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一方面軍東征

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甘蘇區的前後，全國形勢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日本對華的侵略，步步加緊。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在得到國民政府同意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賢二達成了《秦土協定》《秦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日本特務潛入中國察哈爾省內偷繪地圖，被駐軍扣留後釋放。日本以此為藉口，進行武力威脅。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本壓力，不僅撤掉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之職，而且同意察省代主席秦德純與日本關東軍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其主要內容是： 由昌平到張北一線以北的中國軍隊退至察省西南部，解散一切排日的機構，由日本同意的部隊維持察北部治安等。，把察哈爾省北部地區的大部分控制權送於日本。7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經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衞批准，又與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覆函形式達成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後不久，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的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日本以天津親日報社社長被暗殺為藉口，從東北調遣日軍入關，以武力相威脅。1935年6月9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出侵犯中國主權的“覺書”，限三日答覆。經何與日方秘密會商後，於7月6日覆函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諾日方的無理要求，通稱《何梅協定》。其主要內容為： 國民黨政府取消在河北的黨政機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撤換包括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在內的一切日本指定的中國官員，禁止一切抗日活動等。，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送給日本。

日本人不費一槍一彈就取得了中國大片領土的控制權，滅亡中國的兇焰更加囂張起來。特別是日本積極策劃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使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髮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愛國運動，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對華北自治”等口號，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12月10日，北平各校實行總罷課。16日，學生與市民一起集會，反對成立冀察委員會。北平學生的一二·九愛國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天津、上海、南京、武漢、杭州、西安、廣州、濟南、太原等各大城市的愛國學生、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工人、羣眾紛紛響應，形成了全國抗日救亡的高潮。在日本擴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國共兩黨的政策、策略也開始不同程度地發生了一些變化。

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一向是堅決主張抗日的。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就明確表示堅決反對日本侵略，反對國民政府的屈服妥協政策，並組織全國反日的民眾運動和在東北開展抗日遊擊戰爭。至1933年初，中共領導的抗日遊擊隊已成為東北的主要抗日武裝力量。

1935年8月1日，為反對日本侵略華北，中央紅軍還在長征路上，中共中央就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這個宣言，突破了“左”傾關門主義的束縛和影響，開始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主要表現在： 1. 宣言不再強調帝國主義各國瓜分中國的危機，沒有“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而是突出了中日矛盾，指出“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要“與一切對中國民眾抗日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2. 宣言提出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擔當抗日救國的重任，“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3. 宣言“呼籲各黨派、軍隊和各界同胞，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不同，均應停止內戰，建立廣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很明顯，這是已把抗日救國看作是當前高於一切的主要任務，而把解決國內階級矛盾問題降至次要地位。

在日本加緊侵華、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的情況下，國民黨內部也發生了變化，不僅主張抗日的人士增多，要求抗日的呼聲增高，就連一些國民黨右派如張繼、鄒魯、胡漢民等，也一反常態，表達了與蔣介石不同的態度。他們同聲疾呼：“與其亡於日，毋寧亡於赤”，“寧願掛紅旗，不願掛白旗”。《救國時報》第十三、第十四期合刊。有的甚至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態度進行諷辱。何香凝就曾送蔣一條羅裙，附詩一首：“枉自稱男兒，甘受敵人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輩婦女們，願往沙場死；併為巾幗裳，換你征衣去。”尚明軒： 《何香凝》，載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第二卷，第73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緊接着，曾參加辛亥革命的國民黨老將軍續範亭，於1935年12月26日，在中山陵哭祭孫中山後，剖腹自殺，留下《哭陵》詩一首：“謁陵我心悲，哭陵我無淚；瞻拜總理陵，寸寸肝腸碎。戰死無將軍，可恥此為最；靦顏事仇敵，瓦全安足貴。”田為本： 《續範亭》，載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第二卷，第85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這一切都使蔣介石羞愧萬分。

