絡也無法聯繫上她，這讓很多農民工大為光火。陸續有很多農民工發短信質問胡小燕：你假惺惺地公佈號碼又不接電話，不是在耍我們嗎？很多媒體也對胡小燕口誅筆伐，説她是個“大忽悠”。胡小燕於是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不是我不接農民工電話，如果每個電話我都接，十個胡小燕也不夠用。”胡小燕委屈地説，回覆農民工的郵件和短信已經成為她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每天早上從7點多要忙到晚上零點，有時候要熬到凌晨一兩點。即使如此，回覆郵件和短信也都是有針對性的，不可能每封郵件她都回復。

更讓胡小燕不能接受的是，很多農民工發短信過來罵她。“有一次我手機充電時我老公看了我一條短信，是別人發信息過來罵我的，罵得很髒。他實在是看不過眼，叫我以後不要再用這個號碼了。我勸了他好久，他才平靜下來。”從此，胡小燕也不敢讓老公碰這個“手機炸彈”。她坦承，外界的不解和謾罵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讓她經常夜不能寐，有時候她忍不住一個人在屋子裏大哭一場。但大哭之後，她還得強裝笑顏，微笑着面對工友。

“換位思考，那些農民工都是在電話打不通才發短信過來罵的，換了我也會生氣的。農民工們打電話向我傾訴説明他們相信我，他們罵我，説明我的工作還沒有做好，所以我要爭取做得更好。”困擾胡小燕最大的問題是，很多農民工無論大事小事都來找她，儼然把她當成“救命稻草”，希望所有問題都能通過她得到解決，但很多問題卻是她根本解決不了的。胡小燕告訴本刊記者，農民工向她傾訴的問題中，最多的是欠薪問題，約佔了30%；其次是工廠不籤勞動合同，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此外就是剛到廣東的農民工，託她找工作。“人大代表只能把情況反映給其他部門，我們代表不能直接解決問題，只能引導他們找相關部門解決，或者幫他們把問題反饋到職能部門。”在多數時候，農民工反映的問題她解決不了，為此，她經常深感自責。這也是她在履行人大代表職能中最大的角色尷尬。

3月2日，胡小燕第二次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這次，她感覺“輕鬆了很多”。

“她第一次來北京開會的時候找過我，告訴我遇到了什麼問題，希望我能給一些建議。她2008年來北京開會，我們也見過，她明顯成熟了，概括和分析問題有條有理。對於我們所提的建議，她也並非全盤照搬。她會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李昌平在電話裏告訴本刊記者。2000年，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曾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此引發該縣一場被稱為“痛苦又尖鋭的改革”。之後，李昌平辭職，南下打工。現在，他在北京某雜誌供職。胡小燕説，她是在改革開放30年座談會上認識李昌平的。“當我遇到問題，我會尋求研究農民工問題的專家幫助。我一般先給對方發短信，如果對方回覆可以，我就聯繫，不回信就表示拒絕了。”在跟李昌平取得聯絡後，除了開會，一般胡小燕都是通過郵件跟他聯繫。李昌平曾經建議胡小燕搞一個專門的人大代表辦公室，找一個人專門處理農民工的來電和來信，經費問題他可以找贊助解決。胡小燕經過考慮，最終拒絕了。

胡小燕2008年的人大提案內容，更多基於自己的經歷。“為什麼提留守兒童的議題？2004年11月17日，我在四川老家的小女兒生病，發高燒，凌晨4點住院，到下午16點都沒甦醒過來。正好11月21日我管的生產線投產，出磚，那條線的所有員工都是我親自招來培訓的，我如果走了，會亂套。我當時真是為難啊，想孩子想得整宿睡不着覺，掉眼淚。但我沒法回老家看她，孩子12個小時後才甦醒，而我直到2008年7月12日才回了次老家。”胡小燕説，因為自己的孩子，她開始思考留守兒童的安全問題。“這個安全，一是生理安全，二是心理安全。生理上的，比如生病啊，家裏沒有父母照顧，還有的上學要走30到40分鐘山路，讓人擔心。心理上，這些留守兒童常年見不到父母，更需要社會多一點關愛。我的想法是，可以給這些孩子建立檔案，直接跟家裏溝通。大學生坐火車還能半票，留守兒童如果也能有半票的權利，可以暑假坐車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見面。”

2008年春節胡小燕沒有回老家，利用放假時間去調研，為2008年的“兩會”提案做準備。“我去附近的招工點直接面對打工者，也會跟鎮裏工會主席聯繫不定期舉行工人座談。”聊天時候，胡小燕常常會被人認出來，這個時期農民工問胡小燕最多的話題是“社保能否轉移”。

