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爾·讓

批發商貝爾納東在土倫的苦役犯監獄找到了一個“二進宮”的慣犯皮埃爾·讓，並在第二天給了他一把銼刀。他銼斷了鎖鏈後跳入海中，成功逃走，並在貝爾納東的幫助下登上了一艘船，駛向了新大陸。

關於這篇短篇小説的寫作年代，我們可以從凡爾納的劇本中尋找線索。事實上，在《家庭博覽》（Musée des Famille）1852年發表的一幕戲劇《加利福尼亞的城堡》（Les Chateaux en Californie）中，“塞萊斯號”船從美洲把迪布爾先生接了回來，正是同一艘船在《皮埃爾·讓》的結尾中把最終獲得自由的苦役犯帶回了新大陸。第二條線索則應該是苦役犯的花名冊。二十二、二十四分別是作者的弟弟保爾（出生於1829年6月）和作者本人儒勒（出生於1828年2月）的年齡。當然這也許只是誇張了一下簡單的數字的含義。最後應該注意到小説家給他的兒子取名米歇爾·讓·皮埃爾（Michel Jean Pierre）。這一系列引人注意的巧合似乎可以證明作者於1852年完稿的假設。 ^[1] 

這篇短篇小説曾被收入遺著集《昨天與明天》（Hier et demain）中，於1910年出版，當時名為《讓·莫雷那的命運》（La Destinée de Jean Morénas）。雖然再版作品的大段描寫都借鑑於手稿，但情節尤其是寓意卻有了顯著的改變。米歇爾·凡爾納按照出版商寫在手稿首頁的要求“緩和對苦役犯人的同情和對法律的譴責”，對作品進行了改動。讓·莫雷那回到苦役犯監獄，而皮埃爾·讓卻重獲自由。這正是這部作品的意義所在了。 ^[1] 

在小説中，我們在這一難以置信的越獄事件的描寫中再次看到歷險小説的古典主題，但作品的獨創之處不在於此。首先，作者對於這些身處19世紀後半期的苦役犯的生活狀況作了細緻的介紹。法律從天而降，無情地突襲了這個先被判三年徒刑、再犯後又被判十年的小偷。在這方面，第二章裏轉載的關於刑罰條例的告示是意味深長的。但特別應該強調透過貝爾納東先生——一個好心的馬賽資產階級商人——反映出來的作者自身的目光，這目光充滿同情，特別是當看到在魚龍混雜的苦役犯監獄中，由2224號（一個正直善良的不幸青年）和他的獄友（一個充滿野獸特徵的老資格犯人）組成一隊的時候。因此，這種揭露大大先於小説《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通過主人公冉·阿讓的權利和地位的恢復來對現實的揭露，因為《悲慘世界》直到1862年才出版。在儒勒·凡爾納筆下，這並沒有什麼出人意料的，儒勒·凡爾納對於某些源於不公正的苦難一直表現出非常的敏感。而在五十多年後於1902年出版的作品《基普兄弟》（Les Frères Kip）中，關於阿瑟港苦役犯監獄的描寫體現了小説家對他那個時代監獄問題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因此，我們只能揣測儒勒·凡爾納當時沒有發表這部精彩的短篇小説的真正原因。 ^[2] 

儒勒·加布裏埃爾·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1828.2.8—1905.3.24），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作家，被譽為“現代科學幻想小説之父”，曾寫過《海底兩萬裏》、《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地心遊記》、《八十天環遊地球》、《氣球上的五星期》等著名小説。其小説收錄於總題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異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 dans les Mondes Connus et Inconnus）系列作品集。其中《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海底兩萬裏》和《神秘島》被稱為凡爾納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