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州之變

1644年（順治元年，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南明“聯虜平寇”的如意算盤遭到清方斷然拒絕，赴北京談判的正使左懋第、副使馬紹愉被就地拘留，陳洪範回到南京，除了掩蓋自己暗中降清的種種無恥行徑以外，也報告了北使的失敗。

史可法在奏疏中説：“向所望者，和議獲成，我因合敵之力以圖賊，而遂其復仇雪恥之舉。今使旋而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似乎他在考慮同清軍作戰了。然而，史可法的真實意圖仍然是儘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見，繼續一廂情願地謀求與清軍配合鎮壓大順農民軍。 ^[1-2]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初，史可法親自安排高傑率軍北上，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黃河流域推進的軍事行動。只是進軍的目的不是針對清廷，而是想在撲滅“流寇”中充當清軍的盟友。正月初九日史可法奏稱：“陳潛夫（河南巡按）所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覃懷，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來，刻日可至。據此，李際遇降附確然矣。況攻邳之日，未返濟寧，豈一刻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

可見，史可法的部署是明軍北上至開封地區後即向西面滎陽、洛陽一帶推進。高傑出師時，也曾給駐守黃河北岸的清肅親王豪格寫信，信中一再表達的“會師剿闖”顯然體現了史可法的意圖，以“分道入秦”夾攻大順軍，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並非如清方指責的那樣“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談裏給自己增添一點籌碼。 ^[3]  可是，清廷征服全國的方針已經確定，根本不願考慮聯合南明的問題了。豪格在回信中乘機再次招降，而對“合兵剿闖”則不予理會。 ^[4] 

正月初十日，高傑同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帶領軍隊來到睢州。鎮守該地的明河南總兵許定國為求自保，已經秘密同清方勾結，並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兒子許爾安、許爾吉送往黃河北岸清軍營中充當人質。

當時河南大戰在即，軍餉告急，巡撫越其傑利用袁樞長期在户部工作的背景，令其奔赴南京籌措軍餉，“督餉直浙、閩、廣” ^[5]  ，而在事變前夕，許定國失去袁樞的約束和周旋，又是事變驟發的誘因之一。

高傑大軍進抵睢州使許定國惶恐不安，進退失據。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敵不過高傑，請求豪格出兵支援又遭到拒絕，只有橫下心來鋌而走險。他一面出城拜見高傑，謬為恭敬；一面暗中和清人勾結，策劃對付高傑的辦法。高傑也已經知道許定國把兒子送入清營的消息，為防止他率領部下把睢州地區獻給清朝，想憑藉自己的優勢兵力脅迫許定國及其部眾隨軍西征，最好是直接逼迫許定國解散部眾，解其兵權。

由於此前大梁被水淹，河南省府的很多衙門被迫外遷。前兵部尚書袁可立子袁樞的的大梁道公署就設在睢州自己家裏。清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二日，許定國在睢州城裏袁可立府第內大擺筵席，名義上是為高傑、越其傑、陳潛夫、張縉彥等接風洗塵。越其傑勸告高傑不要入睢州城，以防變生意外。高傑一介武夫，嚴重輕敵，自以為兵多勢重，許定國不敢輕舉妄動，只帶了三百名親兵進城赴宴，越其傑、陳潛夫陪同前往，一行七八百人。許定國事先埋伏下軍隊，用妓女勸酒，把高傑等人灌得酩酊大醉。

夜三更時分，伏兵猝發，把高傑和隨行兵卒全部殺害，越其傑、陳潛夫驚惶失措，逃出睢州。倉皇出城者還有總督河南、河北、山西軍務的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第二天，高傑部眾得知主將遇害，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對軍民大肆屠殺，進行報復。 ^[6]  許定國率部過河投降清朝。 ^[7] 

高傑死後，軍中無主，部下兵馬亂作一團。黃得功等又想乘機瓜分高傑部的兵馬和地盤，雙方劍拔弩張。“時人為之語曰：誰喚番山鷂子來（高傑在農民軍中綽號翻山鷂），闖仔不和諧（黃得功號黃闖子）。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原注：邢夫人也），虧殺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睬。”

史可法出兵配合清軍“討賊”的計劃全盤落空了，他傷心備至，親自趕往高軍營中做善後工作，立高傑子為興平世子，外甥李本深為提督，胡茂禎為閣標大廳（即中軍），李成棟為徐州總兵。高傑妻邢氏擔心兒子幼小，不能壓眾，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這本來是史可法增進同高部將士感情聯絡的一個機會，然而史可法卻因為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命高傑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

二月間，史可法從徐州回到白洋口（今江蘇省宿遷縣境洋河）。當時清軍主力在阿濟格、多鐸帶領下追擊大順軍聚集於陝西，河北、山東、河南一帶，清軍人數並不多。例如，1645年正月奉命駐守山東的肅親王豪格在奏疏中報告許定國送兒子為人質後請他派兵渡河“衞其眷屬，臣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高傑統兵進抵睢州城外，許定國擔心脱不了身，派人請求豪格火速來援；豪格仍以“未經奉旨，不敢擅往”為由，拒不發兵。 ^[8]  清廷和豪格在這段時間裏表現出罕有的持重，證明阿濟格、多鐸兩軍西進後，清方在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東部兵力非常單薄。何況，清政府在畿輔、山西、河南、山東的統治尚未穩固，不僅曹州滿家洞等地的農民抗清活動如火如荼，士大夫中心向明朝的也大有人在。

睢州之變，高傑作為一軍主帥遭暗算，他的部下實力並沒有多大損失。史可法本應趁高傑部將因許定國誘殺主帥投降清朝的敵愾之氣，改弦易轍，作出針對清方的戰略部署，至少也應利用許定國逃往黃河以北，清軍無力南下的時機，穩定河南局勢。可是，他作為最高主帥閣部兼領督師，在高傑遇害後卻失魂喪魄，六神無主，倉皇南逃，致使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等俱南行直趨金陵而去。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當時正在史可法幕中，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 ^[9]  “一以退保揚州為上策”，即所謂：“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 ^[10] 

許定國在睢州誘殺高傑事件，對整個南明格局影響很大，史可法精心組織的將明朝軍事勢力推進河南、守住黃河防線的計劃就此落空。而清軍當時只有不到一萬人的軍隊，由於許定國部隊的叛變加入，使清軍勢力增加四倍。“睢州之變”發生後，南明政權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與清軍、大順軍角逐中原的戰爭。清政府在河南從此再也沒有強勁的對手。清初史學家鄭廉在《豫變紀略》中沉痛評價道：“袁園之禍，傑實自取。”

睢州之變對中國書畫界也是損失重大，一場大火將袁可立之子、收藏家袁樞數年精心收藏的古書名畫毀失殆盡，其中包括明代著名書畫家董其昌贈送給袁可立的名畫多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