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謙謀

程謙謀，原名程濟賢，又名程寄萍、程茜蒙。1919年出生在四川省長壽縣靈山鄉柳馬溝灣（今重慶市長壽區雙龍鎮羅圍村），一個生活小康的農民家庭。程謙謀的父親程楚藩和母親左萬蓉，均以務農為生。由於生活小康，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思想影響下，程謙謀的父母，總是千方百計省吃儉用，擠出一些錢來供給子女上學讀書。程謙謀的大哥程寄零，便因此就讀於重慶工業中學校。在學校裏，程寄零參加了學生愛國運動，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他利用寒暑假回長壽，與李一鄂等在外讀書假期返長的中共黨員一道，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先後擔任共青團長壽縣特支書記和中共長壽縣委委員等職。程寄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對少年時的程謙謀影響和啓發很大。他決心要像大哥一樣，出去闖蕩一番社會。程謙謀在靈山鄉飛石寺讀完初小，去雙龍讀了高小，後又在長壽中學讀初中，開始接觸一些進步書刊，使之眼界大開，也更加激發了他走出家鄉，幹一番事業的決心。於是，程謙謀便於1935年春，離開長壽，去到成都新生畜牧場當了學徒。 ^[2] 

成都是巴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經濟、社會、文化較為開化發達。加上新生畜牧場場主程新生思想開化進步，與程謙謀的思想認識和愛憎好惡大多接近，兩人很快便結為知已。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已經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徵，勝利到達陝北，開創了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正組織領導着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陝北，便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希望所在，成為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青年嚮往的聖地，一心追求光明、進步的程謙謀和程新生，得知不少熱血青年都奔赴陝北延安的消息後，便商量決定，放棄畜牧場的經營，奔赴陝北延安。 ^[2] 

1938年春節，為奔赴延安，程謙謀特地由成都返回長壽，向父母辭別。誰知當他返回成都後，程新生已經去了延安。程謙謀因此未能成行，但他奔赴延安的決心沒變，仍在四處尋求奔赴延安之路。是年夏天，程謙謀在重慶秘密得知延安的陝北公學在渝招收學生的消息，便秘密地考取了陝北公學，準備奔赴延安。怎奈程謙謀不久與陝北公學失去了聯繫，而去陝北沿途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封鎖甚嚴。程謙謀去陝北延安的願望，又一次落了空。 ^[2] 

程謙謀出於無奈，後來在重慶找到一份名叫“程茜蒙”的高中臨時畢業證書。此時本名叫“程寄萍”的程謙謀，便以“程茜蒙”的名字，持其高中臨時畢業證書，考入四川省立戲劇專科學校讀書。從此，程寄萍便以“程茜蒙”的名字，開始步入戲劇文藝戰線。 ^[2] 

四川省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校長名叫熊佛西，留學美國，思想較為開明，聘請了不少文藝戲劇界的進步人士在校任教，學校允許學生閲讀各種書籍、刊物，進步空氣較濃。這樣的校園環境和學習條件，使程謙謀如魚得水，進步很快。他不僅學習了戲劇藝術和文化理論等專業知識，還閲讀了《資本論》、《大眾哲學》和一些文藝名著。為了讀到更多的書籍，學到更多的知識，程謙謀在學校裏，節衣縮食，甚至不惜從家鄉長壽步行千里去成都上學，將節省下來的錢都用來買了書。同時，程謙謀還積極參加學校開展的各種抗日宣傳活動。如飢似渴的讀書學習和積極參加抗日宣傳活動，使程誠謀知識積累愈豐，思想進步更快。1940年，程謙謀在他的一篇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常這樣想，也這樣做——戲劇是屬於人民的，戲劇運動應與整個人民的政治鬥爭的道路一致，應與廣大人民的生活相連起來，成為人民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此時的程謙謀，已有較高的進步思想理論水平和政治思想覺悟了。 ^[2] 

1941年夏，程謙謀在四川省立戲劇學校學滿3年畢業後，先後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作場記和重慶大渡口兵工廠職工業餘劇團任導演。此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者，對抗日敵後根據地發動了更加猖狂的進攻和掃蕩，國民黨反動派採取避戰、觀戰的態度和限共、反共的政策，發動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進入了最為困難的時期。作為抗戰大後方的重慶，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抗日民主進步力量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鬥爭也日趨複雜、激烈。但是，抗日愛國的民主進步力量是任何人都限制、打擊不了的。作為重慶大後方文藝戰線一員的程謙謀，雖從事文藝戲劇工作不久，也積極投身到抗日愛國文藝宣傳的戰鬥行列，參加了重慶話劇界組織的抗日宣傳隊。在重慶，直至奔赴抗日前線的湖北秭歸等地宣傳演出。 ^[2] 

