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進報

《挺進報》是解放戰爭時期我黨重慶市委的機關報，是一張在國民黨統治區地下發行，進行秘密鬥爭的紅色報刊，為宣傳中央政策，傳播解放戰爭勝利消息，揭露敵人的欺騙宣傳，團結教育黨員人民的使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1947年3月5日，《新華日報》被迫撤離重慶。輿論大旗的倒下，使得重慶消息閉塞，反動謠言充斥，白色恐怖愈顯猙獰，許多進步人士和羣眾感到苦悶焦慮，甚至悲觀失望。他們急切地想要知道解放戰爭的最新進展，在這樣的環境下，《挺進報》猶如黑夜中點燃的火炬一般誕生了。

《挺進報》的前身叫《彷徨》，是一份在國統區領有合法登記證而公開出版的雜誌。雖然形式上是灰色的，但該雜誌卻是一份以談青年切身問題為內容，藉此聯繫羣眾，深入社會青年，從而在長期隱蔽中發展聚集革命力量的紅色報刊。在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的領導下，當時主要的編輯和有關工作人員有蔣一葦、劉鎔鑄、陳然等。

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突然被迫撤走後，《彷徨》失去了領導，但幾個同志決定先隱蔽下來，繼續堅持“灰皮紅心”的方針把雜誌辦下去，“獨立作戰，在鬥爭中找黨。” ^[1] 

《挺進報》舊址(2張)

1947年6月，蔣一葦從《彷徨》信箱中收到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寄來的油印新聞稿，上面報道瞭解放軍在華北、東北和西北等各個戰場取得勝利的消息，閲後交給劉鎔鑄，劉愛不釋手，反覆熟讀幾近背誦後便通宵將新聞稿翻印成16開的油印小報散發出去。這份沒有取名的油印小報在地下黨和進步羣眾中廣泛傳閲。此後他們又從自己的《彷徨》和《科學與生活》雜誌的信箱中收到更多的來自香港的新聞電訊稿，於是二人同陳然商量決定，繼續辦這份轉載電訊稿的這份小報，並命名為《讀者新聞》。又出了兩期後，感覺報名過於平常，缺乏戰鬥性。於是同新加入的呂雪棠、吳子見（盛儒）開會商議改名，會上採納了吳子見的意見，從第3期起改名為《挺進報》。

通過《挺進報》的出版，1947年7月，市委委員彭詠梧在一番周折之後終於和劉鎔鑄接上了關係。市委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和鬥爭需要，決定《彷徨》停刊，將主要刊登新華社電訊稿的《挺進報》作為重慶市委的機關報，由市委直接領導，並由彭詠梧直接聯繫，報紙增加印數，主要交由市委發行。並建立了以劉鎔鑄為特支書記，恢復黨籍的陳然任組織委員，新入黨的蔣一葦任宣傳委員的《挺進報》特別支部，以及成員有成善謀、程途、朱可辛和張永昌等的電台特別支部。兩個支部均在市委的直接領導下，但嚴格分開，分頭單線聯繫。電台特支由市委書記劉國定聯繫。同年冬，彭詠梧和江竹筠前往川東領導武裝鬥爭，吳子見隨行，《挺進報》便由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李維嘉（黎紀初）領導。

《挺進報》每週出版兩期，版面大小為8開一張或兩張，每期2至3張，由相關人員分頭散發。由市委領導後，印數大幅增加，從每期約200份不斷上升至每期800份至1000份，最多時達1200份。版面也隨之增加，最多時有4張。該報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每天由電台特支的成善謀抄收邯鄲新華社的記錄新聞以提供電訊稿，由江竹筠負責轉交給吳子見整理，之後再交給蔣一葦進行編刻。報紙的印刷則在重慶南岸玄壇廟野貓溪中國糧食公司機器廠陳然家中進行。印好後，由熟悉沿途和各渡口特務盯梢情況且擅長偽裝的陳然過江送到時事新報館三樓，交給吳子見，然後江竹筠取走大部分，剩下的由吳子見交給劉國定，整個過程都是單線聯繫。後來吳子見隨彭詠梧、江竹筠離開重慶後，陳然便將報紙直接送到民生路開明書局，交給劉鎔鑄。劉鎔鑄收到報紙後，通過委託轉發和郵寄的方式發行。