其實，蔣介石對日本的步步緊逼，也已感到難堪。他在1935年6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倭寇要求我河北黨部去消，中央軍隊撤離河北，免冀於（于學忠）察宋（宋哲元）二主席之職，並派飛機任意偵察監視我軍撤退之行動，十八日且飛到濟南、徐州縱橫盤旋威脅。嗚呼！國勢至此何以為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若不圖自立，復有何顏立於天地之間。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33—13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9月間，對於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蔣介石表示：“中國對於日本的妥協讓步，畢竟有一定的限度。”《中央週報》第378期，轉引自張明楚等《在歷史的漩流中》，第10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在19日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説：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國家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 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

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③《大公報》西安分館編： 《領袖抗戰建國文獻全集》，第99頁，1939年印。這反映他尚未放棄對日妥協的思想。但他還説： 這種忍耐是“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以互惠平等為原則”，“否則即當聽命於黨國，下最後決心”，對日一戰。③《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提法是：“在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如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程思遠主編： 《中國國民黨百年風雲錄·重要會議及文獻》下卷，第3613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這説明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在對日態度上，較過去的不抵抗主義已有了一些新的變化。

但是，蔣介石仍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於是出現了政策上的二重性： 一方面，從1935年下半年起，數次派人設法與共產黨人接觸，傳達希望與中共談判的信息，並在1935年12月派董健吾等進入陝北蘇區瓦窯堡，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並開始進行秘密談判；另一方面，卻仍堅持“剿共”。1935年10月1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此次入甘之匪，確數不上萬人，僅毛澤東所率之一、三兩軍團……應積極進剿，分頭出擊，節 節 截堵，必可殲滅。”秦孝儀主編：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409頁，台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印。就是因此，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所以在瓦窯堡會議的決議中，沒有放棄反蔣抗日的號召。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實現政治策略的轉變和制定軍事戰略方針，中共中央自1935年12月17日起，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為期近十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會議還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定指出，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總任務下，紅軍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根據這一方針，紅一方面軍的主要任務是向山西和綏遠發展，以打通抗日的路線和鞏固、擴大蘇區；紅二、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應在戰略上繼續牽制國民黨軍；長江南北的游擊隊應在民族戰爭的號召下努力恢復和發展游擊戰爭；並在一切省份，特別是日本佔領區和日本操縱下的所謂“自治區”發動和發展游擊戰爭。會議還充分肯定並重申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一切標誌着紅軍正從土地革命開始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

根據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1936年2月2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1.3萬人，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在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的率領下，開始東征作戰。

當晚發起渡河戰鬥，至21日，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從南起河口，北到溝口約50公里的地段同時渡過黃河，至23日，佔領了三交、留譽、義牒、塘馬各鎮，完全控制了各渡口。閻錫山為阻止紅軍的進攻，一面請求蔣介石派軍隊增援，一面從各地調集部隊，編為四個縱隊，於3月4日開始，分路向紅軍進行防堵和反擊。紅一方面軍決定以一部兵力鉗制其第一、第四縱隊，集中主力殲擊其第二、第三縱隊。3月10日，紅軍在石樓以南殲敵一部，在關上村將敵第二、第三縱隊擊潰，並殲其一個團，粉碎了閻錫山組織的第一次反擊。與此同時，留在黃河西岸的紅二十八軍，乘入陝晉軍東撤之機，進佔了宋家川、吳堡等地，收復了陝甘蘇區被敵佔領的部分地區。

蔣介石所派援晉的11個師，這時已開始陸續地進入山西。3月下旬，進入山西的國民黨中央軍，編為第五、第六、第七縱隊，陳誠任“剿共”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在晉各軍，圍攻紅一方面軍。4月12日，紅軍在師莊地區殲敵第六十六師1個團又1個炮兵營，俘敵團長以下官兵600多人。15日攻克吉縣，全殲守敵，俘敵300多人。紅二十八軍在進攻三交鎮戰鬥中，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

這時，各路敵軍從各個方面進攻紅軍，企圖壓迫紅一方面軍於黃河以東的狹小地區而加以殲滅。蔣介石還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進攻紅軍的戰略後方並封鎖黃河。為了保存抗日力量，同時防止內戰擴大，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中共中央決定適時結束東征。5月5日，紅軍全部撤回黃河以西地區。

