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

1921年與沈雁冰、歐陽予倩等13人組織民眾戲劇社，合辦《戲劇》月刊。宣告“當看戲是消遣”的時代已經過去，戲劇在現代生活中“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

192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戲劇、文學、獲碩士學位。

熊佛西(3張)

1926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主任，燕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舉國上下羣情激憤，學生紛紛走出校園，到前線去，到大眾中去宣傳抗日救國。此時熊佛西也深感不能關起門來辦學，話劇遠離大眾、只侷限於知識分子和城市平民之中是沒有前途的，因此應晏陽初平民教育會的邀請，於1932年1月率領部分師生奔赴河北定縣農村開展戲劇大眾化的實驗，在農村開辦戲劇學習班，建立農村劇團，培訓農村演員。

1932年前後，曾在河北定縣主持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農村戲劇實驗，舉辦戲劇學習班，成立了十幾個農民劇團。

1937年，“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實驗基地又被摧毀，他又只能痛心地離開定縣，流亡西南。率師生員工在長沙成立抗戰劇團，巡迴演出，宣傳抗戰。

1939年3月初在成都創辦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任校長。同年11月為躲避日本侵略者飛機的轟炸，該校從成都市的成平街疏散到了位於成都西北的郫縣新民鄉吉祥寺繼續辦學，同時增設了音樂科，校名改為“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實驗學校”。1941年，四川省參議院通過決議解散“省劇校”。“省劇校”解散後，熊佛西在戰亂中顛沛流離，但仍不忘戲劇教育。

1944年在桂林與田漢、歐陽予倩等人組織了著名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歷時90天，有22個進步戲劇團體參加，對推動進步戲劇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抗戰一勝利，他便來到上海，應顧仲彝的邀請到上海戲劇學校任教授。他以火一樣的熱情投入到戰後重建戲劇教育的工作中去，想不到還沒到一年，市參議會便以“節約開支”為名“裁撤”“劇校”，上海灘並沒有因抗戰的勝利而天開雲散。在烏雲籠罩下，熊佛西勇敢地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駁斥“裁撤劇校”的種種謬論，與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公開信，反對“裁撤劇校”，堅決支持學生的護校鬥爭。學校保留下來了，校長顧仲彝被逼走了，田漢、洪深等力舉熊佛西任校長，他又一次在風波中挑起了這副重擔。然而他面臨的是專制統治、社會黑暗，扣發經費、不給校址、通緝學生的事情接踵而來。“教職工則當空賣絕，不能得一飽。”（注：《遺愛在心總難忘——原四川省劇校在蓉校友集合追念熊佛西校長紀實》，《戲劇藝術》1982年第2期）熊佛西和大家一樣窮困潦倒，和師生團結苦幹，靠每週舉行公演賣藝得來幾文錢，買點山芋熬稀飯餬口度日，如此困境一直延續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熊佛西滿懷豪情地寫下了“從頭學起，從頭做起”八個大字，以新的思想、新的舉措來創辦新的戲劇教育。他盡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和完善戲劇教育的體制、教師隊伍，從專業設置、課程體系、教學體制、劇場和圖書館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設，為社會主義的新型教育作出了他特有的貢獻。

1946年任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校長，致力於戲劇教育事業。解放後，歷任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校長、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院長、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中國文聯常委委員、中國劇務常務理事、上海劇協主席、上海影協主席。同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政協委員。

1965年10月26日，熊佛西病逝。1985年12月2日，熊佛西銅像在上海戲劇學院校園揭幕。

熊佛西是中國話劇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創作了27部多幕劇和16部獨幕劇，有7種戲劇集出版，著有長篇小説《鐵苗》《鐵花》，戲劇劇本集《佛西戲劇集》（4冊）、《佛西抗戰戲劇集》《賽金花》《上海灘的春天》，專著《寫劇原理》《過渡及其演出》《佛西論劇》《戲劇大眾化的實驗》，散文集《山水人的印象記》等。對戲劇教育，他一貫主張“教育民主”，“學術自由”，堅持“戲劇教學不能拘束於課堂，必須通過舞台實踐”。他提倡聘用教師必須是“有真才實學，而不問其來自何處，有何思想傾向”。

