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

產生的背景-全球視野的生態思潮

首先，它是社會文明轉型在譯學研究方面的一種反映。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逐步開始了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轉型。1972年，聯合國發佈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將保護自然環境提到全人類關注的高度。中國也隨之開始重視生態環境問題，此後接連提出可持續發展方針與科學發展觀。在這樣的背景下，“生態”維度進入包括翻譯學在內的諸多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這是時代發展的自然體現。

其次，它又是現代哲學思想轉型的必然結果。20世紀以來，在思想界與哲學領域發生了由主客二分到主體間性、由中心到整體觀唸的轉型。60年代，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提出了“中心”既可在結構之內又可在結構之外、這樣“中心也就並非中心”的重要觀點(Derrida 1967)。70年代，挪威生態哲學家阿倫·奈斯提出了“深層次生態學”(Deep Ecology)的理論，將生態學引入哲學與倫理學領域，並提出生態自我、生態平等與生態共生等重要生態哲學理念(Naess 1973)，此後又有美國生態哲學家戴維·格里芬等人的發展。這一過程顯示，當代哲學所面對的，是由認識論到存在論、由人類中心觀到生態整體觀的轉向。正是這樣的哲學轉向，打開了翻譯研究從“翻譯生態”視角綜觀翻譯活動的視野和思路，形成了生態翻譯學研究路徑。

生態翻譯學的發生和發展，既有全球因素，又有中國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內部因素；既有客觀因素，又有人為因素；生態翻譯學在新世紀之初應運而生，既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生態翻譯學的三個立論基礎是其客觀性、存在性和可持續性的重要前提和理據。其中的邏輯理路是：如果沒有“關聯序鏈”的啓示和指向，那麼，就不可能思考翻譯活動（翻譯生態）與自然界（自然生態）關聯和共通問題；如果沒有翻譯活動（翻譯生態）與自然界（自然生態）類似性和同構性問題的進一步研究，那麼，就不可能將適用於自然界的“適應/選擇”學説引入到翻譯學的研究中去；如果沒有將“適應/選擇”學説引入翻譯學研究，那麼，就不可能構建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理論體系；如果沒有以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理論體系為基礎，那麼，就不可能進一步開發和拓展宏觀生態理念、中觀本體理論、微觀文本操作的生態翻譯學的“三層次”研究；最後，如果沒有生態翻譯學的“三層次”研究，那麼，相對完整的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也就難以實現了。這是一個由較小到較大、由局部到整體、由不太系統到比較系統的、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

生態翻譯作為一個跨學性的途徑，是運用生態理性、生態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