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文德

十三世紀代表神學--哲學綜合體系最高水平的神學家、哲學家之一。他將柏拉圖傳統的奧古斯丁主義發展到頂峯，1257年任方濟各會會長，當時整個修會人數超過三萬，並且存在許多不同派別。文德注重學術運動，努力將神恩性的方濟運動導入正軌。1273年教宗額我略十世命文德為樞機，兼亞巴若總主教。1274年額我略十世召開第二次里昂公會議（第二次里昂大公會議） ^[6]  ，商討與希臘教會合一問題。文德是這次大公會議中最活躍、出力最多的人物，卻在會議進行中的7月15日患病逝世。1482年天主教將他榮列聖品，1588年晉封為教會聖師。天主教每年以7月15日作為他的紀念日。 ^{[2]  [7]} 

聖文德是一位令人難忘的短語大師，他認為哲學為人類打開了至少三條通往上帝的道路。他認為非智力物質生物是上帝的影子和痕跡(字面意思是足跡)，被理解為一個世界的終極原因，哲學理性可以證明它是在第一時間被創造出來的。他認為智慧生物是上帝的形象，是人類思想和意志的運作方式，引導我們走向被理解為知識的啓示者，恩典和美德的賜予者的上帝。通往上帝的最後一存條路是在之路，博納旺蒂爾將安瑟爾姆的論證與亞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圖的形而上學結合在一起，將上帝視為絕對完美的存在，其本質包含了它的存在，一個導致所有其他複合存在存在的絕對簡單的存在。下面第3、4和5節概述了這三種路徑。 ^[1] 

1257年2月2日聖文德被任命為方濟會會長。 ^[3]  教會任命的行為有效地把他的生活分成了兩部分，教會行政人員的負擔取代了學者的閒暇。人們認為他當時已經四十歲了（這是會長的最低年齡），他的出生日期為1217年。

聖文德出生在托斯卡納的巴尼奧雷焦舊城（白露裏治奧），原名喬瓦尼·迪·菲丹薩。他自己認為，他小時候在聖方濟各的干預下奇蹟般地痊癒了 ^[2]  ，聖方濟各於1226年10月3日去世後不久。“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被他的祈禱和功績從死亡的魔爪中救了出來。“聖文德並沒有急於加入方濟各會，而是在1235年作為一名外行被巴黎大學錄取，並在1243年左右一直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那時巴黎的神學課程包括七門文科，並輔之以一些亞里士多德哲學。偏重於“三重奏”——語法、修辭學和邏輯的語言藝術——的教學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限制，部分原因是1210年亞里士多德在巴黎的自然哲學著作被禁止。雖然一些哲學大師，如羅傑·培根和理查德·魯弗斯教授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但直到1252年成為文學碩士的要求僅列出了舊邏輯，新邏輯和靈魂論在亞里士多德哲學的作品中 ;亞里士多德的整個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作為畢業要求的最早記錄出現在1255年，在聖文德離開大學的兩年前。他的作品反映了這種教育;他是一位邏輯和修辭大師，在亞里士多德和伊斯蘭哲學文本上，他的閲讀深度不如同時代的多明我修士大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那。 ^[1] 

喬凡尼·迪·菲丹紮在1243/4採取了方濟各會的習慣，並使用“ Bonaventure”這個名字來慶祝他在弗朗西斯和海爾斯（Francis and Hales）領導下的“好運” ^{[1]  [3-4]} 

其神學作品有《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隆巴哲學思想註疏》《基督的神貧論》《純全的生活》《自言》《三條路》《教父彼得郎巴德名言集註釋》《聖經註釋》與《神學概要》等。 ^[5] 

其哲學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奧古斯丁影響，甚至可視為奧古斯丁主義者之一員。 ^{[3]  [7]} 

