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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頂商人

(兼具公務員和商人角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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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頂商人”即“官商”,“紅頂商人”通俗點講就是政府裏的官員,同時再以商人的身份出現,兼具公務員和商人兩個角色的人,亦即“官商”。後來“紅頂商人”被用來指稱在官場和商場兩面得意者;在當代,“紅頂商人”一詞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員身份,但與政府高層關係良好,能夠影響政府政策的企業界人士。
説法來源於清代官帽的特有款式,典型代表人物是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巖。同名電視劇《紅頂商人胡雪巖》亦是根據胡雪巖人生經歷拍攝而成。
中文名
紅頂商人
外文名
Red merchant
來    源
中國清代
涵    義
泛指有政府背景的商人

目錄

紅頂商人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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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末著名徽商胡光墉(字雪巖)的別稱。胡光墉因捐輸及輔佐陝甘總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賞封布政使銜,從二品文官頂戴用珊瑚,賞穿黃馬褂。人稱"紅頂商人"。當代台灣著名作家高陽發表有《紅頂商人》長篇歷史小説,描寫胡光墉一生的興衰史,使胡光墉"紅頂商人"的雅號家喻户曉。參見[胡光墉],也有將"紅頂商人"泛稱所有亦賈亦儒,帶紅頂帶的徽商大賈。

紅頂商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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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頂商人王熾

王熾(1836~1903),字興齋,男,漢族,彌勒縣虹溪人。 中國封建社會位居一品的紅頂商人。民間稱為“錢王”
王熾青年時鬥毆殺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來往川滇互貿。隨後又與席茂之在昆明合資開設“同慶豐”商號。數年經營,成為滇中富商。英國《泰晤士報》曾對百年來世界最富有的人進行統計,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熾。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國人。中國封建社會位居一品的紅頂商人。民間稱為“錢王”。
王熾“幼而穎異”,但由於父兄早逝,家計甚窘,少年的王熾不得不放棄讀書,拿着母親變賣首飾和衣物湊得的20兩銀子,出門學做生意。他從家鄉彌勒虹溪購土布挑到竹園、盤溪販賣,又把那裏的紅糖購回銷售。憑着勤勞和機敏,王熾不久就積攢得百多兩銀子。於是,他擴大經營範圍,組織馬幫,往返販運土雜百貨於臨安(今建水)府屬各縣和瀘西、師宗、丘北之間。及至王熾20歲時,他已在滇南一帶小有名氣。
清同治初,王熾避禍重慶。見重慶商業繁盛,又居水陸交通要衝,宜在此設莊貿易,於是,租得臨街房屋一間,正式掛出“天順祥”商號。王熾成為清末鉅商的歷程,有着無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色彩,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勇於拼搏創新,是王熾能夠在眾多經商者中脱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因素。
王熾死後歸葬故里,墓地選在連綿千里的烏蒙山這條巨龍的上嘴唇上,氣勢超過昆明園通山上的雲南都督唐繼堯墓。

紅頂商人胡雪巖

清末著名徽商胡光墉(即胡雪巖)就是紅頂商人中典型的一個。胡光墉因捐輸和佐輔陝甘總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賞封布政使銜、從二品文官頂戴用珊瑚,賞穿黃馬褂。人稱“紅頂商人”。
胡雪巖生平簡介  胡雪巖“從一個錢莊小夥計到中國最大的官商”,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其傳奇並沒有多少神秘,説穿了不過是“尋租”二字。太平天國後期,左宗棠率軍進剿浙江,胡雪巖通過關係謀得一個拜見左宗棠的機會,他帶去的見面禮便是十萬兩現銀,“報效軍中”。 此類“尋租租金”最終為他贏得了多大的實際利潤? 左宗棠新疆平亂時期因軍餉不繼,委託胡雪巖在上海為他籌借洋款、購買軍械,胡經手六筆,借款總額一千七百萬兩,利息累計達八百萬兩,僅此一事,他個人就從中淨賺約二百萬兩銀子。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在《使西日記》中,依據來自洋人的材料,對挖國家牆角的胡雪巖直斥為“奸商”: “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釐,而胡道(時胡為布政使銜在籍候補道)報一分五釐。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資財,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而復委任之,良可慨已!”
因資助收復新疆有功,左宗棠親自向朝廷保薦胡雪巖,賞穿黃馬褂、賜紅頂戴。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巖一人,故他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然而,胡雪巖顯赫一時,但結局並不那麼美妙。左宗棠的死對頭李鴻章對胡雪巖很不喜歡。得到李鴻章支持的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懷對胡雪巖大肆傾軋,設計謀擠兑搞垮胡雪巖的錢莊,又使他的生絲生意破產。破產後的胡雪巖被查抄革職,失去了紅頂,很快憂憤而死。

紅頂商人盛宣懷

相較胡雪巖,盛宣懷的事業辦得更加轟轟烈烈。他先後幫助李鴻章、張之洞“佐理”洋務,獲實授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高級官銜,幾乎總攬了關係中國經濟命脈的多家洋務企業,被喻為“一隻手撈十六顆明珠”。其可圈可點的業績有: 有感於“中國官商久不聯絡,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夫籌國計必先顧商情”,建立了官督商辦的招商局;1879年成立中國第一個電報局;1896年接辦漢陽鐵廠;1897年策劃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通商銀行;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1911年,策劃“鐵路收歸國有”,引發保路風潮,終致辛亥革命爆發。盛宣懷先遭清廷“著即革職,永不敍用”的處分,後遭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抄沒家產,一生寫盡中國近世商人與政治力量相結合的無奈。
1886年底, 盛宣懷在給李鴻章所上的稟帖中,向李鴻章明確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如此,“百年之 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他認為,“職道每念及督撫姓名得傳後世者有幾人哉?遑論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看出盛宣懷是有志於當一個商人的,他認為即使官做到督撫,姓名得以流傳後世者也沒有幾人,因而“做官不及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