東征戰役歷時75天，紅軍共消滅國民黨軍7個團，俘敵4000多人，並迫使“進剿”陝北紅軍的晉綏軍撤回山西，使陝北蘇區得以恢復和發展。同時，紅軍還擴充新戰士8000多人，在山西建立起一些抗日遊擊隊和游擊區，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東征期間，共產黨還對國民黨軍駐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部展開了統戰工作，達成了軍事行動上一定程度的諒解。

紅軍東征軍撤回河西的當天，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發出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指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為履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並“向南京政府當局諸公進言”，請“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第526—527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蔣介石無視中共的這一倡議，仍堅持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和紅軍。他調集16個師又3個旅，準備對陝甘蘇區發動進攻。當時的部署是： 中央軍和晉綏軍在蘇區的東、北方，東北軍和西北軍在蘇區的南方，馬鴻逵、馬鴻賓軍在蘇區西方。在包圍蘇區的國民黨軍中，反共堅決的蔣、閻軍是主力；東北軍、西北軍的領導人已同紅軍初步建立了秘密統戰關係，其廣大官兵傾向抗日，不願與紅軍打內戰；寧夏“兩馬”雖反共堅決，但防區大，兵力分散，比較而言，是薄弱部位。

為了保衞西北，鞏固和發展陝甘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紅軍，並求打通與蘇聯、蒙古的聯繫，中央軍委於5月18日決定以紅一方面軍主力1.3萬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進行西征，打擊“兩馬”部隊，創建陝甘寧三省邊境根據地，以其他紅軍鉗制蔣閻軍和策應西征。

5月20日前後，西方野戰軍分兩路西進。毛澤東於5月26日致電彭德懷，在執行西征任務時，“以不與東北軍正式作戰為原則，對馬鴻賓則堅決打擊之”軍事科學院編： 《毛澤東軍事年譜》，第131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月1日在曲子戰鬥中，迫敵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第一五旅旅長冶成章率其特務連150多人投降；2日，在馬家嶺附近擊潰敵第三十五師1個營；3日，全殲敵第三十五師6個步兵營、2個騎兵營，俘敵1100多人。至13日，西方野戰軍已佔領陝甘寧三省邊境的廣大地區。6月21日攻佔鹽池，全殲守軍馬鴻逵2個騎兵連和民團200餘人；27日攻佔豫旺（預旺）縣城，殲敵2個連，俘敵280多人。

戰鬥至7月底，西方野戰軍在兩個多月中，除殺傷大量敵人外，還俘獲人、槍各2000多，戰馬500多匹，並開闢了縱橫200餘公里的新根據地，組建了兩個騎兵團，發展了地方武裝。

紅一方面軍的東征之役，是黨史軍史分量頗重的一段史實，整個戰役從開始到結束，從戰役的決策和軍事特別是政治準備、實施前搶佔戰略要點、及時調整和有效實施的靈活策略等等各方面來説，目的明確、主題突出、措施得當、環環緊扣，堪稱現代政治史、軍事史和戰役戰鬥史的經典傑作。對於研究毛澤東政治思想、軍事戰略、政治技巧經歷長征後的變化與成熟，具有相當的價值。 一、東征建議的爭論

東征的構思和建議是由毛澤東提出的。

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時，與會人員對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的處境的認識基本一致——雖然已經在陝北建立起一塊穩固的立足點，不過也僅此而已。當時紅軍的力量還很弱，給養不足，地盤太小，急需擴充發展。在直羅鎮戰役後，部隊雖發展到有1萬多人，但與形勢發展的需要相關太大，亟待擴充兵員，而在當地招募兵員尚屬艱難；行政區劃雖建立了兩個省、兩個特區，還有六個軍區，表面上看可説地域廣闊，但實際上能夠穩固的蘇區面積仍然狹小；再加上人口稀少、土地貧瘠、糧食缺乏、經濟落後，且受國民黨軍的封鎖和圍困，不可能找到足夠的物質給養。因此，不利於紅軍長期在此堅持鬥爭。

