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忠恕

羅忠恕青少年時代在南充、閬中、成都等地求學，參加過五四運動。

1922年入成都華西大學深造，擔任學生會執行主席，曾經組織領導同學聲援1926年8月發生的萬縣慘案。

學習期間，生活樸素，勤奮好學。1931年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研究生院。獲哲學、心理學碩士學位。還以學業優異，榮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金鑰匙”獎。1931年至1937年，先後任華西大學哲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教務長、文學院長。

1937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中國和西方哲學。

1946年去歐美各國考察、講學；並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顧問。代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席哲學會和英國亞里斯多德學會，與英、美、法、荷蘭、比利時、丹麥、瑞典等國的大學教授研究學術問題。

1948年，美國韋里斯大學提出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聘請他任教，但他出於愛國熱忱，婉言謝絕，毅然返回祖國。回國後，再次擔任華西大學文學院長、哲學系主任。

建國後，羅忠恕仍從事高等學校教育工作。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他由華西大學轉到四川師範學院（現四川師範大學）任校部委員，外語系教授、及心理學、公共課教研室主任。還兼任四川心理學會理事、秘書長、顧問。

1977年因年高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立即在成都科技大學外語教研室、四川大學原子能所外文編譯室任教，協助培養外語教師、出國深造的科技和外事工作人員。繼後又受聘為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兼職教授，並承擔該所和校領導對外學術交流的函件及合作協定的翻譯任務，為完成教育部POI項目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0年三月，他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任民進四川省委員會顧問和成都市委聯絡員。

羅忠恕是一位在國內外具有一定影響的哲學、心理學學者，他熟悉英語、還懂法語、德語。對實驗心理學、希臘哲學、荀子哲學、哲學與現代教育等有較深研究。他在擔任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勤於著述。寫有較多的論文，曾先後在國內外報刊發表，重要的有《孟子的心理學思想》、《荀子的唯物主義心理學思想》、《英國的教育概況》、《中國古典心理學》、《中國古代的法家思想》、《道家哲學老子和莊子》、《王充及其評論》、《墨子與墨家哲學》、《孔子——中國古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中國傳統的人權思想》、《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孟子”、“荀子”條目。

他寫的《康德》一書，收入《萬有文庫》，受到國際友人的好評。重要譯著有《世界各國基本情況手冊》、《希臘哲學譯述》、《成都畫冊》、《中文譯英文》。

他在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工作期間，撰寫了《學習馬寅初新人口論的體會》、《中國人口思想概述》、《婚姻、家庭、生兒育女的心理學問題》、《怎樣提高我國人口質量》、《加強人口研究、普及人口教育、注意心理因素》等質量較高的論文，發表在歷年四川人口學會《論文集》上。

羅忠恕在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方面也有較大貢獻。他少年時代，就熱愛祖國幾千年來的燦爛文化。

出國期間，深感學習西方文化的重要，他認為“文化是推動社會前進，為人類謀福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能實現東西方文化交流，就更有助於人類的發展。”因此，1939年11月，在英國牛津大學倡議成立“中英大學文化合作委員會”，得到該校校長、院長、教授的熱情贊助。後來又在劍橋大學由李約瑟博士約他會見劍橋大學的校長、院長、教授多人，成立了“劍橋大學與中國大學合作委員會”。

1941年，他約請李約瑟博士來成都講學，併為李約瑟寫《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收購中國古籍數千冊。現在李約瑟已在劍橋大學修建了一箇中國科技史圖書館。

1942年與名教授蒙文通、顧頡剛、錢穆等人在成都組織“東西文化學社”，他被推選為社長。 ^[1]  任職期間，他約請國內學者張東蓀、馮友蘭、梁漱溟、邵子力諸人，以及國外學者泰戈爾、羅素、杜威、愛因斯坦參加“東西文化學社”，親自主持學術講座，交流東西文化。後又得到劉文輝的贊助，在成都華西后壩購置了學社社址，成立東西文化交流所。並以該地為中心，經常集會討論有關世界學術和文化交流問題。