【《熊佛西戲劇文集》問世】

彙集中國話劇運動先驅、傑出戲劇教育家、劇作家、導演熊佛西先生主要著述的《熊佛西戲劇文集》，日前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熊佛西先生生於1900年。20年代他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任北平國立藝專戲劇系主任、教授，30年代，率師生赴河北定縣從事農民戲劇的研究和實驗，邁開了中國農民話劇運動的第一步。抗戰開始後，他組織了“抗戰劇團”，繼又創辦了四川省立戲劇實驗學校。40年代後期擔任上海戲劇學院前身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校長，直至1965年病逝在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崗位上。

《熊佛西戲劇文集》精選了熊佛西先生一生的主要著述，其中有《新聞記者》《逼上梁山》等劇作15部，《佛西論劇》《寫劇原理》等戲劇專著和論文近百部（篇）和以戲劇、藝術為主要內容的回憶錄，從中可以觸摸到半個多世紀中國話劇運動的脈搏，話劇前輩創業的艱辛和熊佛西先生戲劇思想之精華。

【對戲劇教育的執着與忠誠】

熊佛西從小愛好戲劇，大學畢業後，父親要他跟着做生意，他卻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拜世界戲劇大師馬修士為師，專修戲劇，成了馬修士門下一名勤奮的學生。這時他對戲劇就不是一種自發的興趣愛好，而是一種自覺的事業追求。他立下宏願，回國後要為振興中華而獻身。三年後，他拿着碩士文憑回到祖國，各用人單位搶着聘他。他毅然接受了北平國立藝術專門學校的聘請，到戲劇系當主任、教授，開始了戲劇教育的生涯。

熊佛西走進“藝專”戲劇系，等待他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重重的困難和挑戰。當時，外有黑暗的社會勢力的摧殘，政府欠薪，內有思想的混亂，教師離職，學生迷茫。他以頑強的毅力，衝破了層層障礙，苦幹了一年，戲劇系面貌大為改觀，工作大有起色。這卻招來了軍閥政府敵意的目光，説“戲劇系都是共產黨”，強令解散。大革命前夕，北洋軍閥覆滅前的瘋狂屠殺，熊佛西陷入彷徨苦悶之中，但是他並沒有被嚇倒，而是憤怒地自編自導了四幕話劇《蟋蟀》，抨擊軍閥互相惡鬥殘殺。話劇觸怒了施暴政的張作霖，他被捕入獄三天。當奉系軍閥被趕出北京時，熊佛西便不計較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為恢復戲劇系四處奔走，終於獲得批准，立即召回已分散的師生，又重新投入建設戲劇系的忙碌之中。

人們在生活中，都會受到特定的文化模式的制約，凡事來了都習慣按常規走路，若要突破這個模式，就必須具備開放的文化心理，在價值觀念上、生活和工作方式上有個根本性的轉變。1922年，熊佛西進“藝專”，擁護“國劇運動”，主張戲劇系辦成戲曲科班；擁護新興戲劇，主張戲劇系辦成新興學府。戲劇系應何去何從，年輕的系主任熊佛西不以自己的觀點來決定辦學方向，而是走民主的道路，組織師生進行辯論，這表現了他的胸懷與氣魄。管理上的新觀念、新做法經過辯論，使大家認定戲劇系應是訓練各方面人才的大本營，是新興戲劇的實驗中心。確定了辦學的方向後，熊佛西一切從實踐出發，探索着新興話劇與傳統戲曲相結合的新路子、新體制。