毫無例外，聖文德所寫的每一個哲學詞都包含在明確的宗教作品中——在講道、精神指導和神學作品中。他從來沒有像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存在與本質》(De ente et Essence)和《自然原理》(De princiis naturae)中那樣，對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的原理作過介紹，也沒有對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作過評論。二十世紀新托馬斯主義復興時期的評論家將聖文德與其他三位思想家進行比較: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和阿奎那。P. Mandonnet認為他沒有自己的哲學，只是一個奧古斯丁式的神學家，純粹而簡單，他的所有結論都依賴於信仰。吉爾森認為，聖文德在他的神學中發展了一種奧古斯丁哲學:“與聖文德一起，中世紀奧古斯丁主義的神秘合成完全形成，正如基督教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與聖托馬斯完全形成一樣。”範·斯汀伯根認為他的哲學是失敗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與他的奧古斯丁神學分離，而是為其服務。這些解釋完全捕捉聖文德的關係這三個哲學家或他自己的方法之間的關係原因,信仰和神學,因為他們暗中使用托馬斯主義模型作為亞里士多德哲學,其結果是聖文德的失敗源於他不是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托馬斯·阿奎那。 ^[1] 

聖文德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與大阿爾伯特和托馬斯截然不同。他覺得沒有必要詳細瞭解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作為一個學哲學的學生，他向他的老師學習，而不是從詳細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文本中學習，廣泛的亞里士多德哲學原則——範疇和先驗，原因和可預測，以及基本概念，如能力和行為，可能和必要-充分來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作為一個哲學家和神學家，他完全有能力運用這些借來的原則來得出自己的結論，他自己説，這些結論更多地取決於海利斯的亞歷山大，而不是任何哲學家:“因為我不打算提倡新的觀點，而打算重新編織共同的和認可的觀點。因此，聖文德並不是一個失敗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原因很簡單，他從來沒有試圖以多明我會的方式成為一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另一方面，雖然奧古斯丁顯然是聖文德最喜歡的神學權威，但確切地説，他並不是奧古斯丁派。即使聖文德得出了奧古斯丁式的結論，他也沒有采用奧古斯丁式的論點。事實上，一般來説，聖文德在他的哲學原理上是一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但在他的結論上卻不是。一個更好的方式來描述他的哲學結論和他得出這些結論的方式是，他的思想是方濟各會的靈感和聖文德的執行。 ^[1] 

在12世紀50年代，關於哲學、信仰和神學的緊迫問題是如何將神學確立為一門亞里士多德式的論證科學。大阿爾伯特在他對句子（1243–9）的評論中做到了這一點，聖文德（Bonaventure）在撰寫自己的評論時手頭上就擁有了。論證是因果知識，亞里士多德認為的科學是對某一有限學科的系統知識，通過利用與該學科相關的基本因果原則論證必要的結論而發展起來的。因此，神學的任務就是系統地發現並呈現《聖經》這類最缺乏系統的書籍所揭示的真理。 ^[1]  由於“科學”是因果知識，聖文德在他對第一卷的句子的評論中，把序言中的四個問題，作為他對整個神學“科學”的介紹，獻給它的四個原因——效率的、最終的、形式的和材料的。這些原因反過來闡明瞭哲學、信仰和神學之間的關係。 ^[1]  既然科學在知識者的頭腦中作為一種知識習慣而存在，任何神學書籍的有效原因都是作者寫的，就句子而言是彼得·隆巴德，就評論而言是聖文德本人。朗巴德不僅僅是抄寫員、編譯員或評論員;他是一個“作家”，聖文德本人也是。

當聖文德開始澄清神學的終結時，他明白亞里士多德已將以行動為目的的實用科學與以知識為目的的理論科學鮮明地區分開來。所以他問，神學是“為了沉思，還是為了我們成為善。”答案是，神學比任何哲學科學都更完美，因為它打破了亞里士多德二分法的界限。無論是理論知識還是實踐行為，都沒有到達道德生活的中心，那就是愛——既不是愛的“情”，也不是仁愛的神學美德。使頭腦準備好去做慈善的那種智力美德是一種“智慧”，它“將知識和情感結合在一起”。例如，“基督為我們而死的知識”，與幾何學家的知識或一般人的知識大不相同。因此，神學智慧既是“為了靜觀，也是為了我們的成善，但主要是為了我們的成善”，用基督徒的“愛”來活躍我們的知識和行為。 ^[1] 

