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胡克

無論是從學術史還是從思想史上來看，悉尼·胡克都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作為杜威“最出色的學生”，美國曆史上的第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不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毫無地位，而且在實用主義的星空中似乎也看不到他的閃光。前者不難理解，畢竟他中途脱離了馬克思主義，併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者；後者卻多少令人有些費解，因為他最終是帶着“實用主義者”頭銜告別人世的。然而，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界，都對他鮮有關注，而國內為數不多的研究也多為批判之聲。本文只想從一個相對比較客觀的角度對歷史上的一位哲學家進行考察，而重點將會放在胡克的“馬克思理論”方面。 ^[2] 

悉尼·胡克於1902年生於紐約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因早年家庭的貧困，反抗社會不平等的意識很早就在胡克年幼的心靈中產生了共鳴。13歲之前，胡克就已經開始閲讀馬克思的著作了。而在同一時期，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強烈的震撼了胡克，在中學裏，他發起組織了紅黑黨，是學校官員們眼裏“製造麻煩的‘布爾什維克’”。1919年，進入紐約大學伊始，他便參與組織了“社會問題俱樂部”，成員多為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學生，他們一起討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在這期間，胡克還曾給他原先所推崇的羅素寫信，對羅素從蘇聯歸來後所發表的言論表示失望和不滿。在胡克看來，羅素所譴責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藝術和美的損害與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戰爭所帶來的損害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

胡克1927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便開始在紐約大學任教。隨後，在1928至1929年期間，胡克前往德國、蘇聯進行學術訪問。他旁聽了卡爾·柯爾施的講座，後又入學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學院，成為最早獲准進入這一學院的西方學者之一。此時的胡克雖然已經受到杜威得很大影響，但仍積極地投身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活動之中，他不僅幫助翻譯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而且還領導了美國工人黨（AWP）。

回到美國後，胡克繼續在紐約大學任教。1939年任紐約大學教授，1948至1969年任紐約大學哲學系主任，1969年退休後任該校榮譽教授，1989年在紐約逝世。他一生著作有幾十部，其中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比較大的有《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1933年）、《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1940年）、《歷史中的英雄》（1943年）等。而其中《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一書更是被看作是由他所開創的“實用主義馬克思學”的代表著作。

作為實用主義泰斗杜威的得意門生，胡克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啓下的關鍵作用，而且他還把實用主義與左派政治聯繫起來，甚至還有設法用實用主義解釋馬克思的理論，形成“實用主義馬克思學”這種開宗立派的舉動。然而他不但沒有獲得像理查德·羅蒂那樣的社會評價和學術地位，甚至當人們在談起實用主義復興的時候都很少提及他的名字！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答案便是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思想的轉變（雖然他自己並不承認），思想的轉變直接引起了他的立場的變化，胡克由一個積極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變成了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自由戰士”。1947年，胡克在談到為何放棄馬克思主義時説到：“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我提出了一種對馬克思的解釋，它與關於他的基本學説的流行觀點和理解相沖突，……假如我對馬克思的意思的理解都是正確的話，那麼我也許將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大大超出了我的幽默感，因此我已經放棄用這個概念（指“馬克思主義”——引注）作為我的立場的描述性稱號。”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胡克思想的轉變正是由於他試圖用實用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當時流行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衝突，由這種衝突所引發的壓力使得胡克對自己的理論產生了懷疑，並最終放棄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者。而在五十年代麥卡錫時代，理論破滅後的胡克成為一個激進的左派主義者，成為反攻、反社會主義的“自由鬥士”，因而受到鄙視與聲討，最終被大多數學者所遺棄。

那麼，下面就來看看他是如何用實用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用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解來批判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形成衝突的。 ^[3] 