大家對周邊形勢的分析雖然基本一致，都強調紅軍需要向外發展，不發展不能生存。但向哪個方向發展、何時去發展，卻有不同想法，提出了不同方案，領導人之間曾經有過一場爭論。一種意見認為應該北上寧夏、然後東進綏遠抗日前線；另一種意見是主張將戰略重點放在陝南；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目前紅軍剛剛到達陝北，不宜馬上向外發展，以鞏固一段時間為好。

彭德懷是反對毛澤東的東征建議的其中一員。老於軍旅生涯的彭德懷認為，要打仗，部隊就需要衣服、子彈和銀元；也需要物質給養，更需要補充兵員。毛澤東此時的地位已經相當鞏固了，彭德懷沒有敢再直接頂撞毛澤東，只是婉轉地提出了自己的憂慮：如果紅軍長驅直入山西，萬一陝西后方根據地被敵人佔領，黃河被切斷，紅軍將不能保證返回根據地該怎麼辦？這些問題，也是大家所擔心的常識性問題。彭德懷提醒毛澤東銘記長征時的艱難困苦和深刻教訓。毛澤東對彭德懷説：“你説保證？我什麼事也不能保證！”毛澤東宣佈親自領導東征，將黨和政府的後方工作留給周恩來、王稼祥和博古去幹。

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爭論，這個時期對形勢的客觀分析，較之以前攻打長沙等等戰役來説，明顯進了一大步。這個爭論也引發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相似條件下的貴州、四川無法站穩腳跟，而在陝北卻能順利立足並且能夠發動如此大規模和大膽創意的東征？

根據瓦窯堡會議作出的軍事決議，1936年1月17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具體討論紅軍的軍事行動問題。毛澤東進一步闡發了他在瓦窯堡會議上的觀點。此前他已經講過：目前全國形勢處在大變前夜，抗日運動高漲，有利於革命力量發展。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乏，這一特定環境決定了我們不能一般地採取以鞏固求發展的方針，應當以發展求，儘快擴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紅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東。打閻錫山有一個充分的理由，即他同日本人早訂有“共同防共”的密約。紅軍東渡黃河入晉，在政治上站得住。東征山西，還可以進一步向北轉進綏遠，或東進河北，開赴抗日前線，爭取直接對日作戰，把國內戰爭同抗日戰爭更好地結合起來，推動華北乃至全國抗日運動走向新的高潮；這樣還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國民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作戰，有利於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績。

毛澤東作了進一步分析，閻錫山雖然擁有10萬晉綏軍，但分佈很散、兵力不集中，與紅軍沒交過手，缺乏同紅軍作戰的經驗。進攻山西，威脅閻錫山老巢，可以迫使他調回入陝的晉綏軍，緩解對陝北蘇區的軍事威脅。此外，山西人多物豐，對於擴大紅軍、解決給養也十分有利。在1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要下極大決心到山西去，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基本軍事方針是穩打穩紮，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他在瓦窯堡會議上説的六個月後打到山西去的想法，在這時已經大大將其提前了。

上面這些是桌面上的理由。我們再來嘗試深入些研究。

從理論體系上説，一般史料所容易忽略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黨，用列寧的一句話説：共產主義革命意味着進攻。這是根本的問題之一。

更根本的是從政治現實的角度，東征的必要性在於：消除因張國燾的分裂在中央領導人、紅軍指戰員心中留下的陰影和疑慮，如果取得完全的勝利，則有望可以徹底肅清張國燾在中央的政治影響，強化毛澤東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權力。而張國燾在後來的政治競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軍事上的成敗對於黨內鬥爭的決定性影響，在戰爭年代尤其如此。這是毛、張政治上的成敗因素之一。

而持反對意見的彭德懷畢竟只是軍事上的將才，他更加無法準確理解毛澤東關於“只有通過發展才會達到鞏固”的觀點。

在一定意義上説，革命攻勢的發動不僅源自於道義的力量，而且有着各種實際的緣由。作為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毛澤東比軍事領導人的彭德懷具有更深邃的眼光：通過率領部隊在外成功作戰，倒能加強本人在黨內的權威。

瓦窯堡會議上雖然對東征建議有所爭論，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得到了順利通過，決議中已經基本明確了有些問題，會後已經在進行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準備工作。1月上旬已組建了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參謀長葉劍英、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參加東征的主力部隊有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紅二十八軍、紅三十軍。