程謙謀參加的抗日愛國文藝宣傳演出，受到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和監視。為了擺脱國民黨特務的監視，程謙謀離開重慶大渡口兵工廠職工業餘劇團，回到家鄉長壽靈山鄉(今屬雙龍鎮羅圍村)。在靈山、程謙謀同他的堂兄程濟剛一道，組織起一個農村業餘劇團，利用場期或農閒、夜晚，在雙龍、羅圍、靈山一帶，開展抗日宣傳演出。發動家鄉的民眾，投入抗日愛國鬥爭。 ^[2] 

1944年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出現了曙光。程謙謀離別家鄉長壽，再次奔赴重慶，經原四川省立戲劇學校同學屈楚的介紹，參加了郭沫若創辦的羣益出版社工作。此時，程謙謀便以“程茜蒙”的諧音，正式改名為“程謙謀”。 ^[2] 

程謙謀在羣益出版社與屈楚、林辰、周特生、劉川等人一道，以出版社為據點，在戲劇前輩陳白塵、熊佛西等人的倡議、支持下，聯絡一批原省立戲劇學校的同學和重慶文化界進步人士，組織建立了現代戲劇學會，開展現代戲劇的理論研究、藝術創作和文藝演出等活動。並在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上開闢《舞台》副刊，對現代戲劇研究學會的活動，作相應的介紹和報道。 ^[2]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八年浴血抗戰，終於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國又面臨和平、民主、團結、進步與內戰、獨裁、黑暗、落後的選擇。為此，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等組成中共代表團，前往重慶，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政府，舉行國共和談。此時的重慶，以“反內戰，要和平”為核心的羣眾愛國民主運動，掀起了高潮。在這一愛國民主運動高潮中，程謙謀的同學、現代戲劇學會重要成員屈楚，創作了一幕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平、真內戰、搞特務活動的活報劇《茶館》，在重慶演出。程謙謀、周特生、劉川等，都在劇中擔任角色，直接參加了演出活動。在山城文藝舞台引起了轟動，也受到當時正在重慶參加談判的中共代表團的重視。不久，現代戲劇學會又與中華戲劇藝社聯合演出了陳白塵的新作《升官圖》，揭露並諷刺了國民黨官場的種種醜態和黑暗、腐敗，轟動了整個山城，連演百餘場，仍經久不衰。隨後，程謙謀等人又先後組織了新中國劇社、西南劇藝社、陪都劇社等演出，並在這幾個劇社擔任劇務課長、秘書等職。 ^[3] 

由於這些演出，宣傳了和平、民主、團結、進步的思想，揭露了反動當局的獨裁、黑暗和腐敗，引起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注意和仇視。致使程謙謀等人組織的劇社於1947年6月1日，被國民黨反動軍警查封。社長周特生、屈楚和4名演員被捕。 ^[3] 

面對反動當局的突然查封和逮捕，程謙謀於第二天冒着被捕的危險，到劇場處理了“因故停演”的善後事宜。並起草了《重慶戲劇界聯合呼籲書》，向社會發出呼籲，揭露和聲討反動當局鎮壓進步、查封劇社、逮捕無辜的罪行。與劉川等人一道，積極設法營救被捕的劇社人員。接着，程謙謀先後在《中國夜報》和《國民公報》擔任劇場生活編輯和新影劇編輯。並以“成天木”、“左容”、“胡馬悲”、“戌子駒”等筆名，在《中國夜報》副刊《劇場生活》、《國民公報》副刊《戲劇與電影》等專刊上，發表文章30餘篇，揭露和抨擊反動當局對文藝戰線的殘酷打擊、鎮壓。熱情謳歌文藝戰線為和平、民主、團結、進步而鬥爭。 ^[3] 