在《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一書序言的開始，胡克寫道：“這本為紀念卡爾·馬克思逝世五十週年而寫的書，對十九世紀一個卓越思想家的活動和思想，提供了一種解釋。……但是，我希望在這裏以充分的明確性提出的馬克思的主導思想，足以使讀者對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世界上所具有的意義和影響，有一個逼真地瞭解。 ”這一段悉尼·胡克對他寫這本書的目的的説明，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他的這本書是要談談他自己對於馬克思的思想的理解；然而作為杜威的得意弟子，他所説的解釋就是、也只能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解釋馬克思的思想，從而形成所謂的實用主義馬克思學。然而這種實用主義馬克思學無疑會與那些在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甚至包括恩格斯）的理論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因而，在這本書中，他對這些人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以考茨基、法希亭等人為代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和中派被胡克稱作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左派被他稱作是“修正主義（或改良主義）馬克思主義”，以索烈爾為代表的革命工團主義觀點被稱作是“工團主義馬克思主義”，而他則把列寧、盧森堡的觀點稱作是“迴歸馬克思思想的馬克思主義”。

胡克認為，前兩種馬克思主義雖然都可稱作是改良主義，但二者的表現手法卻有所不同。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表現手法是教條主義，而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則是打着反對教條主義的旗號推行改良主義的。革命工團主義被胡克當作是與馬克思思想有某種連續性但又以異端面目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與盧森堡的觀點被胡克認為是向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和靈魂迴歸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它恢復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和能動性。

胡克從社會主義學説、哲學、經濟學三個方面對正統派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批判。在社會主義學説方面，胡克認為正統派把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是人的一種革命性選擇的觀點歪曲為資本主義將會不可避免地為共產主義所代替的宿命論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他認為，馬克思在論及共產主義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實際含義是：共產主義是人類在生存與毀滅之間所作出的最明智的選擇。他説：“如果社會要繼續存在下去的話，共產主義制度就是為了要擺脱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絕境（儘管它有過剩的財富）提供的唯一出路。” 在哲學方面，正統派把人的感覺和思想當作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和複寫，他們用消極被動的感覺主義代替了馬克思所倡導、提倡的意識的能動性。他認為馬克思所主張的是所經驗的對象與能經驗的活動、狀態、客體與主體應該是不可分割的、相互關聯的整體，而一個觀念的正確與否不是看它是否與外部環境相符合，是否是對外部環境的反映，而是看它能否實現人的目標，滿足人的需求。在這裏，他在批判正統派的簡單的、機械的唯物主義的同時，還對恩格斯提出了看法：“他（恩格斯——作者注）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淺薄的公式，依據這個公式，感覺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和複寫，而沒有解釋：如果觀念只是一些反映，那麼，它們又怎樣可能有助於改造或革新事物。他不把感覺當作獲得認識的重要線索，而把認識同感覺等同起來，並把真理定義為這些感覺同外部世界的符合。” （有關悉尼·胡克對恩格斯的批判，本文將在下一部分展開討論。）在經濟學方面，胡克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並不是經濟科學，而是指導西歐無產階級的革命邏輯，不是揭示人類社會的經濟規律，而是為了啓迪和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覺悟。他還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勞動力、剩餘價值等等一系列理論都不是要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必將滅亡的“無能”，而是要激勵西歐無產階級為自身的利益去革命、戰鬥。胡克説：“如果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是值得為之而戰鬥的話，那麼，勞動價值論也是值得挽救的。 ”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之上，胡克對恩格斯關於馬克思政治經濟理論的解釋做出了批判，認為正是恩格斯使得“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構成一種以一般的科學理論為其例證的那類假定——推理體系，而不是革命批判方法的一種例證 ”這一觀念得到了流行。而正統派的領導人，正像胡克所説得那樣，“就樂於像修正馬克思的學説那樣去修正他（恩格斯——作者注）的學説 ”，出於政治的需要，對恩格斯的學説也進行了修改和歪曲，使得經濟活動變成了人的主觀意識的活動，把具有階級本質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説闡述成為了描述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方式的客觀科學，閹割了馬克思經濟學説的革命立場。

總之，在胡克看來，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既不根據馬克思，又不根據恩格斯的最終結論，而是機械地、教條地根據政治需要，用那些被恩格斯最終拋棄掉的側重點來僵化的形成自己的體系，從而走上改良的道路。