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了中央領導人的分工：紅軍東征時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彭德懷、張浩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陝北由周恩來、博古、鄧發組成中央局，以周恩來為書記主持後方工作（實際上週還是隨軍東征了。4月上旬才與張聞天等一起返回陝北）。這次會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簽發《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各路紅軍奉命秘密集結。1月26日，毛澤東從瓦窯堡出發赴前線指揮東征。

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這個做法饒有意味。是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提醒起了作用，還是毛澤東從一開始的構思中就已經設計好的，目前無從考證。這種做法有幾個好處：一方面避免了毛在前線打死打活，而政治上後院生變失火斷了自己退路；另一方面也有隨時準備另闢根據地的含意。這是毛澤東極其高明的一手。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毛澤東經過長征的艱苦歷煉和數次鬥爭，以及與張國燾的反覆較量，政治技巧上已然爐火純青。

在毛澤東從瓦窯堡出發前，紅軍先頭部隊已悄然搶渡黃河，佔領了大部隊渡河的戰略據點，後續部隊繼續渡河並迅速展開。

2月上旬，毛澤東率紅軍東征總部機關到達清澗縣的袁家溝。1936年2月17日，紅軍總指揮部發布名為《東征宣言》的公開告示，莊嚴宣告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成立，“紅軍將東渡黃河抵抗日本侵略軍”。至宣言發表時，紅軍早已有15000人渡過黃河，深入山西。狡詐奸猾的閻錫山當然不會相信共產黨的這些堂皇口號，必定視紅軍的行動為對他地盤的侵犯。但紅軍的宣言卻對廣大民眾產生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2月18日，毛澤東、彭德懷發佈東征作戰命令。20日晚，東征紅軍其餘部隊在綏德、清澗等縣同時突破黃河天險。其後僅用了三、五天時間就控制了1800平方公里的地區，包圍了石樓縣城，消滅、擊潰晉綏軍5個團，繳獲槍枝800多，俘敵1200餘人。

先期出發的部隊偷渡黃河後，先來到山西中部的孝義，在那裏一分為三。這種戰術也可以視為後來的八路軍發展模式的前期試驗。

紅十五軍團向東北方向進擊，威逼山西省會太原。在閻錫山緊跟追擊時，調頭往晉西北移動，吸引敵軍但避免直接交戰，用的是調虎離山之計。“保存實力、避免損失”是東征的最重要、最基本原則，否則政治上必將由主動迅速轉化為被動。作為誘餌的紅十五軍團跑的路多，但所獲極少。此事後述。

毛澤東、彭德懷率連同總部人員在內，從清澗縣辛關過河到達石樓縣，並迅速召開了幹部會議。毛澤東指出：我們已進入閻錫山統治20多年的“白地”，要宣傳發動羣眾，開展“赤化、擴紅、籌款”三大任務。毛澤東隨後來到交口縣大麥郊，3月上旬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注意已經不是由張聞天主持而是由毛澤東本人主持了），分析渡河以來的時局變化，調整軍事部署，決定在兑九峪地區重創閻軍，打通紅軍東進的道路。但由於閻軍兵力強大，達14個團之多，東征紅軍激戰一天打敗敵軍3個團，其後主動撤出戰鬥。這次部署雖然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目標，但也是東征開始後殲敵最狠的一次戰鬥，而且當中更主要的重要意義是毛澤東的軍事戰略越來越靈活多變、切合實際。

兑九峪戰鬥後，3月下旬分別在4個村子陸續召開了八天的“晉西會議”，這也是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戰鬥瀕仍，會議地點不斷變換，是黨史軍史上少有的流動性連續會議。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於東征的戰略方針。強調經營山陝，主要是山西，這是對日作戰的必要步驟。在戰略上要大膽，戰術上要謹慎，以多勝少，減少錯誤。（政治目的十分明確，軍事手段就是為政治目的服務）。二是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會議討論了加強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並就與張學良的談判和與楊虎城的聯繫作出了決定。毛澤東以軍事勝利鞏固政治權威的戰略目的基本達到，同時統戰工作取得突破進展，因此晉西會議決定，中共中央不再隨軍行動。會議結束後，張聞天、周恩來等離開東征前方，於4月初回到瓦窯堡。

