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地帶

為編制地區國民經濟長期發展規劃，制定國土開發與整治規劃、地區佈局和地區經濟發展政策服務。劃分經濟地帶為世界許多國家所採用。如蘇聯將全國分為東部（包括西伯利亞和遠東區）、西部（蘇聯歐洲部分和烏拉爾區）和東南部（中亞和哈薩克區）三大經濟地帶。中國“七五”計劃（1986～1990年）提出，按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結合的原則，將全國劃分為三大經濟地帶，即：東部沿海地帶（包括遼寧、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12個省、市、自治區），中部地帶（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內蒙古、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9個省、自治區），西部地帶（包括重慶、四川、雲南、貴州、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並提出“七五”期間至90年代，要加速東部沿海地帶經濟、技術的發展，同時把能源、原材料的開發和建設重點放到中部地帶，積極做好開發西部地帶的準備這一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中國第七個五年計劃時期，主要是根據地理位置、經濟建設條件和現實的經濟技術水平，所存在的地區差異等，將全國劃分為三大經濟地帶。三大經濟地帶的劃分，可以充分發揮各帶優勢，進行科學地域分工，實現各部門、各地區、各層次的生產佈局的有機聯繫，求得整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使各地明確各自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和經濟技術特點，便於國家對各地經濟規劃進行分類指導；可以推動橫向經濟聯繫，促進地區分工合作、聯繫，利於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各地共同繁榮。

東部沿海地帶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12個省、市、自治區。本帶地處我國地勢的第三階梯上，面向海洋，背靠大陸，地表平坦，氣候温和，雨量充沛，人口密集，交通方便，歷史開發較早，技術條件較好，宜於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經濟帶。本帶經濟發展主要是加強傳統工業和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大力開拓新興產業，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檔消費品工業，使產品向高、精、尖、新方向發展，加快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開發區的建設。限制耗能高、用料多、運量大、“三廢”污染嚴重的產業和產品的發展，逐步把一般產品轉移到能源、原材料資源充裕的地區生產。使這一地帶逐步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基地，培養和向全國輸送高級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基地，向全國傳送新技術、提供諮詢和信息的基地。促進和幫助中部和西部地帶的發展。

中部地帶包括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個省、區。本帶地處我國內陸腹地，位於東部沿海經濟帶和西部經濟帶之間。因此，本帶最大的特點是過渡型的經濟帶。從總的方面看比西部地帶基礎好，但不如東部沿海地帶。中部地帶資源比較豐富，煤、石油、銅、鋁、鉛、鋅、鎢、銻等多種礦產的探明儲量佔全國重要地位。水能和森林資源也很豐富，很多工業部門，特別是原材料生產在全國佔有突出地位。經濟基礎比較雄厚，交通運輸比較發達，科技力量比較強，歷史開發比較早，傳遞信息比較快。本帶經濟發展主要是加快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建設，發揮全國性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的作用，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城市和地區，積極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農業，促進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穩定增長。大力發展同東部、西部地帶的橫向經濟聯繫。有計劃地接收從東部地帶轉移過來的消耗能源、原材料多的產業和產品，積極扶持地方採礦業發展，加強自西向東的運輸通道建設，使之成為推動我國經濟佈局由東向西逐步轉移的重要紐帶。

西部地帶包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重慶、四川、雲南、貴州、西藏10個省、自治區。本帶地處我國的西部，深入內陸，地勢較高，地域遼闊，人口較少。從總的方面看，自然資源最豐富，而經濟基礎、科技力量、交通運輸等條件都不如東部和中部地帶。本帶經濟發展主要是大力發展農林牧業，穩定糧食生產，加強草原、牧區建設，種樹種草，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畜牧業。加快發展交通運輸，對現有鐵路幹線的電氣化改造，建設與中部、東部沿海地帶聯繫的鐵路幹線，大力抓好公路建設，在地廣人稀的地區發展地方民用航空事業。加強地質普查和勘探工作，有步驟有重點的開發能源、礦產資源，因地制宜地發展加工工業。在經濟技術基礎比較好的城市和地區，積極對現有企業進行改造，提高技術水平。大力做好人才培養工作。加強與東部、中部地帶的合作與聯合，加強西部地帶內部各地區之間的橫向交流。加快陸地邊境口岸建設，積極發展邊境與對外貿易。國家對西部地帶繼續實行“六五”計劃時的各項優惠政策，做好各項基礎設施，為今後大規模經濟建設作好前期的準備工作。