在胡克看來，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們對於正統派馬克思主義那種説一套、做一套的行進的批判是他們的理論在1918年之前成為了歐洲社會主義力量陣線中最強有力的趨勢，而且他們還非常誠實的解釋馬克思、恩格斯（胡克的原話是：“伯恩施坦的巨大優點在於其思想上的誠實性。他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清醒的年代裏所改他的映象——愛好和平的，善於分析的，獻身於社會改革事業，對革命的青年時代懷着激動的追念的戴單眼鏡的學者——來解釋他們。 ”）。然而伯恩施坦們為什麼會被胡克稱為修正主義者呢？胡克認為，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並不構成他對馬克思的背叛，而他用新康德主義的倫理社會主義來對抗科學社會主義則是他真正的成為修正主義的要害。

胡克認為，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雖然承認無產階級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運動、革命的核心目的，最終是為了社會主義者的需求、維護社會主義者的利益，雖然也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機械論，但是卻拋棄了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使自己成為一種社會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哲學的馬克思主義。他説：“伯恩施坦，作為啓蒙思想的一個闡釋者，他認為他的社會主義同伴們思想混亂，是由於他們假裝運用辯證法的緣故。……在馬克思的正統派信徒那一方，對馬克思的方法的鑑賞竟是這樣的生硬，以至在同伯恩施坦爭論時，他們只是圍繞着他的特定的結論，時常是圍繞着這些結論的措辭，而不是針對他的淺薄的理性主義，大發雷霆。 ”伯恩施坦為了對正統派的言行不一作出批判，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改良”（當然是為了適應自己對理論武器的需求而量身定做），用新康德主義的社會倫理學來代替科學社會主義，而這一理論也被伯恩施坦稱為“科學社會學”。“科學社會學”認為收入的增加對與工人來説更實惠，社會主義活動的參加者們更應該考慮彼岸而非此岸，並且它還承擔着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而它改變現狀、消除矛盾則是通過改良與合作。在胡克看來，伯恩施坦的這一理論其實就是他對馬克思思想的赤裸裸的背叛，他僅僅出於政治目的就歪曲的解釋馬克思思想（或使用一種不恰當的方式來解釋馬克思），而對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這一最具激情和煽動性的特點的拋棄，則是改良主義者們最失敗的地方。

以索烈爾為代表的革命工團主義，他們的理論和思想在胡克看來是與馬克思的思想有着一定的連續性的，但他們為了拒絕社會主義政黨的實際綱領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修正，甚至非常公開的無視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以一種異端的形態出現，他們為了把自己同修正的、右派的社會主義政黨區別開來，就創造了一個純粹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崇尚自發的、直接的經濟鬥爭；他們不進行任何政治活動，總是依靠總罷工這樣簡單的武器來取得權力。工團主義着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主張以工會聯合組織來取代國家；他們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並且拒絕接受任何革命理論指導。他們把政黨權利與工會活動絕對地對立起來；在胡克看來，工團主義最終失敗，遭到摒棄的真正原因是因為索烈爾用伯格森的哲學方式，解釋了馬克思和工團主義的理論，把它們變成了“神話”或“情緒”的衝動、激發和綿延，而正是用這種“神話”，索烈爾誘使工團主義四面樹敵，最終只能飛蛾撲火。工團主義雖然繼承和堅持了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但他們卻完全拋棄了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能動性，最終走上冒險主義的道路。胡克最後總結説：“工團主義運動是一個處於胚胎狀態的革命政策。因為它沒有覺察到它本身是什麼東西，它就瓦解了，而其革命的精力和熱情則被消耗殆盡。工團主義者至多隻能恐嚇國家，而不能夠征服國家。一個批評家把工團主義的特徵恰當的描寫為：‘狂怒的同時奔向一切方向的革命的無頭腦的騎士。’ ”