紅軍主力第一軍團則揮師南下，沿太原——同蒲鐵路線進入到物產豐饒、人員稠密的晉南汾河流域。他們遇到的防守和抵抗很有限，輕而易舉地獲取了大量的錢、物、糧食、武器彈藥和兵員補充。僅在晉南地區，紅一軍團就取得了40萬銀元，擴充兵員5000餘人，得到大量的物資給養。

在東征途中，部隊還沿途向農民分發糧食，宣傳中共政策，並建立起地下黨組織，留下槍枝彈藥組建游擊隊，為以後播下革命的種子。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成功經驗。八路軍渡河後首選山西，大概這方面因素佔了很大比重。

主要有兩個細節。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件事，那就是紅軍東征渡河後兵分三路後毛澤東居中指揮的情況。

毛澤東、彭德懷居中指揮的一路，連同中央領導人和總部人員在內，是人數僅有500名的一個團，能夠作戰的官兵數都可以數得出來。這是一個大膽又極其冒險的做法，但安然無恙。我想，這可能是毛澤東特意向大家顯示自己的氣魄與膽略，以及極為高超的調動敵人的指揮藝術。而內心深處，可能更主要的是想以這種英雄氣概與張國燾的優柔寡斷形成鮮明對比，在中央領導人和紅軍指戰員心中更地一步強化自己的偉大形象。畢竟，此時張國燾手上還掌握着數倍於己的軍事力量。

第二件事是填寫和傳看《沁園春·雪》。

毛澤東到達黃河邊時，在這裏填寫了著名的《沁園春·雪》一詞。據當地黨委和黨史研究部門調查考證：2月5日毛澤東來到袁家溝，7日降下皚皚白雪。這是毛澤東初到陝北看見的第一場大雪。他騎馬來到黃河邊的高家窪塬，實地勘察黃河渡口。站在銀裝素裹的塬上，面對流速平緩的黃河，不禁詩興湧動、豪情激動，寫下《沁園春·雪》初稿。從這首詞的內容以及寫作時的情緒來看，毛澤東已經掌控大局的心情是十分舒暢和極度興奮的。

在石樓縣召開的渡河後首次幹部會議上，據説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將寫就的《沁園春·雪》首次給幹部們傳看。這種舉動是毛澤東喜悦心情的再次表白。聯想起某老領導當年在陪同首長視察後的心情和表現，他也是將自己寫的心得在幹部傳達大會上高聲朗誦，大家一臉嚴肅，心中卻是嘿然。當然兩事不能簡單類比，當年各級幹部和指戰員對毛澤東是十分崇敬的。

兩者聯繫起來看，可以分析出毛澤東當時真是意氣風發、揮灑自如。

東征紅軍在山西境內的縱橫馳騁，令閻錫山十分恐慌，蔣介石則乘機調遣中央軍入晉。

4月上旬，蔣介石10個師、20萬人陸續入晉，與閻錫山的晉軍會合，企圖從南、北、東將紅軍壓縮在汾河以南、黃河以東的狹窄地帶聚殲之，進而過河摧毀陝甘根據地。面對對方軍事力量發生的這一重大變化，中共中央決定東征紅軍回撤返陝。撤軍當然還有一個好處：避免閻錫山因外敵過於強大而被迫完全倒向蔣介石一邊，這也是我們在研究時需要注意的一個因素。5月初，東征軍經過5個渡口，在5天內全部西渡黃河回到陝北。2日，毛澤東、彭德懷從延川清水關古渡口渡河，張聞天、張浩等專程從瓦窯堡趕往港口迎接。時任總書記或稱“負總責”的張聞天親自去渡口，毛的領袖地位已不可撼動是板上釘釘了。

東征出發時的宣言，以及與班師有關的兩個政治性聲明，也是很有意思的措施，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如前所述，前一個的《東征宣言》在廣大民眾中產生了良好的宣傳效果。而歸途中的兩份聲明和宣言，則不單在羣眾中而且在城市的各階層人士中產生效果，對中共此後的統戰工作起了極好的宣傳作用，也標誌着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嘗試並熟習運用高級政治技巧。