報告主編、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在發佈會上説，

世界上已形成六大城市羣，其中兩個在美國，分別是以紐約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羣和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區城市羣；日本、英國、法國則分別擁有以東京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羣、以倫敦為中心的城市羣、以巴黎為中心的歐洲西北部城市羣。

倪鵬飛説，排在第六位的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羣，它在經濟規模、城市化水平等方面與上述五大城市羣存在一定差距。

他認為，建設滬蘇浙皖長三角超級經濟區，將能充分整合區域資源，揚長避短，帶動中國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1982年，國務院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形成了長三角的最早雛形，當時只包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10個城市。後來，隨着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長三角的區域範圍持續擴展，截至2013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的會員城市擴充至30個，範圍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全境以及安徽省的合肥、蕪湖等。

出爐的報告指出，從空間維度來看，隨着城市數量的增多和空間範圍的擴大，長三角在六年後將形成以上海為中心，北至連雲港、徐州，西至安慶、六安，南至温州、麗水，包括滬蘇浙皖40個城市的超級經濟區。據估計，滬蘇浙皖一市三省的人口達到兩億，地域面積34萬平方公里。

若從時間維度看，長三角以上海為中心的“兩小時經濟圈”的空間範圍不斷擴大，到了2020年將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全境，以及安徽除亳州以外的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屆時，所有城市與上海之間的最短往返通勤時間將控制在四小時內，能實現當日工作往返。

報告認為，若中國政府能順應上述客觀趨勢，因勢利導，克服在戰略規劃、空間佈局、體制機制、公共治理、產業體系、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促進滬蘇浙皖這一超級經濟區的建設，對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將有重大戰略意義。

為此，倪鵬飛建議政府修改長三角的規劃，將安徽也納入其中。具體而言，就是形成以大上海為中心的扇形結構，在江北的南通建成“江北上海”，並打造兩岸對稱的超級中心及“兩岸一島”的大上海格局。

此外，未來的南北長三角應該是對稱的，可分別將南通、揚州、泰州、連雲港建成江北的上海、蘇州、無錫、寧波，形成多對“雙子城”。至於西三角，可將以南京為中心的南京城市羣和合肥、蕪湖為中心的江淮城市羣融合。

倪鵬飛也認為，建設超級經濟區不應由政府主導，而應該以“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各方參與”的開放模式展開。 ^[1] 

由經濟波動曲線之間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各個地帶之間的波動呈現出極大的相似性，波峯、波谷、上升或下降的區間所對應的時間段幾乎一致。這主要是因為：（1）中國經濟並沒有如預想的那樣在不同的地帶間依據資源優勢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所以當衝擊來臨時，各地帶對沖擊的反應沒有大的差別。這一結果是與中國宏觀產業佈局的初衷相違背的。中國在產業佈局的伊始，就是希望通過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構築與各地帶相適應的產業結構，以實現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由於國有經濟佔據優勢以及政府對經濟的較多幹預，中國的產業結構並沒有體現產業政策的初衷，產業重構化嚴重，這使得中國總體經濟波動與各地帶波動間並沒有因為產業結構的差異而對沖擊表現出不同的波動特性。（2）政府部門的干預對我國大震幅經濟波動的產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隨着中國宏觀調控措施的逐步完善，以及宏觀調控經驗的增多，政府的調控將會逐漸變成熨平而不是引致經濟波動。

