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哈比教派

瓦哈比教派，也稱伊斯蘭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是近代伊斯蘭教復古主義派別，公元18世紀中葉出現於阿拉伯半島的納季德地區，創始人是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

該派以原始的《古蘭經》和聖訓為其理論基礎，宣傳唯一神論思想，反對具有多神崇拜傾向的行為和言論，嚴禁人們做出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任何言行。 ^[1] 

瓦哈比認為伊斯蘭教法中的合法與非法的依據是，安拉降示的《古蘭經》，除此之外，就是先知的聖訓。因此很多的伊斯蘭極端信徒，一直想建立一個極端保守的宗教國家。

為了實現瓦哈比教派純粹一神論的主張，瓦哈卜自稱一神論者或一神教徒，而瓦哈比派是反對其主張的人對他及追隨者的稱呼，久而久之，成了人們慣用的稱呼。

瓦哈比派反對異端行為，如生日聚會，婦女在靈車後行進，對天房帷幕的典禮以及舉行有蘇非派歌詠和舞蹈的紀念活動。 ^[2] 

此外，人們日常的生活習慣如：吸煙、喝咖啡、男子着絲緞衣服以及染須、佩帶戒指也被視為異端行為。瓦哈比派還查禁那些有多神崇拜傾向內容的書籍。

伊斯蘭信徒非常崇拜先知，很多伊斯蘭信徒，希望向先知的陵墓捐錢、食物和宰牲等祭祀活動，以祈求幸福、驅避邪惡，保護族人的平安。

但是瓦哈比教派的信徒認為，穆斯林信徒們只能在聖先知的墳墓前進行訓戒和説教，以表達敬意而不是為了訴説和祈求，因此他們反對一切的祭祀活動。

為了實現這一信條，瓦哈比派所到之處，拆毀陵墓及其附屬的清真寺，阻止其他信徒進行祈福活動，以至歐洲 人稱他們為“摧毀廟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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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瓦哈比認為伊斯蘭教法中的合法與非法的依據是，安拉降示的《古蘭經》，除此之外，就是先知的聖訓。至於教義和教法學家們的分析，只要不只取自《古蘭經》 和聖訓文字內容的，都不能成為論據。對於參拜先知靈墓，因襲古老的習俗，向靈墓捐錢、食物和宰牲以乞求幸福、驅避邪惡，瓦哈比認為，信徒們只能在聖先知的墳墓前進行訓戒和説教，以表達敬意而不是為了訴説和祈求。

為了實現這一信條，瓦哈比派所到之處，拆毀陵墓及其附屬的清真寺，以至歐洲 人稱他們為“摧毀廟宇者”。不只如此，瓦哈比派在進入麥加時還摧毀了許多具紀念意義的穹頂建築，如阿伊莎夫人穹頂、先知誕辰、艾布·伯克爾、阿里誕辰等穹頂建築。所有這一切舉動都是為了實現瓦哈比教派純粹一神論的主張。瓦哈卜自稱一神論者或一神教徒，而瓦哈比派是反對其主張的人對他及追隨者的稱呼，久而久之，成了人們慣用的稱呼。

瓦哈比派反對異端行為，如生日聚會，婦女在靈車後行進，對天房帷幕的典禮以及舉行有蘇非派歌詠和舞蹈的紀念活動。此外，人們日常的生活習慣如：吸煙、喝咖啡、男子着絲緞衣服以及染須、佩帶戒指也被視為異端行為。瓦哈比派還查禁那些有多神崇拜傾向內容的書籍。

總之，瓦哈比派信條的核心是遵循伊斯蘭正統的教法和教義，其來源為《古蘭經》和聖訓。瓦哈卜特別重視伊本·太米葉的思想方法，他本人是伊本·太米葉的忠實學生。

瓦哈比主義，或稱瓦哈比派，是發軔於阿拉伯半島的近代伊斯蘭復古主義運動。瓦哈比派以其創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1703～1792年)得名。然而，該派認為這個名稱是對他們的污衊，自稱為“認主獨一者”(muwahhidun)，或“認主獨一派”(ahl-twahid)。當代瓦哈比派自稱薩拉菲主義者(salafiyun)，指遵循前三代穆斯林先賢之道者。