《挺進報》的主要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戰局綜述，編輯人員根據收聽記錄到的新華社播發的新聞，將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的戰況進行報道。第二部分是評論文章，主要刊載川東臨委和重慶市委對地下鬥爭的指導意見和地下組織發展的工作思路。第三部分是特載，全文或部分地轉載一些重要的文告。如第十四期《挺進報》就節錄轉載了蘇聯領導人日丹諾夫1947年9月在波蘭舉行的共產黨情報會議上所發表的《論當前國際局勢》。第四部分是新聞簡報，刊發一些國內發生的政治性的新聞。第五部分為警告並開導敵特人員的內容。如第十九期就刊載了《重慶市戰犯特務調查委員會嚴重警告蔣方人員》等文章，用以瓦解和動搖敵人。到了1948年春，《挺進報》還增出了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論大反攻》《耕者有其田》和《被俘人物誌》共四篇文章，作為特刊出版。

當時受重慶市委領導的還有一個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由趙隆侃、蘇心韜、向洛新、張亞濱、王大昭、黃冶和文履平等負責。它和《挺進報》各有分工，《反攻》主要發表政論性文章，《挺進報》主要刊登新聞消息並配小評論，兩份紅色刊物在言論上互為犄角，互相支持。到了1947年底，因趙隆侃等另有任務，市委決定把《反攻》也交給《挺進報》接辦。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劉、蔣等接手後的《反攻》只辦了一期，於1948年1月出版，之後未再繼續發行。

1948年初，負責領導川、康、雲、貴地下黨活動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分局下達指示，川康地下黨組織要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對敵採取攻心為上的策略。為了能有效按照此項鬥爭策略開展對敵宣傳工作，《挺進報》在內容上做出調整，除了繼續大量報道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消息以外，還有針對性地增加了用來對敵人發動思想攻勢的文章。並在發行方針上作出改動，從第十五、第十六期起，該報開始大量地郵寄給敵方人員。《挺進報》的工作人員周密地考慮了郵寄方式，所使用的信封都是印有機關頭銜的，包括重慶警察總局和中央銀行在內的共有四五十種，都是平時通過諸如索取印刷樣本等光明正大的渠道和方式蒐集來的。承擔此項工作的同志們在書寫信封內容時十分注意經常變換筆跡，而且在寄送時頻繁變更寄出地。這些謹慎而細緻的措施使得敵人很難追查。就這樣，一封封“親啓”信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大小敵特頭目的手上，裏頭的一份份《挺進報》令敵人驚駭萬分，萬萬沒有想到在自己的眼皮之下和要害之處，地下黨竟有如此強大的活力。《挺進報》像一把插入敵方心腹的利劍，既起到了震懾敵膽瓦解鬥志的作用，也引起了敵人的高度重視。 ^[1] 

1948年4月初，由於叛徒的出賣，重慶市委的主要領導人相繼被捕，而被捕的主要領導人中意志不堅定者的迅速變節，尤其是重慶市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冉益智和市委書記劉國定將所知情況的全數出賣於審訊特務的無恥行為，給《挺進報》帶來了慘重的損失。4月負責電台支部的成善謀被逮捕，原定3月就應遵循組織決定撤離重慶的陳然因為擔心工作無人接替，在屢次收到地下黨同志告警的情況下依舊在危險的環境中堅守崗位，於22日晚在家中被捕，同時被查抄的還有未印完的第二十三期《挺進報》，第一代《挺進報》被迫停刊。

由於各種原因，這次國民黨對地下黨組織的瘋狂破壞行動被稱為“挺進報事件”，然而不僅是《挺進報》，整個重慶和川東的地下黨組織也因此同時遭受了災難性的破壞。據解放初期的統計，從1948年4月至1949年1月，受“挺進報事件”直接或間接影響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重慶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滬寧8人。133人中，被直接殺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一般是秘密殺害）的38人，脱險和釋放的僅25人，自首變節後仍被殺害的4人，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的8人。