這時，作為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已經有了一套處理農民工問題的方法論。“人大代表的職權，開會有權，會後無權，起到的是承上啓下的橋樑作用，只能反映問題，不能保證後果。培訓的時候我聽過，人大代表沒有參與權，只有監督權，監督別人怎麼處理問題。作為農民工代表，我能做的就是指點農民工遇到問題該找什麼部門。”胡小燕説，在這個過程中，她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比如維權找工會，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次，珠海一個工廠老闆跑了，89個工人5個月沒領到工資，他們找到我。我把信息轉到廣東省總工會，由省總工會督促當地工會解決。最後該賠償的也賠償了，後來我去珠海調研時，珠海工會主席為此還感謝我。”胡小燕説，在廣東省，如果農民工有問題反映到工會，基本都能解決。她告訴本刊記者：“有時候也看問題，比如有一次某地一個工人承包了工地，沒得到錢，他先帶人去鬧事，問題沒解決再來找我。我跟他説：‘我沒法幫你，因為你用了不正當的維權渠道。既然已經申請仲裁了，那就先等仲裁結果下來，按正常程序走。’作為當事人，肯定不滿意我的回答，但是因為你用了不當的方式，所以本來有理也變得沒理了，錯了就要承擔責任。”包括有一個住在胡小燕父母家附近的農民拿不到工資，也來找她，而胡小燕同樣讓他找當地工會。“很多農民工不知道有工會這個渠道，有問題會直接找勞動局，實際這是兩回事。這也是我在工會當執委的時候學到的。工會解決不了，可以轉給政府其他部門去協調，作為人大代表不應該直接介入。”

胡小燕提了5條建議。“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要回家，可能擔心的問題有：一是社保轉移。二是小孩在這裏上學，但因為沒有當地户籍和學籍不能在這裏考試。三是打工者‘80後’、‘90後’的孩子的出路問題。回農村已經不知道怎麼幹農活了，如果留在打工地，户籍又不在。想安家，想在城市紮根能否給優惠條件？四是金融危機下，對農民工輸出地與輸入地要銜接好。產業升級後，輸出地要有針對性地對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這樣進入輸入地後可直接上崗，避免人力資源浪費。五是打工者安居樂業工程。政府可以建農民公寓，兩夫妻按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買房或租房居住，安居樂業後，小區內部有美容美髮的，洗腳的，不同行業的打工者，他們在小區內可以自由組合再就業。”

胡小燕説，組裏的廣東省勞動保障廳廳長當時就對其中的一些問題做了答覆。“不過，政府也有政府的難處。比如我提議，小孩一出生都有身份證號碼，社保、義務教育的費用可依託身份證號碼一卡通用。廳長説，我也願意這麼做啊，但是地方財政不願意。我説：‘我只是提建議，具體怎麼做還得政府想辦法。’”

在胡小燕看來，寫好建議很難，但是提的建議基本上能得到上面的採納。“比如農民工技能培訓，根據我瞭解，已經得到改善，兒童教育的問題也是。現在，打工者的子女讀公立學校可免贊助費。關於社保轉移，10月份後有意見徵集稿，農民工的問題正在一步步得到落實、完善。”

當上代表後的胡小燕私人時間更少了。“我每天上午8點上班，下午18點下班，整整8個小時，一分鐘也不少，並且週末也要上班。晚上20點上網到零點。跟個別人溝通，回覆郵件，看資料，家務活都是老公幹，米、油多少錢一斤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這個角色給胡小燕帶來的現實中的好處就是找回了被盜的QQ號。2008年3月10日晚上胡小燕在網易做節目，提到QQ號已經被盜半年了。結果11日下午騰訊公司就幫她把號碼給找了回來，還幫她加了密，這成了她和農民工交流的主要渠道。

現在，在胡小燕收到的短信和農民工在她博客的留言裏，問得最多的問題之一是：你現在每個月有4000多元錢工資，你還是一個農民工嗎？對此，胡小燕的迴應很乾脆——自己不會脱離農民工的本色：“我一直和老公擠在工廠提供的集體宿舍中，每個月交140元的房租，我把女兒接過來上學，才跟公司租了一個單人宿舍。大家的擔憂我非常理解，我也是從一名基層工人一步步走過來的，我當初也是因為家裏窮才捲起行囊進城打工的。我不會成為政治明星，即便將來當上廠長經理，我也還是一個農民工。” ^[7-8] 

胡小燕1998年到廣東佛山打工，自強不息，踏實苦幹，在農民工羣體中脱穎而出，成長為企業一線管理人員。2008年成為第一批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農民工，在“兩會”上提出了保障農民工權益等多項建議。開設“海燕信箱”專欄為農民工維權，積極推廣“小燕成長”職工學歷提升計劃，建立多個公共場所“愛心媽媽小屋”，盡心盡職為廣大農民工服務。珠江電影製片廠以其為原型拍攝了打工題材電影《所有夢想都開花》。 ^[9] 

2018年11月，胡小燕入選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獻對象。 ^[9]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胡小燕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並獲評改革開放中湧現的優秀農民工代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