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光

1944年入冀中行署經濟訓練學習。次年參加八路軍。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社員、華北軍區第三縱隊前線劇社音樂組組長、第十九兵團文藝訓練大隊副大隊長。1953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專修科。

他的童年是在中華民族飽受侵略、壓榨與剝削的生存環境中度過的。所不同的是，他自幼便在那片既生長五穀、又生長民歌與戲曲的土地上，跟着村裏老藝人學會了二胡、京胡、四胡、月琴等，從而讓他獲得了最初的心靈寄託。1944年，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鐵蹄蹂躪了大半個中國將近八年的民族危難關頭，19歲的田光作為一個民族之子，毫不遲疑地踏上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征途，穿上了八路軍軍裝。翌年，在日本侵略者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終於取得勝利的前夕，他開始了在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新生隊的學習生活，之後又被調入華北軍區三縱隊前線劇社，做了一名樂隊的主力樂手。在由抗戰勝利轉入四年解放戰爭的緊張、繁忙的行軍、轉戰與慰問演出中，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間隙，與戰友們一起閲讀着全劇社僅有的那本油印的、李煥之編著的《作曲教程》，從而悄悄地開始了自己音樂創作之旅的艱苦跋涉。

當戰爭在人們的期待中結束、勝利的曙光讓一個受盡屈辱的民族第一次以一個東方大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的神聖時刻，田光披着共和國燦爛的陽光，奉命撲進了首都北京的懷抱，並於1951年成為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理論作曲專業幹部進修班的學生。苦讀兩年後，他創作了一部小型交響樂《牧童的故事》。我沒有聆聽過這部作品，但卻深深知道，他是將自己從一個鄉村牧童成長為一名部隊文藝戰士的內在情感與人生體驗，濃縮在自己的音樂語言之中，從而能使作品以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在十多位同學的作品中脱穎而出，成為被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工作團交響樂隊演奏的兩部畢業作品中的一部，不僅得到了江文也、姚錦新等教授們的由衷讚賞，也得到了師生們的一致好評。走出校門，他依從組織調配，邁進了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大門。然而，在他真正的專業創作日曆還未翻開之時，又於年末被調進了《解放軍歌曲選集》編輯部，開始從編輯到編輯組組長、再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兼《解放軍歌曲》主編，一口氣默默工作了35個年頭，直到1987年離休。

2009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在少年時代就能嫺熟地演奏二胡、京胡、四胡、月琴等民族樂器。1944年9月底參加革命，1945年9月參軍在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新生隊學習，後調三縱隊前線劇社工作。1951年9月在中央音樂學院進修理論作曲專業，1953年8月畢業後調入八一電影製片廠。同年12月，調總政文化部《解放軍歌曲》編輯部，先後任編輯、編輯組長等職。1978年7月任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兼《解放軍歌曲》主編(1987年5月離休)。系中國音樂家協會第三、四屆理事。從事音樂編輯工作三十多年來，為澆灌國家和解放軍蓬勃發展的音樂園地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儘管編務繁忙，業餘時間仍勤奮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僅公開發表、廣播及出版唱片、磁帶等就有千餘首歌曲，並多次獲獎。如《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民兵扛起槍》、《我愛連隊我愛家鄉》、《北京頌歌》(與人合作)、《美好的讚歌》、《井岡山頌》、《要把農村變樂園》、《春到蘇州》、《渤海漁歌》、《草原夜歌》、《五十六個民族一個家》、《中國月亮圓》、《新世紀的北京》等，並著有《二胡自修教程》一書。1979年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了與人合作的大型組歌《井岡山頌》；1983年出版了歌曲專集《美好的讚歌》；1989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歌曲專集《獻給你的旋律》；2004年，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了第三部歌曲專集《田光歌曲選》，並於2005年榮獲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成就獎”。 ^[2-3] 

田光從事音樂編輯工作和歌曲創作工作50餘年，創作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北京頌歌》、《美好的讚歌》、《井岡山頌》、《渤海漁歌》、《草原夜歌》等近3000首歌曲。最為著名的是於上世紀70年代初創作的《北京頌歌》，曾在我國廣為傳唱。田光2007年榮獲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榮譽勳章。

而與此同時，作為作曲家的田光，在五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中，恐怕連他也難以準確説出自己究竟創作了多少首歌曲，僅先後出版的歌曲選集就有三部：《美好的讚歌》（1983年）、《獻給你的旋律》（1989年）與《田光歌曲選》（2004年）。而這其中所輯錄的千餘首作品，連同他與人合作、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組歌《井岡山頌》（1979年），幾乎涉獵了所有的歌曲演唱形式，足以見證了這位在繁忙編輯工作間隙中從事創作的作曲家豐盈的藝術實績。

從1958年起，他的歌曲《我愛連隊，我愛家鄉》《民兵扛起槍》便相繼在部隊與民兵中廣泛傳播，彌留了一段難忘的記憶與歲月的迴音。1966年，他那首《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最響亮的歌是東方紅，最偉大的領袖是毛澤東……”的旋律，至今還能撥動幾代人的心絃，甚至能夠唱熱不少心靈。今天，當我們帶着對它唱響中國大地時的鮮活記憶再去認真審視它的時候，就不能不驚喜地發現，作者在賦予歌曲強烈的行進節奏感的同時，又融入了濃郁的抒情因素，從而成就了這首歌曲與眾不同的藝術品質。而這一藝術特點又恰恰體現出了他對當時時代最強音通過歌曲這種最具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加以表達的最佳方式的精妙選用，其所顯示出的正是作者對生活、對時代以及對人民心聲把握的準確與精當，實在令人歎服，其收到讓人讚不絕口的社會效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北京頌歌》應當是他畢生的一首力作，其所引發出的藝術震撼力，難以估量。對這首產生於1971年的歌曲，他曾經這樣回憶説，“那一年4月，總政歌舞團一位負責同志打電話，想要一首抒情歌曲，題材是要歌頌北京。當時，我與洪源、傅晶同志正好在一起商量創作問題，就決定接受這個任務，一起合作。”“但在當時幾乎沒有抒情歌曲可唱的情況下，首先遇到的是採用什麼樣的素材問題。北京是偉大祖國的首都，是世界名城，我國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歌頌北京就必須體現各族人民的意願。於是，首先明確了一點，凡屬某一民族或地區的音樂特點均應該避免，而同時又必須在民族音調的基礎上進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