在胡克那裏，列寧和盧森堡的觀點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他們的理論被胡克認為是真正向着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和靈魂的迴歸，它恢復了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和能動性，它不但譴責以索烈爾為代表的工團主義者拒絕用議會活動為革命服務，譴責他們對暴力的拜物教；同時又嚴厲的批判了右派社會主義政黨的苟安的議會主義，批判他們對與非暴力的拜物教。

迴歸型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期待社會經濟的發展會自動導致社會主義、束手等待革命形勢出現的宿命論以及把改良作為社會主義運動全部目的的修正主義。他們認為當馬克思談到共產主義是“社會的必然性”的結果時，他所説的乃是整個社會必然性的合成結果，其中的一個條件是客觀經濟條件的發展，而另一個要素則是對一個革命階級的階級意志的要求。而列寧則更是認為，經濟發展只是產生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確立的奪取，“卻主要的取決於政治智慧、意志和組織。 ”更為重要的是，胡克認為列寧和盧森堡實際是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他們把理論變成了行動，具體説就是：他們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終極目標由一個虛構的社會經濟共同體轉變為奪取政權並建立工人階級專政；把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是人的選擇的思想轉變成為具體的奪權行動的綱領和策略。胡克認為這種轉變的後果是令人難以忘懷和意義深遠的，“它一舉而從那些相信補償政治的人的腳底下剷除了根子。 ”

雖然迴歸型馬克思主義者們迴歸並闡發甚至是推進了馬克思思想的精粹，但在胡克眼中，它仍與宿命論、機械論有這割之不斷的牽扯。盧森堡認為應該有一種更加民主地反映黨外羣眾要求的組織形式；她還輕視民族問題並認為革命專政中的工人不應與農民結盟，最為重要的是她認為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必將在世界範圍內壽終正寢；這些都顯示出她對機械的自發理論的過大的信賴。而在列寧那裏，雖然他否認資本主義會以任何這種機械的方式崩潰，但列寧卻忽略了他的政治能動主義和作為其基礎的物力論哲學同他的機械符合的認識論（胡克認為這是逐字逐句的仿效恩格斯）之間的不相容性。

上面簡要地談了胡克主要在《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一書中對馬克思之後的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批判，而這種批判究竟是對是錯，還是要再看了胡克自己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後再做評定。 ^[4] 

在這一部分，首先要履行上文的承諾，即對胡克有關恩格斯的批判進行討論，然後在此基礎之上（當然也包括前文胡克對正統派等馬克思主義流派的批判的論述的基礎之上），來考察他是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的。

首先，在胡克看來，正是恩格斯對馬克思思想的“不恰當的”解釋加劇了四種馬克思主義流派之間的對峙。他認為，恩格斯出於當時政治的需要，對馬克思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某種帶有特徵性的強調，而當時的國際工人運動各領導派別為了各自理論的實際需要（按照胡克的觀點，這種需要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為了成為馬克思思想真正的解釋者，真正的“傳人”；二是為了爭奪對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以有號召力的理論——當然馬克思的遺產是最明智的選擇，來領導國際工人運動。胡克説：“名字和象徵會在羣眾運動中帶來巨大的威信。……而當它們在舊的假面目和口號的裝扮下出現時，人們將更加易於接受它們。 ”），又對恩格斯的這種強調的某些側重點進行了派別色彩非常濃重的進一步闡釋，最終導致國際工人運動的分裂。正是因為恩格斯希望構建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學説三位一體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在《反杜林論》中用一元論的體系而不是從統一的方法論出發去實現自己的願望；正是因為恩格斯想要保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唯物主義性質，所以他竟然接受了費爾巴哈機械唯物論的淺薄的公式。胡克認為，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思想雖不像正統派所宣稱的那樣一致，但也不像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説得那樣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後起的恩格斯在革命的自覺性的引導之下，在關鍵時刻回到了馬克思這一邊，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拋棄了早先的感覺論，採用了明確的經驗主義的觀點；在論及歷史唯物主義的幾封重要的信件中，他糾正了經濟機械論的錯誤，強調了人的意識在核選擇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在恩格斯最後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導言》中，他着力弘揚了革命的偉大意義。然而恩格斯的轉變卻被正統派們視而不見，他們不但歪曲的解釋了馬克思的思想，而且還刪改、曲解恩格斯強調的側重點（而這些強調，恩格斯在後期已經放棄），僵化成系統的教條，誘發了改良主義的大氾濫，加速了第二國際的解體。