“藝專”戲劇系在城裏辦學，定縣農村該如何辦戲劇教育？他深入農村後，敏鋭地感到教育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學校式的，一種是社會式的。社會要進步、要發展，非重視社會式的教育不可，而戲劇又是進行社會教育的最好方式，它能在娛樂中給人以教育。在農村“戲劇簡直是農民的唯一教育”。（注：熊佛西《大眾化之實驗》，《熊佛西戲劇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版）為了充分發揮戲劇社會教育作用，在內容上他創作了一批“農民劇本”；在形式上根據農民看戲劇的習慣創建了農村露天劇場，創造了一套演出方法，很有效地通過戲劇給農民以新的思想文化教育。在學校式的教育方面，受條件限制，不能辦戲劇學校，他就開辦戲劇培訓班，將那些對戲劇有濃厚興趣又有表演才能的農村青年，招來培訓，培訓後回到村裏去組織農村劇團，這方法很有效，很快農村劇團在定縣遍地開花，掀起了一個新興的農民戲劇運動，使戲劇大眾化實驗有了新的開拓、新的發展。左聯一開始就把大眾化當作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號召全體盟員到農村、到社會的底層中去，去普及革命文學，但左聯的戲劇大眾化，還只是為大眾寫戲，到大眾中演戲，演戲給大眾看。而熊佛西是教會農民寫戲、演戲，農民與農民、演農民，演給農民看，這是徹底的大眾化，是大眾化的深入發展。熊佛西的創新成果在農村開闢了戲劇大眾化的新天地，在中國戲劇教育史上創建了一種嶄新的模式。

抗戰期間，熊佛西在動亂中創辦了四川省戲劇教育實驗學校。形式的急劇變化催生了他的新理念：“戲劇在戰時是鋒利的戰爭武器，在平時是有力的教育工具。”（注：熊佛西《五年來的抗戰戲劇》，同上）“這個學校不是一個傳統的學校。它是適應抗戰需要的一個新興社會教育的機構。”“它是後方抗戰宣傳的一個樞紐，也可以説這個學校的成立，對於我們自己是一個戰時教育的建設，對於敵人是一個文化炸彈的還擊！”（注：轉引熊佛西研究小組《熊佛西傳略》，《現代戲劇熊佛西》，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在風雨飄搖中，熊佛西沒有關起門來辦學，讓學生只坐在教室裏上課，而是拉出去，擔負宣傳抗戰的責任。他們組織劇團在城裏公演，激發民氣；到農村巡演，喚醒民眾；到部隊去演出，鼓舞士氣。學生在演出中學習專業，學習社會，學生與教師連成一氣，社會與學校打成一片。由此我們看到，熊佛西對抗戰時的戲劇教育有着新的思路，教育完全與社會的抗戰洪流融合在一起，充分發揮了戲劇的戰鬥武器作用。

熊佛西深知戲劇是要靠對戲劇教育有興趣、有能力、有責任心的人來辦，所以必須愛惜人才、尊重教師。學校是以教學為主的，教學是以教師為主的，要辦一個高水平的學校關鍵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師隊伍。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無論是在平時，還是在戰時，他都薈萃了一批戲劇精英，像曹禺、陳白塵、歐陽予倩、葉丁易、靳以、楊村彬、余上沅、陳治策等，都曾在他任校長的學校裏任教。

他還廣泛地聘請名演員和國外藝術家來校講課或演出，多方招賢納士，這既充實了教學力量，又活躍了藝術空氣和藝術氣氛。社會上的許多新鮮東西及時地進入了課堂，增強了戲劇教育的活力，使學校與社會息息相通。

熊佛西愛學生是有名的，對學生講話都説“我的孩子們”，有的學生沒有經濟來源，無法上學，他就用自己的薪金供他們讀書；有的進步學生遭到反動當局迫害，他就冒着風險把他們保護起來，轉移出去；學生沒有蚊帳，他出錢買；學生食堂缺糧食，就將自己家裏的存糧送給食堂。作為教授、校長，熊佛西在戲劇教育史上樹立了高尚的師德風範。

