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法案

作為生產白銀的傳統大國，美國資本控制了世界白銀生產的 66%和白銀冶煉的77%（見汪熙（1992）），但是白銀工業在美國經濟中並不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據1934年的數據，當年白銀的產值不過3200 萬美元，少於花生和馬鈴薯的產值，比小麥和棉花的產值就更少了。但是，白銀對於生產比較集中的西部七州（猶他、愛達荷、亞利桑那、蒙大拿、內華達、科羅拉多和新墨西哥州。）卻很重要，而來自這七個產銀州的參議員控制了參議院中1/7的投票權。以這些州的議員尤其是民主黨的議員為核心，再包括銅、鉛、鋅等以白銀為副產品的生產者就形成了所謂的白銀集團（silver bloc），美國政府和政客們發現只有取悦白銀集團，才有可能順利通過其他的政策或者法案。 ^[1] 

1929年的大蕭條給白銀生產者帶來了嚴重的打擊，白銀價格急劇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在這種情況下，白銀集團立刻展開了抬升白銀價格的遊説活動，例如召開國際會議、要求政府按高於市場的價格購買和儲備白銀、鑄造和發行銀幣等，但這些遊説活動在胡佛總統的任上並沒有取得什麼效果。1932年11月，民主黨人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也取得了重大勝利，與此同時，白銀集團的緊密盟友-來自農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的勢力也得到了加強。因此，白銀集團的影響和遊説活動空前高漲，而當時羅斯福總統為了通過有關新經濟政策的一系列法案也需要白銀集團的支持，部分縱容了白銀集團的活動（著名的白銀參議員皮特曼時任美國參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就曾經宣稱，如果羅斯福總統不提高對白銀生產者的補貼，他將要求參議院不對“中立法”進行表決。），1934年6月通過的《白銀收購法案》標誌着白銀集團的遊説活動達到了高潮。

《白銀收購法案》的主要內容是授權美國財政部在國內外市場收購白銀直到白銀價格達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財政部儲備的白銀價值達到了黃金儲備的1/3，在收購的過程中，財政部有廣泛的自由斟酌權（《白銀收購法案》更詳細的內容如下：目的：提高白銀價格；將作為貨幣儲備的白銀價值提高到作為貨幣儲備的黃金價值的1/3；發行銀券。措施：財政部根據是否有利於美國的公共利益決定在國內外市場購買白銀的時機和條款；當白銀價格上升到每盎司 1.2929美元或者用做貨幣儲備的白銀價值達到了作為貨幣儲備的黃金價值的1/3時，應當停止收購白銀；1934年5月1日美國國內的白銀價格不得低於每盎司0.50美元；當白銀儲備的價值超過了黃金儲備的1/3時應當出售白銀；銀券的面值不得低於白銀的成本；財政部可以控制與白銀有關的進出口及其它交易活動；總統宣佈白銀國有化；對買賣白銀所獲利潤將徵收50%的所得税。）。

在白銀集團諸多提高銀價和推動《白銀收購法案》的理由中，“中國市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他們一方面認為，中國是當時仍然使用白銀作為貨幣的大國，有大量的白銀積累（雖然中國政府在1928年就要求放棄銀本位，但由於中國國內銀行的抵制和國內使用白銀做貨幣的習慣，中國是當時唯一一個事實上仍然堅持銀本位的大國（見《中國民國貨幣史資料》第2輯）。），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提高了銀價就提高了中國的對外購買力，給美國商品開闢了廣闊的市場，可以銷售掉美國過剩的汽車和小麥，有助於美國擺脱當時的經濟危機。另一方面認為，提高銀價可以藉此打擊中國的工業，削弱中國商品與美國商品之間的競爭，因為銀價低導致中國的購買力低，中國人只能購買本國的便宜貨，促進了中國工業的發展，而減少了美國貨在中國的銷售，從而使中國成為美國“在世界市場上最具有破壞力的競爭者”。若提高銀價將使中國貨幣升值，增加中國工業產品的成本，削弱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從而有利於美國的企業家和農民。