產生“科學”的形式是它的“進行方法”。“現在，”目的給手段強加了必要性，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説，“為了切割，牙齒是鋒利的。”既然神學是“為了促進信仰而設計的”，它就採用了“論證或探究的方法”，這種方法最早是由亞里士多德發展起來的。神學將哲學方法與信仰的資料相結合，試圖“混淆信仰的敵人”，“使信仰軟弱的人更堅強”，“使信仰完整的人歡喜”。聖文德引用亞里士多德的“次交替科學”概念，將神學置於科學的層次之中。這位哲學家認識到，研究可見線條的光學是一門“次等”的科學，而研究線條本身的幾何學。神學也以同樣的方式依賴於聖經，因為聖經提供了某些值得相信的真理，但神學將同樣的真理“視為可理解的”。這樣，神學不同於它試圖理解的信仰，也不同於為我們提供信仰的聖經。 ^[1] 

把神學理解為一種“科學”，使信仰變得可理解，聖文德必須闡明它的物質原因。確定神學的物質原因與確定神學的主題是一樣的。在這一點上，大師們曾有過相當大的爭論。亞里士多德的“科學”都侷限於一個特定的屬，如“動物”、“靈魂”、“記憶”或“倫理學”。“甚至他的普遍形而上學科學也僅限於研究物質;它避開了其他類別。相比之下，神學跨越所有屬，包括上帝，他不被限制在任何屬內。博納旺蒂爾熟悉神學主題的許多描述:“事物和神蹟”，“贖罪的工作”，“基督的頭和成員”，“上帝”和“信仰的對象”(可信的)。為了闡明這些相互矛盾的答案，聖文德轉向了他的哲學研究。普里西安注意到這個語法問題有三種不同的意義。它的“詞根原則”意義上的主語是構成單詞的“字母”;作為“整體”的主題是“恰當而完整的演説”，作為“普遍的整體”的主題是“有意義的聲音，清晰而有序的聲音”。神學的主體有三個相互關聯的意義:“上帝”是主體的“原則”，“基督的首領和成員”是神學所研究的“整體”。但“主體”最重要的意義是“普遍的整體”。因此，“這本書的主題，恰當地説，”是“信仰的對象”，這是一個讓神學涵蓋所有現實和所有人們可以有宗教信仰的思想的主題。 ^[1] 

聖文德沒有明確地論述神學的原則。但他進一步澄清了其“主題”，以一種指向這些原則的方式。對於信仰，聖經增加了“權威”的概念，對於聖經啓示的信仰和權威，神學增加了“證據”。神學以信仰為前提，但在信仰問題上增加了理性的論證。因此，聖文德為他對神學主題的描述增加了一個生動的限定。神學的主體是信仰的對象，“只要可信的東西變成了可理解的東西，而這是通過推理而實現的。”通過這個簡潔的公式，聖文德在神學中既包括了由自然理性的論證所轉化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了由基於宗教啓示的論證所轉化的自然理性。如果是這樣，那麼神學必須有各種原則，使兩種論點都成為可能:從聖經和傳統中得出的信仰的基本真理，以及理性的基本真理。使所有這些基本真理具有神學意義的是它們的辯論功能。神學論點可以從啓示中得出，以揭示的真理為前提，也可以從理性中得出，以理性真理為前提。這兩種論點都是神學的，因為它們的用途。這樣，哲學推理在聖文德神學的領域內就有一個完整的位置。 ^[1] 

聖文德在他有爭議的關於三位一體的神秘問題的結構中展示了哲學推理如何在神學中起作用。每個問題都分為兩篇文章，第一篇用理性前提證明，第二篇用信仰前提證明。例如，在問題1中，上帝被理性地證明存在於哲學中，然後在哲學中被證明為三位一體的人，使用基於信仰和理性的論據。因此，神學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是將理性論證和以信仰為基礎的論證結合在一起而產生的理解。《論把藝術還原為神學》中也有同樣的推理模式。這裏的“還原”包括髮展類比，將思維從文科移到神學，然後再移回來。博納旺蒂爾用一種基於理性的主張與另一種基於啓示的主張相結合的方式來論證每一點，彷彿它們是神學大教堂的牆壁和支柱。因此，哲學推理是聖文德以信仰為基礎的神學的絕對組成部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