熊佛西在辦學過程中，處處表現了他對個人的承認與尊重。教育是樹人的工程，在當時束縛人性的封建倫理道德雖然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但作為舊的文化意識，不是一兩次運動就可以洗刷乾淨的，它還會頑強地以各種形式積澱在人們的文化心理之中，一遇上實際問題，就以共性淹沒人的個性。熊佛西不然，凡事都要考慮人的個性。在“藝專”戲劇系時，師生對辦學方向分歧很大，他就通過辯論讓大家充分發表了個人看法，結果大多數人的意見一致了，還有極少數人不一致，他也不將大多數人或系主任的意志強加於極少數人，而讓少數人自由選擇留下或離去。熊佛西這樣做，不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問題，而是能否尊重個人的自主性、主體性的文化觀念問題。

“以廣博容納之精神，樹立研究與思想之自由”，這是熊佛西的辦學原則，所以他主辦的戲劇學校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人是獨立自主的，是自由的，不是依附別人的。今天還有學生這樣回憶着：“在那四川充滿黑暗統治的國統區裏，四川省劇校好像一小塊民主自由的特殊領地。這和熊先生貫徹他一向主張的‘教育民主’、‘學術自由’的辦學原則分不開。”（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1915年1卷4號）在課堂上各種學派的理論都可以講授，在圖書館裏各種書籍都可以閲讀。當時，當局派進學校的訓育主任發現一位學生讀《資本論》，沒收了他的書。熊佛西聽後，便以校長的名義命令他把書還給學生。他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這既鍛鍊了學生的能力，增長了見識，也保護了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權利。有時學生的活動引起當局的注意，甚至要追捕學生，他不顧安危，挺身而出保護學生。他不是一個革命者，做這些事不是從政治立場出發，而是出於對人的尊重，看不得那些踐踏人權、剝奪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的舉動在學校裏出現。熊佛西在當時就認識到，學校是樹人的，教育必須樹人，並提倡以個性樹人，確立人的自由獨立的人格，因此有了這種對“人”的認識的教育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教育，是真正的培養人、解放人的教育，這就在尊師愛生的基礎上更深入了一步，前進了一步。這一步是中國戲劇教育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步，它與世界先進文化同步，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步。

熊佛西給上海戲劇學院的定位是：“培養人才的目標首先應該注重人格的陶鑄，使每個戲劇青年都有健全的人格，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愛民族、愛國家、辨是非、有志操的‘人’，然後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1]  。”

有的故事説他如何愛學生，平時他喜歡在校園裏散步，見到學生，不論高班低班，他都要拉着問長問短，把學生都稱作“孩子們”。有的故事説他如何愛國，抗戰時期他是國立劇專校長，學生在大後方演愛國戲，他怕壞人搗亂，居然懷揣手榴彈在劇場門口站崗。抗美援朝時期，他在電台動員捐款買飛機大炮，熱情洋溢，給人印象極深。聽高班同學説，早先每次學院開大會，熊院長上台時，學生們會情不自禁站起來向他歡呼。

熊院長的熱情是出名的；熊院長的嚴格也是出名的。他的熱情和對學生的愛，常常隱藏在嚴格之中，這是我當他的學生感受最深的一點，也是受益最深的一點。四年級我們班排的畢業劇目是《玩偶之家》，熊院長親自來執導，同學聽説後都誠惶誠恐。我因為被派演娜拉一角，更是緊張，事先看了很多書，作了不少案頭工作。誰知生活上大大咧咧的我，第一課就被他抓住弱點：“曹雷，你怎麼可以穿着短褲進教室？”其實，我穿的是裙褲，但即使這樣，也是不禮貌的；何況我們排的是上個世紀的戲，這樣的穿着與人物距離太遠。我嚇得趕緊跑回宿舍去換裝，以後上課，再也不敢怠慢。後來，熊院長又要求我們從形體上尋找人物的感覺，首先要我們學會穿高跟鞋。那個年代，高跟鞋是很少的，為了練習，我們只能到淮海路的舊貨商店去覓老外賣掉的舊高跟鞋，天天不離腳。有一回排戲，我穿了雙布鞋，熊院長硬是逼着我立刻去換掉，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他總是説，在舞台上，站着就該是雕塑；動着就該是舞蹈。當然我們都懂得這話不能從字面去理解，他是形象地説明藝術要高於生活。