在《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一書中，我們不難看出字裏行間充斥着的胡克對於馬克思的崇敬之情，或許正是因為這一感情，使得他在對馬克思的合夥人、好朋友、思想的解釋者——恩格斯的批判保持在一個比較温和的範圍之內，或者説是可以讓任何人能夠接受的善意的批評。而將錯誤——當然是本質性的錯誤，統統算到了正統派等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頭上，使得他們在胡克那裏成為了馬克思思想的“背叛者”、自己的理論的“掘墓人”。

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前的胡克，對馬克思是非常推崇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説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在這本出版於1933年的書中，我們更可以明顯地體會到胡克的這種感情——對自己崇尚的理論進行捍衞（當然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由此不難看出他當時對於馬克思思想的忠實。然而與此同時，作為杜威的學生，胡克註定首先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然後才能是其他主義。但在胡克眼中，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似乎並不矛盾。杜威在某些時候所運用的歷史方法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可以相互補充、並行不悖；而杜威對哲學二元論根源的勞動分工式的分析，對人的超時空的目標的設定的反對，對哲學與社會環境密切關係的強調，對實踐本體論地位的重視，對理論與實踐不可分離思想的主張，都與馬克思的相關思想非常接近。

而在具體的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上，胡克是與盧卡其、柯爾施站在一邊的，將馬克思主義首先理解為一種指導革命實踐的價值理論，一種非常重視人的活動、人的參與的實踐理論。胡克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杜威的實用主義在基本出發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的需要、進化和活動”。杜威從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得到的啓示是：哲學以及人類的一切智力活動都來源於人類與環境的相互關係；而且人從來就不是世界的旁觀者，他一直都是一個直接參與謀劃、行動的當事人。胡克理解的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與杜威的實用主義出發點如出一轍，但和杜威不盡相同的是，馬克思的哲學更強調人的活動的革命性；確切地説，“它（指馬克思主義——作者注）並不是一種學士椅中的懷古哲學，而是一種社會行動的哲學；更加具體地説，它是一種社會革命的理論。 ”

在胡克看來，馬克思的後繼者們對馬克思哲學這一基本特徵的篡改，使得原本在馬克思那裏極其重要的“人的活動”——人的能動性成為了一種社會進步的可有可無的“多餘的附加物”。一個朝氣蓬勃的行動者綱領就這樣變成了坐在扶手椅中的“禿頭博士們”手中的講義。他説：“在他們闡釋的基本特徵中，都存在着一種明確的變化。馬克思主義不再被認為在本質上是社會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而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發展的科學了。官方的理論上的強調，包含有這樣的意思，那就是：與其説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創造歷史的方法，還不如説是在歷史已經被創造出來之後，理解它的一種方法。馬克思主義被看作是某種中性的和超越價值判斷的東西，就像山坡決定冰河運動一樣，馬克思主義決定了行動。在嚴格意義上説，它是客觀的和科學的。它的威力不僅建立在權利之上，而且建立在知識之上。 ”而這種歪曲的解釋的危害就在於：社會主義成了一種科學論證的產物，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歸宿，對於它的“一切反對和忠誠，都同樣是無足輕重的。” “對於馬克思所作的這種純客觀主義屆時，造成了這樣一種使人麻痹的理論。” 雖然早期胡克非常推崇馬克思，對他的理論體系有比較完整的自我理解，但並不是説他對馬克思是全盤接受的、毫無疑問的，相反的，由於當時邏輯實證主義的盛行，它非常不滿於馬克思哲學的模糊性，竭力倡導哲學的科學性。