《白銀收購法案》簽訂後，中國貨幣對美元的匯價驟然上升，每盎司白銀可換回3倍的美元的購買力，也就是説，3倍的美元才能換取同值的中國貨幣。美國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國商品價格的昂貴，相反，中國民眾則樂於消費外國的商品。在中國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競爭力的情況下，當時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銀，而在銀本位制的中國，白銀的出口導致中國貨幣奇缺和嚴重的經濟恐慌。當時中國政府為了制止白銀外流，曾採用嚴刑峻法以杜絕白銀走私。這些都無濟於事，在1933----1935年世界各地經濟已經復甦時，而中國卻正是經濟恐慌嚴重的年代。這就導致了1935年國民政府進行幣值改革，被迫放棄了傳統的銀本位制。 即使沒有的白銀收購法案，抗日戰爭和內戰也會使國民政府為了籌到更多的錢，早晚會脱離銀本位制，而改用不用兑現的紙幣本位制，這就導致了蔣介石政權後期的紙幣大幅貶值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到來，以至於其灰溜溜的拉着數船的黃金逃亡寶島台灣。

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危害

1929-1933年世界範圍的大蕭條是一個全球性事件，它使世界經濟和社會經歷了一次鳳凰涅槃。大蕭條對中國具有重大的影響，大蕭條是隨後中國農村崩潰、工業蕭條、地產暴跌，金融恐慌的重要因素。

在1935年之前，中國一直是銀本位國家。

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世界主要國家逐漸採用金本位導致白銀供應持續增加，白銀價格呈現螺旋式下跌，白銀貶值（本幣貶值，相當於現在人民幣貶值）所導致的低匯率在大蕭條之前長期促進了銀本位中國的出口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發展。

但是，到1931年，世界各國因大蕭條的衝擊而相繼放棄了金本位。

1931年英國率先放棄金本位，此時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前後開始放棄金本位，1934年美國實施《白銀收購法案》更造成白銀價格的大幅上漲。

一方面：白銀價格上漲（本幣升值，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商品出口競爭力全無，小農經濟瀕臨破產，城市出口工業蕭條。白銀大量外流，逐漸形成貿易逆差。

另一方面：大量的資金從實業經濟中退出湧進銀行和上海樓市，造成房產和金融業表面的繁榮，隨着資產價格大跌，表面繁榮支撐起的銀行信貸陷入資產泡沫的黑洞，上海房地產的崩盤急劇震盪了脆弱的金融市場。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金貴銀賤的趨勢日益明顯，中國當時實行銀本位制（中國雖然實行銀本位制，但在1933年4月6日廢兩改元之前，銀元和銀兩並用，各地各銀行也自行鑄造發行銀幣，成色不一，這些銀兩之間也還存在比率，例如天津兩的一百等於上海兩的一百零六（見《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99頁），總之，當時國內的幣制是比較混亂的。），國內流通和積澱的白銀數量很大。例如，1931年中華民國流通的銀幣總額估計有17.07億元之巨，其中外國所鑄銀幣約為8000萬元（上海《銀行週報》第16卷第2號，見《中國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101頁。），1933年上海寶銀登記彙總的當時各銀行所儲備的白銀為1.46億兩，其中以英資匯豐銀行的白銀儲備最多，約有3600萬兩，而當時國內最大的中國銀行的白銀儲備還不到2000萬兩（《中華民國財政部檔》，見《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103頁。）。對此金貴銀賤現象，當時國內也頗多議論，其中不乏擔憂財富縮水以及外債負擔加重之虞，例如工商部工商訪問局曾指出“中國為今日世界唯一用銀國家，銀價之跌落，其關係廣及整個的國民經濟”、“中國又為債務國家，銀價跌落對於國家財政上影響尤大”、“因銀價跌落而致中國國富無形損失鉅萬，亦為理論上必然之歸宿”（工商部工商訪問局：《關於銀價波動的報告》，1930年，見《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106頁。）。

但由於白銀對於當時之中國，絕非普通商品，同時也為貨幣本位，白銀價格的漲跌不能以普通商品而論，還必須從幣值的角度來看銀價漲跌。在大蕭條年代的頭幾年，銀本位實在是中國的福分，因為，當時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基本上實行金本位制，這些國家的價格水平包括白銀的價格在1929年的大蕭條後急劇下降（例如從 1926年到1931年，紐約和倫敦的銀價分別下降了58.8%和49.7%（汪熙，1992）。），這相當於中國貨幣的貶值，中國實行了一種類似於浮動匯率的外匯體制。例如在1929年時，中國的一元銀幣在外匯市場上相當於36美分，此後兩年內，按黃金價值計算的國際上的銀價下降了40%，中國的一元銀幣只有21美分，而同期美國的批發價格指數只下降了26%，因此，中國的出口貨物按照中國國內貨幣（也就是銀幣）計算的價格並不會下降，反倒有可能上升（注意如果按照黃金計算的價格則要下降），進口貨物的價格則會上升，其結果是當時中國的出口雖然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小於進口下降的幅度，也小於世界總出口下降的幅度（見Friedman（1992）。）。因此，在1930年和1931年中國出現了國際收支盈餘，1931年中國進口白銀4545萬兩（據中國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鑑》，見《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155頁。），在世界其它國家正在經受嚴重的通貨緊縮的時候，中國國內呈現温和的通貨膨脹。