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出生於阿拉伯半島內志(阿拉伯半島原分為內志和漢志兩部分，20世紀上半期內志統治者伊本·沙特統一兩地，並建立沙特阿拉伯——編者注)南部阿伊納的一個宗教世家，父親和兄長均為伊斯蘭學者。在那個時代，內志還是地處大漠腹地的窮鄉僻壤，也是一片十足的“文化沙漠”。不似漢志的麥加、麥地那等地大師雲集，學術繁盛，這裏僅有寥寥數位留學歸來的伊斯蘭學者操持教務，居民則多為對宗教不甚了了的鄉鎮居民和貝都因人。內志主流教法學派為嚴苛的罕百里派(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之一)，伊本·阿卜杜·瓦哈卜自幼隨父學習罕百里派宗教知識，成年後外出遊學，足跡近至麥加和麥地那，遠至伊拉克，其中在麥地那和巴士拉的經歷對他影響最大。當時從印度到阿拉伯半島，正興起一場聖訓研究熱潮。在麥地那，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師從一位聖訓派大師，後者要求其弘揚該派傳統。在巴士拉，他則對什葉派的興盛深感震驚。遊學歸來後，伊本·阿卜杜·瓦哈卜開始著書立説，他繼承了伊本·泰米葉(14世紀著名的伊斯蘭教義學家，繼承和發展了罕百里學派教法學思想，反對蘇菲主義和外來文化對伊斯蘭教的影響，提出“回到《古蘭經》和聖訓中去”的口號)的衣缽，矢志光復薩拉菲傳統。伊本·阿卜杜·瓦哈卜著有《認主獨一論》等書，這些書多為經訓專題彙編，內容聚焦教義學，較少涉及教法，顯示其重構伊斯蘭教義學的雄心壯志。其學説雖不及伊本·泰米葉等薩拉菲派大師那般博大精深，卻遠比他們勇猛無畏。如果説伊本·泰米葉是薩拉菲派的理論家，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則是薩拉菲派的改革家。

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學説的核心是認主獨一，他主張迴歸經訓，淨化宗教，強化一神信仰。在他看來，認主獨一不能僅停留在口舌招認，還須身體力行，避免任何可能瀆神的行為。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思想的顛覆性體現在定叛(takfir)、聖戰(jihad)等觀念，使其極具排他性和進攻性。他根據穆罕默德的預言(“伊斯蘭最初以陌生面目出現，還將以陌生面目迴歸”)，認為社會已重新墜入伊斯蘭史前的“矇昧時代”，“正信”已被多神崇拜、以物配主和異端新行歪曲得面目全非。伊本·阿卜杜·瓦哈卜並未將矛頭指向異教徒，而是穆斯林中的“叛教者”。他將蘇菲派、什葉派和其他遜尼派穆斯林統統斷為“卡菲爾”(不信道者)，尤對奧斯曼帝國各地盛行的蘇菲派教主崇拜和拜謁聖墓深惡痛絕，甚至拜謁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在他看來也屬大逆不道。他對什葉派穆斯林也口誅筆伐，稱其為“忤逆者”。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繼承了伊本·泰米葉的聖戰觀，並降低了聖戰的門檻。對於那些聽聞正道召喚卻不肯順從者，他主張對其發動聖戰。瓦哈比派的另一重要主張是憑經立教，鼓勵個人創制，超越教義學、教法學等伊斯蘭教“理性知識”，將解經權和定叛權由宗教權威

伊斯蘭瓦哈比派(3張)