在胡克這本《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出版時，正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時期，當時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正處於一個高潮的開始時期，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也都紛紛藉機提出自己的理論和綱領，希望取得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因此，他們的主張、理論以及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就會或多或少的沾染自身政治需求的目的性，而胡克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對他們展開了批判。通過上文對胡克相關批判的瞭解，我們不難看出，如果僅僅簡單的從理論層面來考察，那就無疑正如胡克所説得那樣，馬克思的繼任者們歪曲理解了他的思想，修正主義放棄了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改良主義則是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革命工團主義在胡克看來簡直就像一羣只懂暴力的“莽夫”，他們拋棄了人的政治能動性，而列寧和盧森堡雖然迴歸了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和精粹，但盧森堡犯了機械論、宿命主義的錯誤，而列寧在辯證法上則是追隨恩格斯接受了費爾巴哈機械唯物論的“淺薄的公式”。然而，如果我們從總體上來看，胡克在對當時馬克思的後繼者們的批判確實是走向了極端。他批判、否定了當時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理論，認為這些都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的理解，都是不恰當的。他急於提出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解，來證明自己的批判。

然而真的就像胡克所認為的那樣嗎？答案是否定的。他在批判的同時，本身也對馬克思思想作了反向的歪曲理解（對於首先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胡克，這一點可以説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在他看來，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似乎並不矛盾，可以一路同行，但這種相似從真正意義上來説充其量只是一種形似而非本質上的神似，而胡克卻理想的把這二者結合起來。試想，貌合神離的兩種理論會一起走得很遠嗎？我想這可能也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胡克開始放棄其理論的一個原因吧。下面，我們來具體的看一下它是如何完成這一粘貼過程的。

他用杜威的“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和多元歷史觀混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把社會歷史的發展更多的看作是人的主觀意志的決定和創造，而忽視或者可以説是無視客觀條件的決定性這一前提。他用杜威的工具主義混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反映論，把革命理論看做是實現人的目的、滿足人的需求的隨心所欲的手段，進而把捍衞和破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鬥爭看作是馬克思的後繼者們為了爭奪其精神遺產與革命控制權的鬥爭；把爭取社會主義與葬送社會主義的鬥爭説成是不同集團的生存鬥爭；把從右的和左的兩個方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無政府主義統統封為馬克思主義，混淆了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界限。

不難看出，胡克的實用主義馬克思學的理論相對還是比較粗糙的，是一個失敗的體系。但是，對於他這種在理論研究上的開創精神我們要給予肯定，畢竟，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佔了主流地位的各派別提出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批判，不但需要相當的理論作為基礎，還需要一定的信仰以及用起來作為動力。所以，在我看來，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前遊走於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胡克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哲學家。 ^[5] 

作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唯一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院教授，為什麼胡克會在四十年代後期放棄馬克思主義轉而對其進行批判，直到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時期對社會主義惡毒的攻擊，並最終被歷史所遺棄？其中原因何在呢？我認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個人性格原因。胡克出生在紐約這一繁華都市的一個貧困的猶太人家庭，社會的不公是她很早就有反抗的意識，但它除了書面的研究之外，從來就沒有過現實的行動，長此以往，使得他的性格逐漸變得懦弱。後來，通過自己的勤奮和努力，它取得了博士學位，成為了一位大學教授，經濟和社會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當自己所信仰、堅持的理論被社會主流所不容時，它選擇了放棄。我們不能因此就批判他，畢竟，對於一個從小貧困，而現在事業又有所成的性格軟弱的人來説，反抗意味着失去一切、是不能接受的，而妥協則是最好的選擇。