1931年英國、日本和印度等國家相繼放棄金本位，中國的貨幣儘管相對於美元仍然在貶值，但相對於英鎊、日元和盧比卻升值，世界經濟的衰退開始影響中國經濟，中國的國際收支急劇惡化，1932年被迫淨出口白銀735萬兩以彌補貿易赤字，國內的物價指數也開始下降，要不是當時國際上白銀價格繼續下跌以及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比較低等原因，中國經濟受到的衝擊將會更大。當美國於1933年放棄金本位時，中國的貨幣對美元也開始上升，從 1932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中國的對外貿易進一步惡化，1933年的出口僅及1930年的58%，貿易赤字繼續靠金銀等貴重金屬的淨出口來彌補，在世界經濟和貿易開始復甦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卻邁入衰退，1934年美國通過《白銀收購法案》，白銀價格迅速上升，中國的經濟和貿易雪上加霜，不堪重負。

由於中國在1935年11月進行貨幣改革之前，還一直是銀本位國家，美國的購銀行動導致白銀價格上升，立即對中國產生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嚴重後果：

大量白銀流到境外

從1934年9月之後的半年時間裏，美國政府每月平均收購白銀2400萬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為止，共收購了2億9千4百萬盎司白銀，國際白銀價格節節攀升，1935年4月達到81美分。國際銀價的上漲雖然也推動了國內銀價，但國際銀價上漲得更快，中外銀價差距擴大，1934年10月中旬時，每一箇中國銀元（約含銀0.7555盎司），所含白銀的國際價格比國內價格高1/4以上，到1935年春天，國際銀價超過國內銀價已達到50%（見汪熙（1992）。），出口白銀每千元即可獲利300-400元。白銀出口税和平衡税的徵收根本無法遏制白銀外流，不過增加了白銀的走私量而已。首先是外資銀行擁有治外法權，又有大量的白銀庫存，如1933年底上海外資銀行的白銀庫存為2億7千多萬元，佔當時上海白銀總庫存的50.4%，中國政府雖然多次頒佈法令禁止白銀出口，且在1935年4月與外資銀行簽署禁止白銀出口的“君子協定”，但並沒有嚴格的約束力，外資銀行的白銀庫存直線下降，到1935年9月時只佔到上海白銀總庫存的12.7%。上海的中外資銀行拋售白銀致使政府和實業債券下降10%，上海中心地產價格下降15%，工業債券下降7%。其二，在 1934年中國的白銀出現了先由內地向上海集中，後來又由上海向內地分散的兩次轉移，其目的就是要向境外轉移，當年的1-8月，內地向上海集中白銀 2969萬元，但在9月份之後，白銀流向突然轉向，從9月到12月由上海流向內地的白銀高達8897萬元，比1933年全年由內地流向上海的總和（8189萬元）還要多，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國民政府對白銀出口徵收出口税和平衡税，導致大量的白銀轉向華南經由香港出境或者日本勢力範圍內的華北地區，然後再走私出口到境外。第三，日本軍國主義支持下的大量白銀走私活動導致中國政府對白銀出口失控，這一點後面將詳細討論。

物價下跌，通貨緊縮

國際白銀漲價意味着中國貨幣的大幅升值，加上白銀大量出境，可以預見的結果就是中國物價下降，國內白銀流通量減少，信用收縮，利率上升，嚴重的通貨緊縮，誠如當時中國政府駐美公使館所言“種種跡象證實，上漲的通貨價值，就中國來説，實為災難，因為它帶來了通貨緊縮”（“中國政府駐美公使館1935年2 月1日致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見《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116頁。）。中國的批發物價指數1934年比1931年下降了23%，當年下降了 6.5%，1935年又再次下降2.5%，農產品價格1934年下降了6.9%，1935年再下降3.7%，同時由於信用收縮，1934年7月的市場利率為5%，到9月的時候就上升到了12%。