把部隊撤回到黃河南岸前，中共中共和紅軍總指揮部1936年4月5日發表了一份措辭嚴正的抗議——《中國人民抗日先遣支隊關於民族的叛徒蔣介石、閻錫山阻撓東進反擊日本、搔擾其後方的聲明》，譴責蔣、閻阻攔紅軍抗日，明確表示不願同自己的同胞火併。安全抵達陝北根據地後，5月5日又發表了《關於停戰和談聯合抗日宣言》。

這次東征歷時75天。部隊返回到陝北後，在相國寺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總結了這次東征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批評了自己的親信在第一軍團所犯的宗派主義錯誤，嚴厲批評他們無意支持其他紅軍部隊尤其是紅十五軍團。毛澤東表現得大公無私、寬宏大量。他很清楚，這裏對自己部隊的批評對於鞏固他在整個紅軍中的領袖地位是必要的。他同時也發動了一場進一步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有些紅軍軍官和士兵揹着抗日口號，一心只想着一路往東去，穿過山西去河北跟日本人打仗。這些過分關注對日作戰的指戰員，他們並不懂得“打通抗日路線”對毛澤東而言也許只是一種對外口號，而不是真正的目標。

毛澤東將東征戰果概括為四句話：打了勝仗（這是最重要的），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具體表現為：消滅國民黨軍7個團，俘敵4000餘人，繳槍4000餘枝、炮20餘門；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陝北根據地東部地區；紅軍擴充新兵8000多人，籌款40多萬銀元，並在入晉的20多個縣，開展羣眾工作，為爾後開闢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增加了對途經地區地形地貌和風俗民情的瞭解。

更為重要的是政治與軍事上的伏筆，也為將來與閻錫山打交道、開展秘密談判達成諒解、更進一步開展合作，打下了基礎。正所謂不打不相識。這種仗是必須打的，打得很有價值，很有意義，也富於技巧。其後八路軍將山西作為發展的首選之地，並取得巨大的成功，東征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東征所付出的最慘重代價，是劉志丹的犧牲。劉志丹的死頗為蹊蹺。陸定一就在回憶錄中説：劉志丹是黃埔軍校士官生出身，很有軍事素養，他應該知道在前沿站在毫無掩蔽的地方指揮作戰是很危險的，為什麼竟這樣犧牲了，使我頗為不解。

對劉志丹的評價，毛澤東題詞：“羣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情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王明的題詞（志丹陵內石碑）：“保安荒城角，扌不土志丹陵。百戰身殉國，千秋骨亦馨。寒風創哨志，遺恨史留青。倚枕詩成淚，深思愧後生”。每每想起在建國後劉志丹親屬和後人的悲慘遭遇，心有慼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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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抗日反蔣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擴大會議，討論制定黨在新形勢下的鬥爭策略和戰略方針，通過《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會議批評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相應地調整黨的各項具體政策；確定紅軍執行“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三項方針。根據上述方針，紅一方面軍第一步打擊南、北兩面之敵，鞏固陝甘蘇區；第二步進入山西作戰，初步開闢晉西蘇區；第三步，視情況轉到綏遠，直接對日作戰。會議要求紅二、紅四方面軍儘量發揮牽制國民黨軍隊的戰略作用，長江南北的游擊戰爭應儘量恢復和發展，以配合紅一方面軍的行動。在戰略戰術上，會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來主張，並賦予中央軍委在軍事範圍內完全的權力。瓦窯堡會議後，紅軍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戰略轉變進行不懈的鬥爭。紅一方面軍東征直羅鎮戰役後，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在蔣介石的旨意下，部署於慶陽、酃縣(今富縣)、延安、洛川、宜川之線，阻止紅軍向南、西南方向發展，並隔斷陝甘蘇區同關中蘇區的聯繫，其弟15路軍和第35師在寧夏、隴東地區，阻止紅軍向西發展；第84、第86師和晉軍5個旅部署在綏德、橫山、定邊之線，阻止紅軍向北、東北方向發展，並“清剿”吳堡、神府蘇區的紅軍游擊隊。在東面，由於有黃河天險，在晉西黑峪口至禹門口300多公里的沿河線上，晉軍只有3個多旅的兵力，雖然晉中、晉東和綏遠尚有20個旅，但距離尚遠，一時對紅軍構不成威脅。這個態勢表明，紅軍東征的條件是有利的。