其次是社會政治的原因。胡克開始在美國宣揚馬克思主義，始於一戰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尤其是各派別對馬克思思想的自我運用，是胡克看到了其中所藴藏着的、開創自己的理論的機會。而它放棄馬克思主義，也有當時的社會政治原因在其中。四十年代後期，隨着二戰的結束，蘇聯於英美的盟國關係也走到了盡頭，而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的美國，是不能容忍蘇聯坐大的，所以當時在美國國內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強，再加上胡克本身就在三十年代開始對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批判，而在《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歷史中的英雄》這兩本書中，它更是尖鋭的批判蘇聯的斯大林體制。到五十年代，當麥卡錫主義盛行時，美國國內的雪抒懷井邊的極為惡劣，任何與社會主義國家有聯繫的人都會受到調查甚至是審訊，更別説是像胡克這樣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了。由於上文提到的性格原因，胡克選擇了妥協，他開始公開的參與麥卡錫主義者的活動，為他們攻擊社會主義提供理論武器，而這些，正是他後來成為被大多數學者所不齒的“變節者”的原因。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思想理論上的原因。正如我們在第三部分所分析的那樣，胡克試圖用實用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卻遭到了失敗，沒有能夠很好的構建起一個體系，因而他的解釋沒有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這導致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查，結果是：他發現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從恩格斯以後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有着嚴重的理論缺陷，它的主要部分——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沒有胡克原先以為的説服力。這也動搖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正如前文中引用他自的話那樣，他認為自己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即實用主義解釋）是一個幽默。隨後，他不但更加具體的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激烈指責，而且也對馬克思本人進行反思，指出其不足，試圖放棄馬克思主義，迴歸實用主義。他説：“是不是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就像這是不是‘馬克思的真正意思’的問題一樣，是不重要的 ”“這一派人的理論（指正統派馬克思主義——作者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忠實於馬克思本人的意旨，他的歷史意義並不重要。因為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佔優勢地位的理論傳統就是由他們來奠定的。 ”“為了心理上和歷史上的理由，也許有必要放棄‘馬克思主義’一詞，不用它來作為一種鑑定的名詞。 ”然而即便是他的思想發生如此之轉變，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胡克並沒有過多地、明顯地對馬克思本人進行指責，他矛頭所指的，正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

胡克是思想史上一位悲劇性的人物，作為杜威的得意弟子，他本可以在實用主義譜系中的重要位置寫下自己的名字，但他卻另闢蹊徑地用實用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而正是這一不成功的解釋，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眼中的反馬克思主義者，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主流哲學中的異類。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他轉變了思想，真正投入到反馬克思主義者的陣營當中，他的這一行徑，被賦予學術正義感的學者們所不齒，而他，則被打入歷史的垃圾堆，不被人們所重視。

然而，通過本文，我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我們在認識清楚了胡克的理論後，因該看到，儘管他用實用主義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顯得粗糙，儘管他在麥卡錫主義時代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但他用實用主義解釋馬克思主義無疑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創舉，他最先看到了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某種有關聯的東西，這為我們的理論學習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我們應該客觀地對他進行評價，公正地對待他的思想、學説。 ^[6] 

《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

胡克的這本書，比較典型地代表了當代西方哲學在辯證法觀方面的一種思潮，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去研究當代各種思潮，正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因為事情正如《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所指出的：“中國和世界已經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一方面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創造性地解決新問題。新時期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任務，就是要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研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的新情況、新經驗、新問題，探索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規律，同時要研究當代世界的新變化，研究當代各種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門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廣泛研究當代各種思潮，才能既避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僵死的教條的錯誤觀念，又避免盲目崇拜資產階級某些哲學和社會學説中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的錯誤觀念，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這種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起來，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主要適用於人類歷史和社會，它的原則主要表現為歷史意識和階級活動的邏輯，它是意識生活的哲學韻律，自然的客觀秩序只有當它隱含地涉及它制約着社會和歷史活動的方式時，才同辯證法有關。所以，這種思潮認為，馬克思本人從未談到過一種自然辯證法，因為將辯證法應用於自然的企圖，是同馬克思的自然主義出發點相矛盾的。而恩格斯關於自然過程是受辯證否定的支配的描述，則是把意識的要素當成了一切事物的一個普遍的特徵，從而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和科學的假設不相容的。不僅如此，胡克還認為，從歷史上和分析上説來，相信自然辯證法，這是從普羅提諾到黑格爾的每一種形而上學唯心主義體系的中心學説。