在台詞上，熊院長同樣要求有美感，並且要把人物關係、語言背後的潛在意思準確地表達出來。有一次，僅僅是為了娜拉一句與好朋友告別的話，他覺得我沒有説出與那位朋友關係的密切程度，讓我整整反覆説了一節課。課間休息時我還在不停地練，他又拍着我的背説：“現在休息，不許再練了，回去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就會説對了。”

在公演的前一夜，《玩偶之家》進行彩排，其實是一次內部正式演出，劇場坐滿了文藝界的前輩以及話劇院、電影廠的導演和演員。熊院長就坐在第二排的正中。幕啓了，我飾演的娜拉第一個上場，抱着一大堆給孩子們買的聖誕節禮物，興沖沖地回家。才演了大約兩分鐘，忽然，熊院長從觀眾席裏站起來，指着我大聲説：“不對！曹雷，你演的是什麼東西！感覺不對！閉幕！重來！”我站在台中央，面對着劇場裏黑壓壓一片的觀眾，完全傻了。大幕慢慢關上了，我回到側幕，也顧不得委屈，在老師的幫助下，趕緊排除雜念，重新尋找人物的思想、感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要去幹什麼？找到準確的心理節奏以後，換一個步態上場。這下好多了！……這件事，後來成了很多人的談資，我當然終生都不會忘記。

原配妻子：朱君允（1896—1966）武漢大學教授，是熊192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研修戲劇時認識的，比熊大6歲。熊佛西苦苦追求，朱君允招架不住，不顧家人反對，1925年同熊在紐約結婚。

抗戰爆發，熊佛西隻身到了大後方，朱君允帶了三個孩子逃出北京，由上海到了香港，住在許地山家。此時，朱君允收到熊佛西的信，熊佛西已經和當時著名的話劇演員葉子同居了。信中寫道：“你是有能力的女人，能夠撫育三個孩子成人。”拂袖抽身，連兒女都不顧。朱君允到了成都，找到工作，獨自供養了三個兒女，都學有所成。他們沒有辦離婚手續，熊佛西和葉子的婚姻是非法的。在葉子之後又有過兩次婚姻，都是非法的 ^[2]  。

同居妻子：葉子（1911年5月24日—2012年8月26日），原名葉仲寅，河北大城人，話劇女演員。丈夫為著名戲劇家熊佛西。

葉子早年就讀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期間能加了業餘話劇團。後決定專職從事話劇事業，併為此與父親決裂。1935年她考入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抗日戰爭期間曾在怒潮劇社演出，出演過《前夜》、《放下你的鞭子》等劇。後來又到重慶，出演《全民總動員》、《中國萬歲》等。抗戰結束後於1938年起任職於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並在學校的表證劇團演出。後來又赴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葉子於1950年加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1953年她在話劇《龍鬚溝》中出演丁四嫂一角。1966年後因病退出舞台。她還曾任第一至五屆北京市人大代表。於2012年8月26日凌晨6點，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隆福醫院逝世，享年101歲。

大兒子：熊性美（朱君允之子）（1926-）著名經濟學家，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世界經濟學科博士生導師，全國政協委員。1996～1997年於英國格林威治大學作博士後研究，2001～2002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福布萊特學者。現任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南開大學深圳金融工程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多年來，他在教學、科研、國家參政議政以及國際學術交流等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是一位頗受尊敬的民主人士、資深學者和深受愛戴的老師。

在熊佛西去世多年之後，有一次紀念熊佛西的會議召開，熊性美受到邀請，但他拒絕參加，他無法原諒自己的父親 ^[3]  。

大女兒：熊性慈（朱君允之女）

小女兒：熊性淑（朱君允之女）朱君允曾以《燈光》為題，四十年代在《成都日報》發表散文連載，熊性淑將回憶錄取名為《燈光，永遠的燈光》，是為表達對母親無限的緬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