1945年4月，在美國舊金山制訂聯合國憲章時，“東西文化學社”起草了有關聯合國文化交流意見書，提出教育、科學、文化合作規劃。意見書由我國代表團散發給出席該會的各國代表，其主要建議在聯合國憲章中都得到了體現。

建國後，黨和國家重視文化交流，羅忠恕有機會參加多種形式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他先後接待了來華訪問的加拿大一大學校長蘇維廉，加中友好協會會長雲從龍，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文幼章等人。交換了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大學教育課程設置和有關圖書儀器的意見；介紹了新中國的巨大變化，國家對退休人員的優厚待遇等情況。

1949年，他在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擔任教學及研究工作，有更多的機會接待外國來訪的學者，交流有關學術、教育、文化及人口問題的意見。1980年以來，美國哥伸學院每年均送二十二名在校學生到四川師範學院學習，他每年都為這些留華學生講中國古典哲學和心理學，深受歡迎。

1945年4月，在美國舊金山制訂聯合國憲章時，“東西文化學社”起草了有關聯合國文化交流意見書，提出教育、科學、文化合作規劃。意見書由我國代表團散發給出席該會的各國代表，其主要建議在聯合國憲章中都得到了體現。羅忠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不必言説。 ^[1] 

1947年5月28日，羅忠恕在李約瑟博士的陪同下前往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赫胥黎聘請他擔任該組織的哲學顧問。在這期間，羅忠恕以題為《中國傳統中的人權思想》的論文，向全世界發佈了一箇中國教授的人權觀。文章是用英文寫成的，羅忠恕的女兒、四川大學教授羅義藴摘譯過其中一段，其文如下：“生存權與環境保護有着密切關係。物質資源不能浪費，每一個人從社會中取走需要的東西時也要對社會作出貢獻，不能以懶惰來侵佔別人的勞動。自我表現權實際上是自立、自尊。每一個人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社會進步靠每一個人的表現。而享受權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社會和內心的。內心世界的平靜，工作與閒暇的合理分配，文化、美學、宗教、求知都要得到滿足。宗教與宗教之間要提倡容忍，對無神論者也要有容忍精神。”該文1949年被收入聯合國《人權論集》。 ^[1] 

1947年12月16日，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級研究生主任邀請羅忠恕於當日上午到研究所與世界科學巨人愛因斯坦會晤。 ^[2]  羅忠恕寫了兩篇回憶文章，兩篇文章均講述了羅忠恕與愛因斯坦談話的具體內容，涉及科學應為人類造福、善與惡等話題。其中，《與愛因斯坦先生的談話》一文1948年載於《觀察》第3期第20卷。羅忠恕在文章回憶説，愛因斯坦先生和祥的容顏、謙恭的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談話整整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臨別時，羅忠恕還和愛因斯坦合影，作為紀念。 ^[3] 

羅忠恕於1979年3月22日在《成都日報》上發表文章《憶與愛因斯坦的一次會晤》。 ^[2] 

羅忠恕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遭受殘酷迫害，但卻堅信黨總有一天能把問題弄清楚，重登講台。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給他落實了政策，他心情愉快，多次表示要在有限的晚年，為黨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六十週年的時刻，他在民進刊物上發表了《黨，我的母親》詩作，向黨傾訴了自己的一生，表明了自己生命不息，奮鬥不止決心。

羅忠恕不為名，不圖利。退休後在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等校任教，全盡義務，不計報酬。一九八〇年還捐贈現金一千元辦學。他治學勤奮、嚴謹，曾榮獲四川省優秀科技論文獎、四川省科技協會先進工作者獎、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敬佩。

羅忠恕在病中仍然勤奮工作，眼睛幾乎失明，還拿着放大鏡逐字逐句搞翻譯，直到病危通知書已送到家裏，他還在寫，不停地寫……，實現他生前的誓言：“我要一直工作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