根據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央軍委於12月24日下達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按照這個計劃，紅一方面軍主力於12月下旬向南進擊，打擊梆縣、洛川地區的東北軍，暫時制止了東北軍的北犯；新成立的紅28軍等部組成的北路軍，打擊敵第86師，穩定了北方戰線。與此同時，黨和蘇維埃政府發動羣眾參軍，紅一方面軍發展到1.27萬人，新組建紅29軍和6個獨立營、10個基千游擊隊。黨和蘇維埃政府還發動羣眾收集、趕製一批木船、皮筏，徵集、訓練一批船工；部隊進行深入政治動員和戰術技術訓練；指揮員勘察渡河地點，擬製渡河計劃。這些準備工作都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保證了渡河的突然性。

1936年2月20日晚，紅一方面軍(當時稱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清澗東部的河口和溝口一舉渡河成功，到23日，控制了辛關到三交之間的全部渡口，佔領了包括三交、留譽、義牒等重鎮的寬50公里、縱深35公里的廣大地區。山西軍閥閻錫山為阻止紅軍前進，急調入陝的4個旅返回河東，會同原在晉西、晉中的10個多旅，在紅軍佔領區的北、東、南三面設防。為打破敵軍防堵，紅一方面軍主力迅速向縱深發展進攻，27日前後越過呂梁山脈，佔領水頭、大麥郊、兑九峪(今兑鎮)、三泉地區，殲敵兩個團。從3月4日起，閻錫山一面電請蔣介石派兵增援，一面集中自己近14個旅的機動兵力，編成4個縱隊，向紅軍反撲。10日，紅1、紅15軍團各以部分兵力牽制敵之第1、第4縱隊，集中主力打擊敵之第2、第3縱隊，在兑九峪一舉將敵5個多旅全部擊漬，鞏固了佔領地區。

從3月16日起，紅一方面軍實行分兵作戰。紅1軍團和紅15軍團第81師(後合稱右路軍)由大麥郊出發，突破敵軍汾河封鎖線，迅速向南挺進，佔領霍縣、趙城、洪洞、臨汾、襄陵、曲沃等縣的廣大農村和襄陵縣城，破壞同蒲路100餘里；紅15軍團主力(後稱左路軍)佯攻靈石縣城，轉兵北上岔口，派出部分兵力襲擊晉祠，威脅太原，隨後經婁煩進至曹家坡，殲敵兩個多營，再轉至康寧休整；新成立的紅30軍和紅15軍團1個多團、山西遊擊支隊組成的中路軍，積極活動於石樓、中陽、孝義、隰縣、永和之間，配合左、右路軍行動；留在陝北的紅28軍乘晉軍東返之機，收復吳堡、神府蘇區大部，並於3月底由黑峪口東渡黃河，同左路軍會合，隨後沿黃河東岸南移，4月14日進攻三交時，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劉志丹，陝西保安縣人，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代戰爭，領導過渭華起義，歷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西北反帝同盟軍副總指揮、紅軍陝甘遊擊支隊副總指揮、紅26軍軍長、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是陝甘蘇區和紅軍的主要創始人。劉志丹犧牲後，人民為了紀念他，將他的家鄉保安縣改為志丹縣。進入4月以後，蔣介石的“中央軍”11個師陸續進入山西，和晉軍一起，對紅軍形成三面合圍之勢，紅軍在山西面臨不利作戰形勢。在此情況下，紅一方面軍於5月5日全部西渡黃河，回到陝甘蘇區，集中在延長、延川地區休整。

紅一方面軍的東征戰役歷時75天，共殲敵7個團，俘敵4000餘人，繳槍4000餘支，擴兵8000餘人，等款30餘萬元，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推動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