下放至普通穆斯林，使其簡單易行，便於傳播。

在教義上，瓦哈比派屬於遜尼派中的聖訓派，主張嚴格遵從經訓文本，反對理性思辨。在教法上，瓦哈比派基本沿襲了罕百里教法學派，較為保守嚴苛，禁止飲酒、娛樂、巫術等行為，對婦女服飾和社會行為極為保守，成為一種社會和文化保守主義。瓦哈比主義是伊斯蘭復古主義傳統的近代篇章，是“沙特版”的薩拉菲主義。儘管瓦哈比派與薩拉菲派同宗同源，但後者是一個寬泛的思想流派，包括專注宣教、政治無為的“傳統薩拉菲”，積極參與政治的“政治薩拉菲”，以及主張暴力鬥爭的“聖戰薩拉菲”等，瓦哈比派只是薩拉菲派的一個分支或變體。而稍晚出現的伊斯蘭學者阿富汗尼和阿布篤開創的“薩拉菲主義”，實為迴應西方現代性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和革新主義，與瓦哈比派幾無共同點。20世紀初興起的政治伊斯蘭與瓦哈比派多有相似之處，均致力於伊斯蘭復興，但二者產生背景和鬥爭目標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種宗教性政治運動，宗教上不及瓦哈比派激進，在教義、教派等問題上較寬容。

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的宣教活動起初並不順利，連家人都反對他的主張。直到1744年他與內志德爾伊葉地區酋長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結盟，其宣教活動開始走向成功。沙特家族為他提供庇護，支持其宣教活動，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則為沙特家族的征伐提供宗教合法性。自此，這個由沙特家族和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所屬的謝赫家族結成的宗教軍事聯盟，開始改寫阿拉伯半島的歷史。第一沙特王國不僅統一了內志，佔領麥加和麥地那，還攻克伊拉克什葉派聖城卡爾巴拉，瓦哈比派教義也傳播到新的疆域。1773年，伊本·阿卜杜·瓦哈卜辭去教長職務，第一沙特王國的國王擔任瓦哈比派教長，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1811年，奧斯曼帝國命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派兵征伐第一沙特王國，經過七年戰爭，王國覆滅。其後，在利雅得再度建國的第二沙特王國也被拉希德王朝所滅，沙特家族逃往科威特。

沙特家族的支持並非瓦哈比主義傳播的唯一因素。沙特家族淡出半島期間，瓦哈比派仍是內志主流教派。這是因為：其一，內志新統治者對瓦哈比派較為寬容;其二，經歷亡國之痛後，瓦哈比派變得低調、務實，不主動與當局發生衝突;其三，瓦哈比派崛起後，內志伊斯蘭學者紛紛逃往伊拉克南部。瓦哈比派則將奧斯曼帝國領土視為“卡菲爾”的疆域，禁止本派學者前往。這使瓦哈比派得以存續，直到沙特家族再度崛起。 ^[4] 

20世紀初，沙特家族捲土重來，挺進半島腹地。1912年，沙特家族在貝都因人定居點招兵買馬，組建了瓦哈比派的“認主獨一兄弟會”，亦稱伊赫萬運動。該組織很快成為集宗教、軍事、生產為一體的組織，為沙特家族的統一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然而，政治分歧最終導致二者反目成仇。1927年，宗教狂熱的伊赫萬分子認為沙特家族忘恩負義，沒有給予自己相應的政治地位，以沙特家族與“異教徒”——英國人結盟等“叛教”行為為由，發動叛亂。直到1930年，伊赫萬叛亂才被平息。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國建立。

伊赫萬叛亂使沙特家族認識到，瓦哈比派是一把雙刃劍，可能威脅政權穩定。建國後，沙特家族便致力於將瓦哈比派官僚化，讓謝赫家族等內志烏來瑪(宗教學者)家族世襲宗教領導權，為沙特家族提供宗教合法性。烏來瑪也滿足於只在社會領域發揮作用，與“穆陶威”(宗教警察)一道成為維護瓦哈比教義和沙特社會保守性的中流砥柱。這樣，瓦哈比派的地位便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沙特家族增加宗教合法性、維護政權穩定和控制社會的工具。沙特政權由王室和技術官僚組成，而非瓦哈比派宗教學者，瓦哈比主義只是王室的統治工具，而非目的。