貿易惡化，經濟衰退

一方面不斷上漲的貨幣價值嚴重侵蝕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國內的通貨緊縮和生產下降嚴重削弱了國內的購買力和消費水平，中國的進口額也同時迅速下降，因此，中國總的對外貿易額在白銀價格上升之後，出現了下降。例如1934年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生絲的出口量只有1930年的21.8%，出口產品的價格下降，以1926年為基數，上海的出口產品物價指數跌到72%，對外貿易額以1933年為基數（約12560萬海關兩），1934年下降為80%，1935年下降為76%，其中，進口下降得更快，分別下降到 77%和68%（引自汪熙（1992）。）。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經濟和生產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大量的工商企業倒閉，例如在1935年，上海就倒閉了 1065家工商企業，全國銀行倒閉或者停業20家，當時中國最大的產業紡紗業，開工量減少60%，由於工業對農業原材料需求的減少，加上當年發生了災荒， 1934年的農業產出只有131億元，比1931年下降了46%（這個數據是根據劉大中：《中國的國民收入，1931-1936》，轉引自汪熙（1992）。Brandt和Sargent（1989）引用了Rawski等人估計的另外一組數據，1933年的中國農業產出為166億元，僅比 1931年少15億元，但是這組數據受到了包括弗裏德曼在內的一些學者的懷疑。）。這一破產倒閉之風甚至連部分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也不能倖免。美國的白銀政策並沒有像白銀集團所宣稱的那樣，既提高中國的購買力，又增加美國的對華貿易，相反，這個政策卻把中國僅有的一點東西也拿走了，連當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司長也都承認“我們收購白銀快要把中國人的血抽乾了”。

最後，美國的白銀政策對中國產生了一個在美國人看來，沒有預見到也無法預見到的是，中國在白銀價格不斷上漲，國內白銀大量外流、通貨緊縮加劇和生產下降等諸多因素擠壓之下，選擇了放棄銀本位，實行法幣，徹底改革了中國的貨幣制度。雖然在當時以及現在很多人看來，這一幣值的改革是中國貨幣現代化的發端，但是卻使中國日後踏上了惡性通貨膨脹的不歸路（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表述為：“如果不是美國抬高銀價，中國將可能在晚些時候放棄銀本位，比實際發生的情況晚上好幾年，等到政治和經濟狀況都比較好的時候再進行貨幣改革。中國未來的進程就會有所改變，也許發生在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最終並不能避免，但是，至少會推遲發生，這樣國民政府就可以贏得更多的時間來恢復其因戰爭而受到的創傷。”）。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上白銀價格劇烈波動，對中國經濟和政治影響甚大，當時的國民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白銀價格波動的危害，迫切希望能夠穩定銀價，然而美國國會仍然通過了《白銀收購法案》，致使中國經濟處於崩潰之邊緣。聯想到當時中日之間處於全面戰爭前夜的形勢，美國的《白銀收購法案》大大削弱了中國抗日的經濟基礎，顯然是幫了日本人的忙，不啻助紂為虐，連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摩根索最後也承認美國的白銀政策正符合日本人的意圖。當時，日本一方面大量走私白銀，在中國銀價每盎司40.5美分與世界銀價65美分之間投機牟利，利用走私白銀所積累的鉅額資金來建造兵艦和穩定日本的幣值，同時，將中國的白銀滯留北方並最終劫掠之（典型者如日本劫掠中國政府在華北金融財產的“平津白銀事件”。），並針對中國外匯存底有限的情況，日本正金銀行在1934年11月和 12月間多次向中國銀行突擊購買外匯，使中國外匯儲備量遽然下降（只剩下3500-4000萬外匯與黃金儲備），對中國“無限制”買賣外匯施加壓力，迫使其無法維持匯價。

美國當初收購白銀主要是為了補貼美國國內白銀生產者，順便提高中國的購買力也是白銀參議員們的一個理由，但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個真正的贏家卻是日本人。認為美國人有意幫助日本人是不公平的，實際上當時美國很擔憂日本在遠東的軍事勢力以及日本海軍對太平洋地區的控制能力，期望能夠給予中國某種程度的幫助以牽制日本，但美國人也想不到日本通過走私和劫掠中國的白銀並在倫敦等地出售而增強了國力，因此摩根韜哀嘆道“假使我是被日本花錢收買的，那麼我一直在掙着我的工錢。”可以想見這個後果也是美國人始料所不及的。現在國際間的經濟和金融聯繫更加緊密，兩個國家間針鋒相對的政策博弈，其結果也恐難為人所料，“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事未必不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