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與事

印度佛教《華嚴經》提出理與事相對的觀念，作為“佛智”之一，以證明佛性是一個整體。最早闡述“理”“事”關係的是《莊嚴經論》，詳加闡發的是《佛地經論》。唐玄奘在翻譯《佛地經論》和《成唯識論》時，把眾生的本體“真如”固定為理體，使以往對“理”的含混理解得以確定。玄奘法相唯識宗為了説明佛教究竟解脱道理，即“真如”由迷境轉為悟境，應用“理”和“事”來説明體與用、性與相的關係。認為“理”明顯一分，事”也清淨一分，直至“理”全明，“事”純淨，就達到佛教實踐目的，獲得解脱。

華嚴宗二祖智儼繼承地論師的思想，用“理”“事”來貫通和説明圓融無礙的學説。華嚴宗三祖法藏也吸取法相唯識宗的思想，用“理”“事”來闡明世間的一切現象和成佛的最高境界。他的思想包括：①“理”是本體，“事”是現象，沒有本體就沒有現象。他以金獅子為喻説，沒有金，就沒有金獅子。②“理”完整、普遍地存在於每一個“事”中。“能遍之理，性無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遍”。真理不可分割，寓於每一事中。同時“事”雖有分限，但全同於“理”，“有分限之事於無分限之理，全同，非分同”。“事”以“理”為體，任何一微細的事物都攝無邊真理。如同金存於金獅子之中，金獅子的每一根毛都包含了金。③“理”是唯一真實，“事”是幻象。如金獅子相由金構成,獅子相是虛幻的,金是真實的。④“理”“事”統一。“理”為“事” 的根據，“事”為“理” 的顯現。如金與金獅子，一真一妄，金不妨礙獅子相為妄，獅子相不妨礙金體為真，彼此融通無礙。後來華嚴宗四祖澄觀繼承和發揮法藏的思想，並強調理事觀是“佛智”對世界的基本觀點。華嚴宗力圖通過理事關係的唯心主義論證，説明物質世界的虛幻，本體世界的真實，而兩種世界又互相統一，沒有矛盾，從而又説明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並不截然脱節，眾生和佛也是無障無礙的。

禪宗南北宗之爭論和對“理”“事”的看法直接相關。北宗比較執著事相一面，南宗側重理體一面，都未能把“理”“事”貫通起來。唐代禪師希遷吸取華嚴宗的理事無礙思想,作《參同契》,會通南北兩宗頓悟、漸悟之説，用“理”“事”來説明：如不瞭解心（性理）物（事）本是一體，那麼，執著事則迷，契合理也不算悟。主張把兩者統一起來。希遷還把理分為物理與性理，認為從物理上看，事各住一方；而從性理上看，則是一致的。物理指事物的性質和現象，其差別不可相通，性理就是心。心性分認識方面和道德方面兩種，兩者都會歸於理事融通之宗，是統一的。由此他把“理”和“事”的關係歸結為“回互”、“不回互”兩類。“回互”即互相融合,“不回互”即各有自己的位次,各住本位而不雜亂。“理”和“事”是既“回互”又不“回互”。五代禪師文益創立法眼宗，他倡導的禪完全建立在理事圓融的思想基礎上。從華嚴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來體會理事關係，即從本末結構上而不是從體用上講理事,認為理事如同眼和腳的關係,應當互相協調。文益還認為理事圓融是禪宗各派的共同宗旨。當時禪宗影響最大的臨濟和曹洞兩家，雖都講理事關係，但臨濟從體用上着眼，認為理為見事之體，見事為理之用，重視從主觀方面即從理上見事，體會出事來；曹洞宗則從本末上講，認為理為本，事為末，側重於從事上見理，在個別的事上體會出理來。

華嚴宗尤其是華嚴禪的理事説，涉及本質與現象的關係，給後世哲學以深刻影響。“理”、“事”關係問題成為宋明理學家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用“理”、“事”來説明宇宙萬物本體和現象的關係，主張理在事先，“理一分殊”，發展了佛教的唯心主義。陳亮主張“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認為理與事密切結合,“理”不能離開“事”。明末清初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夫之強調即事窮理，他説：“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表現了和唯心主義根本對立的唯物主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