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税之弊

明代礦税，也稱坑冶之課，包括金、銀、銅、鐵、鉛、汞、硃砂、青綠(礦質顏料) 等礦產物質課税，以金、銀為主，其他皆微不足道。金銀礦開採大都採用官府壟斷制，由政府主持開採。間有民採，須經允許，其課額也重。

明初，統治者不主張開礦，認為投入勞力多，產出礦銀少，雖然訂有礦税税額，但數額極少，人民負擔較輕，如福建各地礦場歲課僅2 670 餘兩，浙江歲課為2 800 餘兩。

永樂年間，明成祖雖也反對採礦，但礦禁已松，礦課逐漸增加，福建礦課歲額達32 800 餘兩，浙江達82 070 兩，但已導致地方負擔加重、礦民疲睏、治安混亂等問題。

明中期後，隨着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政府開始重視礦冶，廣泛組織開採，“税由此大興矣”。

嘉靖以後，採礦大都由中官、權貴把持，成為主要搜刮之所。 ^[1] 

明萬曆時派太監徵收礦税，成為虐民暴政。萬曆二十四年(1596 年) 詔開各處礦冶，並專派宦官為礦使、礦監，承旨四出勘查，乘機勒索錢財。從此，礦監橫行天下，不市而徵税，無礦而輸銀，勒索銀課200 萬兩。自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礦税荼毒，禍及各地。礦税苛索成了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1] 

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評價説：

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廿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徵之也。況王者藏富於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欲者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於慮，日中之昃弗虞於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曆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税始起。於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寀領福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採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衞輝，大璫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採，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税，荊州有店税。又有門攤、商税，油、布雜税，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系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實，雞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 ^[2] 

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誡，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而深宮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礦税而設璫者，繼則璫熒然託命言礦税。其始因璫媚而迎合在礦税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 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税歸有司，礦使停罷，輪台之悔，不亦晚乎! 然且兩載以還，税監不革，七年之後，為池復開，比之衞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何習與性成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