“挺進報事件”中，大批同志被捕，大量組織被破壞，並出了少數危害深重的叛徒，但大多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在監獄裏，在法庭中，在刑場上，面對死亡，卻是臨危不懼，寧死不屈，連審訊的特務都歎服為：“慷慨悲歌之士。”表現了共產主義者的堅定信念，顯示了無產階級的浩然正氣，在我黨的新聞史和鬥爭史上留下了光榮而悲壯的一頁。

雖然重慶和川東地區的地下黨組織遭受了極大的破壞，但留下的同志們迅速集結起來，繼續犧牲者未竟的事業，僅僅三個月後的1948年7月，川東特委副書記鄧照明就做出了要恢復《挺進報》的決定，隨即成立“挺進報小組”，由李累任組長，負責收聽電台，記錄新聞電訊稿，並進行編輯整理，由唐祖美、吳宇同和廖伯康負責刻印，程謙謀負責發行。1948年9月，在第一代《挺進報》被敵人查獲不到五個月後，第二代的《挺進報》又出現在了重慶。

新的《挺進報》接過了前代的宣傳任務和鬥爭精神，也適當調整了自己的辦報方針和內容，為此鄧照明曾對第二代《挺進報》成員鄭重交代：“要吸取前屆《挺進報》的經驗教訓，不能再搞對敵攻心，要以黨員和進步分子為主要閲讀對象，也不擴大發行範圍，內容以戰局報道、政局評論為主。也可適當加些地方局勢的分析。”於是該報採取不定期出版的方式，通過黨的各個系統內部發行，每期刊印三百份至四百份，只在地下黨的和進步羣眾內流通，不再郵寄給敵特頭目。在新第二期中，該報編輯室曾發出啓事：“這是我們自己的報，不可靠的朋友別拿給他看。自己看後，不要亂丟，最好把它燒掉，免得落入敵手。”這一系列調整是對原《挺進報》被破壞的教訓的反思和吸取，也是對中央給逐漸恢復起來的重慶和川東地區地下黨組織的“保存力量，保護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這一指導方針的遵守和貫徹。同年十二月程謙謀被捕，李累和唐祖美等被迫轉移，《挺進報》第二次停刊。

1949年初，鄧照明又與馬華滋、董遐民和宋志開等組成新的《挺進報》班子，交由重慶社會大學支部書記朱鏡直接領導，第三代《挺進報》很快又送到了地下黨和羣眾的手中。1949年7月17日朱鏡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挺進報》至此終刊。

在嚴酷的鬥爭環境下，《挺進報》存在的時間並不算長，而且道路曲折屢遭重挫，但其影響範圍之廣，宣傳鼓舞作用之大，是無法被歷史忽略遺忘的。該報除了由中共重慶市委主持刊印發行外，川東臨委各級組織和周邊地區的中共黨組織也在積極傳播翻印，有的地區如合川、墊江等地還專門組織力量油印再版，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發行網。從重慶、川東各地到周邊地區，甚至貴州思南地區和中共黔東北遊擊支隊活動的九個縣，都可以看到《挺進報》活躍的身影。濃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挺進報》是一面高舉的戰旗，起到了傳遞信息、宣傳政策、打擊謠言、教育人民、鼓舞鬥志的重大作用。不僅是重慶市委和川東臨委對其高度重視，該報在地下黨和進步羣眾也享有很高的威信，在當時的情勢下閲讀進步報紙是有危險的，但百姓們一拿到《挺進報》就愛不釋手，冒着生命危險也要傳看和翻印，很多人將其看成是“小《新華日報》”，足見該報在羣眾心目中的地位。 ^[1] 

黨史專家為了準確地表達概念，把1947年7月創刊至1948年4月的《挺進報》稱為第一代，把唐祖美等人刻印的《挺進報》稱為第二代，把1949年2月至7月由朱鏡領導出版的稱為第三代，把1949年8月至11月出版的沒有《挺進報》刊頭的《挺進報》稱為第四代。許多人沒有弄清《挺進報》有這麼四代，因此常常敍述起來雲裏霧裏，讀者也會雲裏霧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