然而，依靠瓦哈比派建國的沙特家族，因與美國結盟、允許美國在伊斯蘭聖地駐軍遭到宗教反對派批評。沙特的宗教反對派包括“覺醒運動”、“新瓦哈比主義者”，以及被剝奪宗教信仰自由的什葉派穆斯林。“覺醒運動”是沙特的政治伊斯蘭勢力，20世紀60年代埃及、敍利亞等國穆兄會遭到鎮壓後，賽義德·庫特卜(埃及穆兄會政治活動家，當代伊斯蘭運動理論家)之弟穆罕默德、敍利亞人蘇魯爾、巴勒斯坦人阿扎姆等一批伊斯蘭主義者流亡沙特，得到沙特政府庇護。他們雖倡導伊斯蘭復興，但反對盲目歸順統治者，甚至批評王室統治。他們在沙特的大學任教，影響了一批青年學生，本·拉登就曾在吉達的阿卜杜·阿齊茲國王大學聽過阿扎姆和穆罕默德所授的課程。同時，部分體制外瓦哈比派學者也批評沙特王室違反教義，指責官方瓦哈比主義政治無為，被稱為“新瓦哈比主義者”。1991年的海灣戰爭是沙特宗教反對派與王室決裂的導火索，前者開始走向激進，主張發動“聖戰”推翻王室統治，從而演變為“聖戰薩拉菲派”。

瓦哈比教派催生出極端主義者，如新疆瓦哈比教派最具盛名的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及其培養的“八百弟子”。

阿不力克木原本是阿克蘇庫車縣的一個農民，他成立了新疆第一個恐怖組織——東突伊斯蘭黨。20世紀50年代，阿不力克木曾因分裂主張被判入獄20年，1977年刑滿釋放。

因為其宗教學術上的修養，出獄後的阿不力克木當選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他開始創辦經文學校。據不完全統計，全疆各地追隨他學經的學員約有800餘名，號稱“八百弟子”。他曾組織學員穿着統一的服裝，在庫車的新城、老城裏進行無聲地遊行。這些學員後來遍佈散落全疆，成為各地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骨幹分子。 ^[5] 

自20世紀20年代起，沙特王室便開始對外輸出瓦哈比主義。20世紀70年代油價暴漲，沙特開始用雄厚的財力支持瓦哈比主義在全球的傳播。沙特推行“伊斯蘭外交”，將瓦哈比主義作為重要的軟實力和公共外交手段。沙特通過倡議成立伊斯蘭會議組織、伊斯蘭世界聯盟、伊斯蘭發展銀行等泛伊斯蘭組織，支持宣教事業，樹立伊斯蘭盟主形象。沙特在世界各地資助興建清真寺、伊斯蘭文化中心和宗教學校，並設立麥地那國際伊斯蘭大學，招收世界各國穆斯林學生。

瓦哈比主義的傳播也與美國的默許和支持分不開。長期以來，美國將沙特“黑箱化”，經濟上將其視為重要石油來源地和出口市場，政治上與沙特王室結盟，認為瓦哈比派的保守性只是一個與己無害的文化現象。冷戰時期，美國將瓦哈比主義視為抵禦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武器，曾鼓勵沙特國王建立一個伊斯蘭聯盟，抗衡蘇聯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陣營，美國和沙特還支持阿富汗阿拉伯聖戰者的抗蘇鬥爭。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美國企圖利用瓦哈比主義遏制伊朗崛起和什葉派擴張。然而，9.11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國對瓦哈比主義的看法，這起空前的恐怖襲擊的幕後主使以及19名劫機者中的15人均來自沙特，開始引發美國社會對瓦哈比主義的恐懼，認為瓦哈比主義是仇恨、激進和恐怖主義的代名詞。

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致使伊拉克出現巨大的力量真空地帶，極端組織IS的前身“統一聖戰組織”趁機崛起，在2003年開始進行恐怖活動。2014年6月，借敍利亞亂局之際，“伊斯蘭國”正式宣佈“立國”，把“版圖”擴大到伊拉克和敍利亞兩國，並宣稱要統治所有伊斯蘭國家。從2015年開始，IS在其佔領區之外的恐怖活動日漸頻繁，也門、土耳其、利比亞、突尼斯、黎巴嫩、埃及、法國……都遭到IS發動的恐怖襲擊。