為了否定自然辯證法、否定辯證法的客觀實在性，這股思潮把抨擊的矛頭集中指向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學説。

它先是把辯證矛盾和邏輯矛盾混淆起來，否認矛盾的客觀實在性。例如，胡克在本書中説，自從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矛盾是命題或判斷或陳述，而不是事物或事件，這已經成為邏輯理論的一種老生常談了。而恩格斯認為矛盾是客觀地存在於自然界中的現實力量，則是把邏輯範疇看成是物質關係。

接着，它又離開了對立去把握同一，否認矛盾對立的普遍性和客觀實在性。胡克在書中認為，假如嚴格地應用兩極性的隱喻，那麼，把它擴展到每一種事物，就是最純粹的神話，因為如果從實質上來加以解釋，那麼，或者兩極對立僅僅表示自然界存在差別，那是正確的，可又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兩極對立完全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例如，磁石中的兩極對立的結構，就完全不同於陽性與陰性、算術上的加與減、遺傳與環境、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兩極對立的結構。胡克在這裏，顯然是藉口兩極對立在結構上的差異性，去否定兩極對立的普遍性。

隨後，這股思潮猛烈抨擊恩格斯所闡述的運動的矛盾性質。

恩格斯在談到運動的矛盾性質時，曾經説過，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

而胡克在書中，一方面説恩格斯的描述沒有揭示出形式上的矛盾，因為如果承認物體具有不同的部分，那麼，説它在同一時間內佔據兩個不同的地方，是完全正當的，而如果把不同的時間加以區分開來，那也不難承認一個物體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另一方面，又説恩格斯為他的主張提出的唯一論證，就是在很久以前由芝諾所提出的各種總的考慮中一個考慮的變種。胡克在這裏顯然是把恩格斯就一個運動着的物體整體所作的描述，變成對運動結果的描述了，然而這和恩格斯的原意卻是背道而馳的，因為胡克把運動所體現的不間斷性和間斷性的矛盾統一人為地割裂開來，抓住其問斷性加以絕對的誇大，否認其不間斷性，而恩格斯卻是從時間和空間的不間斷性和間斷性的矛盾統一中去把握事物運動，從事物的相對靜止和絕對運動的矛盾統一中去把握事物的運動的。

最後，這股思潮斷然否定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攻擊唯物辯證法的自己運動論是把邏輯觀念變成造物主，用內在神學代替超越神學，為此而要求根本拋棄辯證法這個用語，用科學方法取而代之。胡克在書中説，辯證的方法，只有在其被理解為科學方法的同義語時，才能聲稱有意義而具有正確性，而既然在傳統的公式中，辯證法為許多使人誤解的和錯誤的概念所困擾着，那麼，拋棄辯證法這個用語，就會更有助於清晰的思維……胡克的這個指責顯然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唯物辯證法堅持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堅持自己運動論，就是堅持自然界是按照自己固有規律運動着的客觀物質世界，而根本否認自然界有任何目的，根本否認自然界是按神的目的創造或按絕對觀念的內在目的運轉的，正因為這樣，它才同任何神學徹底劃清了界線。 至於胡克所提出來取代辯證法的“科學方法”，實際上只是一種誇大感覺、經驗的認識而忽視理性的認識的狹隘經驗主義，它是根本不能取代辯證法的。

過去有一個時期，我們在教學與研究中，往往採取孤立地閲讀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的方法，對於現代西方哲學中的種種思潮，對於它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挑戰和非難，常常是不聞不問。事實證明，這種方法，在效果上並不利於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反之，以馬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着研究當代世界的新變化，研究當代各種思潮，不是更有利於我們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更有利於我們回答現代西方哲學的挑戰，特別是更有利於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解決新問題嗎?!例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去閲讀和研究胡克的這本《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就顯然有助於我們通過對照、比較、分析和批判，加深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去推進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