開展為爭取和平、民主、團結、進步的文藝宣傳演出的鬥爭實踐及其所遭受的挫折，使程謙謀逐步認識到，單靠少數人的文藝宣傳演出是不夠的，還要與社會各界的愛國、民主、進步力量聯合起來，結成廣泛的愛國、民主、進步力量，才能取得更大的勝利。基於這樣的認識，程謙謀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組織，注意把文藝宣傳演出活動與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逐步投身到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愛國、民主、進步鬥爭之中。 ^[3] 

1945年11月25日晚，雲南省昆明進步學生6000多人，在西南聯大舉行反內戰時事晚會，決定舉行罷課，遭到反動警的包圍。12月1日，國民黨反動當局派出武裝暴徒，到各學校，強迫學生復課，毆打學生，投擲手榴彈等，造成了震驚全國的昆明“一二.一”慘案。這一消息傳到了重慶，立即爆發了聲援昆明受難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程謙謀積極投身到這一斗爭之中，四處奔走，為昆明“一二·一”慘案受難學生呼號募捐。 ^[3] 

1946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愛國進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樸等，在重慶創辦了社會大學。招收一批愛國青年和進步人士進校學習。程謙謀參加了社會大學的學習。 ^[3] 

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20餘個社會團體的羣眾，在較場口舉行集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國民黨派出特務搗毀了會場，當場打傷了主持會議的郭沫若、李公僕、馬寅初、施復亮等愛國民主人士。製造了震驚全國的重慶校場口事件。程謙謀參加了慰問“校場口事件”中受傷的愛國民主人士的活動。 ^[3] 

1946年7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昆明支部領導人李公樸、聞一多，組織昆明各界“爭取和平聯合會”，發起萬人簽名運動。國民黨反動派下令將李公僕殺害。聞一多拍案而起，發表公開演講，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恥罪行。結果也慘遭殺害。“李、聞慘案”的消息傳到重慶後，重慶各界召開李公僕、聞一多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程謙謀參加了追悼大會和抗議活動。 ^[3] 

為了更好地開展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程謙謀還在神仙洞街買下一幢小樓房。他以樓下開設雜貨站作掩護，樓上則成了他寫文章、召開會議、收聽陝北廣播等的秘密活動據點。中共地下黨員劉國志、羅廣斌、董夏民等，都曾來這裏開展活動。 ^[3] 

開展愛國、民主、進步的文藝宣傳演出活動和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進步的社會活動及政治鬥爭，使程謙謀受到了鍛鍊和考驗，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念。1948年2月，經王慕華介紹，程謙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共社會大學黨支部委員。 ^[3] 

程謙謀入黨後，在黨組織的組織領導下，更加積極地為黨工作。早在1947年10月，黨組織決定席明真、何雪松等人，組織武裝隊伍，準備在川東一帶開闢游擊區，開展武裝鬥爭。程謙謀積極參加了這一武裝鬥爭的準備工作。後因何雪松暴露而被捕，這一武裝鬥爭準備工作才被停止。不久，黨組織安排程謙謀參加了陳然主辦的中共重慶市委地下機關報《挺進報》，在重慶市中區的秘密發行工作。 ^[3] 

《挺進報》傳達中共中央的聲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喚起廣大民眾廣泛開展愛國、民主、進步鬥爭，象一把鋼刀插進敵人的心臟，引起國民黨反動當局的無比恐慌和仇恨。國民黨特務頭子徐遠舉派人打進《挺進報》，進而逮捕了《挺進報》主編陳然，並搗毀了《挺進報》。使《挺進報》被迫停止出版、發行。由於《挺進報》事件的發生，導致中共重慶地下黨負責人劉國定和冉益智的被捕和叛變，進而導致大批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捕和重慶地下黨組織的被破壞，損失十分嚴重。 ^[3] 

但是，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是破壞不絕的，《挺進報》也不會因敵人的搗毀、破壞而停止宣傳、發行。就在國民黨反動當局搗毀《挺進報》不久，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決定，由程謙謀接任《挺進報》主編，繼續開展《挺進報》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同時兼任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創辦的《解放》刊物的編輯工作。 ^[3] 

程謙謀毅然承擔了續辦《挺進報》的重任。在地下黨員唐祖美、董夏民的幫助下，程謙謀購買了收音機、油印機、紙張、油墨等工具、設備和材料，以其住所的三樓為主要辦報地點，秘密恢復了《挺進報》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曾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搗毀的《挺進報》，又在山城重慶的一些街道、工廠、學校、車間、碼頭、秘密流傳開來。 ^[3] 