對於當前“伊斯蘭國”等激進組織的高調崛起，有人視其為瓦哈比主義的復興。“伊斯蘭國”武裝的所作所為也的確給人似曾相識之感，似乎重現了瓦哈比派血洗卡爾巴拉的一幕。然而，將“伊斯蘭國”當作瓦哈比運動的歷史迴響，將瓦哈比主義與恐怖主義劃等號卻有失偏頗。當下打着伊斯蘭旗號的恐怖組織多屬“聖戰薩拉菲派”，“定叛”、“聖戰”等觀念是其意識形態的核心。該派繼承了薩拉菲派的“定叛”思想，但“聖戰”思想源流十分複雜，主要包括伊本·泰米葉、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等人的聖戰思想，以及庫特卜伊斯蘭激進主義，以及二者的混合體。法拉吉等當代伊斯蘭主義者將聖戰“功修化”，也助長了伊斯蘭激進主義的發展。 ^[6] 

瓦哈比主義=恐怖主義(2張)

“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均屬“聖戰薩拉菲派”，但前者受薩拉菲主義影響較深，對其他教派穆斯林的態度更為激進，後者更多地受到庫特卜主義影響。薩拉菲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對當代伊斯蘭激進主義影響深遠，但瓦哈比主義只是薩拉菲主義的一個分支和變體，不能簡單地將瓦哈比主義視為當代伊斯蘭激進主義的唯一源流。大多數關於伊斯蘭激進主義的研究表明，伊本·泰米葉思想對法拉吉、阿扎姆等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的影響更為顯著。就瓦哈比派本身而言，官方的瓦哈比主義主張歸順政權，本身與恐怖主義無涉，沙特王室和官方瓦哈比主義還遭到“聖戰薩拉菲派”的批判，沙特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然而，瓦哈比主義的傳播客觀上導致宗教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蔓延。美國和沙特為實現某種戰略目標，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伊斯蘭激進勢力，從而養虎為患，引火燒身。從阿富汗到敍利亞，從“基地”組織到“伊斯蘭國”武裝，概莫如是。

當前，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肆虐，使瓦哈比主義回到聚光燈下。作為一種偏狹激進的世界觀和“批判哲學”，瓦哈比主義所到之處多引發教派矛盾，破壞宗教生態。僵化的教義，嚴苛的教法，使其成為激進主義的温牀。瓦哈比派面臨的挑戰不僅包括如何與現代性相適應，還需要解決如何與其他伊斯蘭教派和文化共存的問題。這不僅與瓦哈比派和沙特自身發展有關，還關乎穆斯林社會穩定發展和國際安全。

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傳入新疆哈密地區，至今哈密的大多數居民都是保守穆斯林。這個羣體類似清教徒，提倡簡樸生活，反對奢靡浪費，追求內心的安寧清修，平時嚴守戒律，但並不主張暴力，也沒有政治訴求。

瓦哈比教派信眾規模迅速擴大，主要途徑是通過私辦經文學校的方式培養信徒“塔裏甫”。在發展之初，瓦哈比教派打着宗教改革的旗號，並未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意圖，而更像是不同教法學派之間的鬥爭，因而沒有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

但是，由於瓦哈比教派可以“憑經立派”，每個傳經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衍生出對於經典的不同解釋，在表現形態上也顯得五花八門。伊朗的、沙特的、阿富汗的、埃及的、土耳其的，有時連信眾自己都搞不清楚。

而這一教派在新疆積極推動社會生活領域的伊斯蘭化，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日漸凸顯。思想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維吾爾族婦女不再穿着豔麗的民族服飾，取而代之的是一襲寬大黑罩袍。南疆某些地區甚至禁止音樂、傳統歌舞、繪畫、雕塑等社會文化活動，並指責維吾爾族婚喪習俗違反伊斯蘭教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