在中國的三大地帶中，中部地帶的經濟波動對中國總體經濟波動的影響最大，東部地帶次之，西部地帶的經濟波動對總體經濟波動的影響很小，達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 （1）東、中部地帶“熱”“冷”差異很大,對宏觀調控的承受能力及反應能力也存在很大差異。儘管中國政府針對不同的地區實施了差別性的宏觀調控措施，但承受能力的差異使得中部地帶對政府宏觀政策的反應要明顯大於東部地帶。中部地帶國有經濟比重相對較高，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低，企業融資主要依賴國有銀行，不利衝擊對中部企業的影響遠比對東部企業大得多。東部企業的市場融資渠道多，在緊縮情況下企業融資的調整能力較強。中部企業基本依賴國家資金,一遇緊縮便易發生資金斷檔、生產經營難以為繼。當宏觀緊縮剛使東部經濟從過熱狀態冷卻下來的時候，中部經濟卻已從正常增長陷入停滯衰退；而調控措施一放鬆，又會出現東部經濟再度趨熱及通貨膨脹進一步蔓延。宏觀調控緊不得，松不得，可調整的空間很小。宏觀緊縮常常未達到預期效果便中途放鬆，有時不是出於兼顧經濟適度增長的考慮，而是迫於中部企業經營危機的壓力。宏觀調控在這種情況下放棄緊縮，不是“軟着陸”過程中“緊”“松”搭配的主動調整，而是地區貧富差異及“熱”“冷”差異壓力下的被迫應急措施。因此，儘管東部地帶經濟總量在中國經濟總量中所佔份額巨大（1978－2004年東部地帶GDP在中國GDP總量中所佔的平均份額為54.9%），但其對總體經濟波動的影響卻小於中部地帶。

西部地帶在中國經濟總量中所佔的份額很小，且第一產業所佔的比例很大。1978－2004年，我國經濟總量按照地帶來劃分，平均來説西部佔18%，中部佔27%，東部佔54.9%，西部地帶所佔的份額大大小於中東部地帶；在產業結構方面，西部地帶的第一產業比例比東部地帶高8.5%，比中部地帶高1.27%，而相對於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來説，第一產業對經濟的衝擊更缺乏敏感性。這是中國西部地帶經濟波動對總體經濟波動的影響可以忽略的重要原因。

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還要不斷地深化。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消除影響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體制性障礙。一方面，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並使民營企業健康發展，使政府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所進行的宏觀調控具有較好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要不斷推進政府自身改革，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同時，通過深化改革，使宏觀調控規範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麼情況下轉化宏觀調控方向，在什麼情況下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在什麼情況下采取什麼相應的調控措施，以及在規範市場準入和強化市場監督等方面，都應該建立和健全明確的政策法規，同時增加宏觀調控的透明度，使社會各方面都能有一個正確的預期，從而產生較好的調控效果。

抓住經濟回升的有利時機，加速經濟結構形成機制的轉變，通過市場機制培育、建立體現地帶優勢的產業結構。政府可以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並與其他各項政策更好地配套結合，使政府投資能夠帶動社會尤其是民間投資，以保持經濟的平穩回升。加速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包括：一方面要加強法制、税務、工商管理、交通、通訊設施的建設，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建立健全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機制，積極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實行“差別性”宏觀調控政策，對不同的地帶要根據其波動特性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同時要確保政策措施有效地實施。中部地帶儘管在經濟總量中所佔的比例不大，但其波動卻是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力量。要實現我國經濟波動在高位的平滑化，除了要加強中西部地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外，還要對西、中、東三大地帶採取不同的宏觀調控措施和政策實施力度。比如説，由於東部地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融資手段較為齊全，所以對東部地帶要以經濟的穩定發展為主，儘量減小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而中西部地帶則由於在各方面相對落後，所以有必要加大調控力度，同時確保政策措施的有效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