《挺進報》的繼續出版、發行，再次引起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恐慌和仇恨，他們派出特務、軍警，四處尋找再版《挺進報》的出版、發行線索。最後從叛徒李文祥口裏得知了再版《挺進報》的秘密出版、發行地址及其程謙謀的情況。國民黨反動當局旋即派出一批便衣軍警、特務，由叛徒李文祥帶着四處找尋，捉拿程謙謀。 ^[4] 

1948年12月5日，程謙謀因事去重慶抗建堂。不料遇到李文祥帶着便衣特務李忠良。面對突然出現的叛徒李文祥和特務李忠良，程謙謀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也來不及躲避、反抗，便落人國民黨特務和叛徒之手。 ^[4] 

國民黨特務李忠良和叛徒李文祥逮捕了程謙謀後，旋即派人對《挺進報》進行了第二次搗毀和破壞。程謙謀被捕後，國民黨特務沒有把他立即關進監獄，而是由叛徒李文祥和國民黨便衣特務帶着，在重慶的一些街道、茶館、碼頭出沒，要程謙謀指認誰是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並以此為“誘餌”，以圖誘人上鈎，發現線索，立即抓人。程謙謀在敵人的押送下，走街串巷，進館出舍，一連好幾天，沒指認出一個人來。疲憊不堪的特務和李文祥，十分掃興，乾脆讓程謙謀和他們一道坐在小什字的“大同茶社”裏，喝茶認人。又是幾天，程謙謀還是沒有指認出一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來。窮途無奈的特務們和李文祥，無計可施，最後才把程謙謀關進了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監獄。 ^[4] 

在渣滓洞監獄裏，敵人對程謙謀進行了審訊。由於程謙謀的身份已經暴露，續辦的《挺進報》也被搗毀，因此程謙謀對敵人審問的回答乾脆且簡單：“我叫程謙謀，中共黨員，新《挺進報》的主編。”敵人沒有過多的話要問，又將程謙謀押回獄中囚禁。 ^[4] 

在獄中，程謙謀對國民黨特務和敵看守的無恥罪行常痛罵不已。對敵人的鬥爭，從不妥協讓步。甚至連監獄要他理髮、修面，他都拒絕了。他在獄中，因此而留了滿頭的長髮和一臉的絡腮鬍子。 ^[4] 

程謙謀對敵人仇恨，對獄裏難友卻十分關心和熱情，對獄中鬥爭充滿信心，表現樂觀，有時還很詼諧。他利用自己從事戲劇、歌舞的特長，在獄中為難友們開辦了“戲劇講座”，講述戲劇中的故事、人物和情節。如蘇聯的史坦尼斯拉夫戲劇體系，是他常講給難友們聽的內容。他還利用放風、吃飯等機會，教難友們唱歌、跳舞、排演文藝節目。用文藝的武器，鼓舞鬥志，活躍生活，打擊敵人。人民解放的隆隆炮聲響遍神州大地，新中國在首都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勝利的消息傳到了渣滓洞獄中，程謙謀和難友們滿懷勝利的喜悦，同國民黨監警鬥爭，終於獲得了獄中演出的機會。程謙謀同難友們走出牢房，載歌載舞，歡慶勝利，舉行了著名的獄中聯歡演出。 ^[4] 

1949年11月27日，窮兇極惡的國民黨反動派，面臨即將滅亡的厄運，在他們潰逃的前夕，製造了慘絕人寰的白公館、渣淬洞監獄的“11·27”大屠殺。從當天下午開始，一批又一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被國民黨反動軍警押出監獄，進行殘酷殺害。直到深夜，殺軟了手的劍子手們，來不及一批批的殺害，便把程謙謀和剩下的共產黨人及革命志士集中在一起，進行集體槍殺。程謙謀和一些共產黨人、革命志士，就在敵人進行集體槍殺的罪惡槍聲中，倒在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11·27”大屠殺的血泊之中，時年30歲。 ^[4] 

1950年1月15日，重慶市各屆羣眾為在“11·27”大屠殺中慘遭殺害的革命烈士，召開了追悼大會。程謙謀烈士的遺骸，連同其它受難烈士一道，安葬在重慶歌樂山革命烈士陵園，因程謙謀曾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央為白公館、渣滓洞死難烈士中的“民盟”成員的紀念牌上，刻寫上了程謙謀的名字，立於烈士陵園的一側。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