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

王葆心（1869-1944）是湖北羅田人，民國時期歷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武昌師範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志》總纂。 ^[1]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薌，號晦堂，羅田大河岸古樓沖人。自幼勤奮好學，成年入黃州經心書院讀書，府考以經學第一名錄取秀才，後入兩湖書院深造。

清光緒十六年(1890)起，先後受聘為潛江傳經書院和黃梅調梅書院、羅田義川書院院長。光緒二十九年鄉試中第3名舉人，揀到知縣。光緒33年舉貢考試名列第一，不久，調往京都就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兼圖書館編纂，後就任學部主事，並被禮部聘為禮學館纂修。其間，因為目擊清政府腐敗，外侮凌逼，發憤撰《宋季淮西六寨紀事》和《圻黃四十八寨紀事》(後增訂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搜遺輯軼，將宋明末季楚東人民不畏強暴和抗拒侵略的壯烈故事，整理成為眉目清豁和情節生動的史著，用以補正史缺失、宣揚民族氣節、鼓舞人民抵禦外侮。民國元年(1912)擔任湖南省官書報局總纂，繼任北京圖書館總纂。民國十一年南旋，就任湖北國學館館長和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及武漢大學教授。民國二十一年，及就任湖北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廣搜博覽全國志書達1400餘卷，把將所載內容同有關歷史地理資料查對考證，辨抄襲和證謬誤、審體例、尋因革，找出其中融會貫通的脈絡和體例變革的原因和切實可行的經驗，撰寫為《方誌學發微》一書。成書前，先撰寫《重修湖北通志條本》一卷問世，為當時修湖北志方案。民國二十三年至民國二十五年間，因為日本侵略軍進逼華北，平津危急、為搶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曾2次北上，第3次在北平選抄材料時，“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就攜帶手抄稿，備歷艱辛、間道返漢。是年退居羅田故里，擔任羅田縣志館館長。主纂《重修羅田縣志》，並以《發揮初期異同薈箋》等著作，抒發自己對侵略者仇恨。民國三十三年，為了進一步瞭解宋朝末季楚東義民抗暴保鄉用兵之地理形勢，抱病前往天堂寨實地考察。因為過度勞累，歸家半個月，卧牀不起、時年77歲。

王葆心治學嚴謹，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均有研究。晚年於方誌一門致力尤勤，遺著達170餘種。

《虞初文志》

《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

《續漢口叢談》

《重修湖北通志條儀》

《歷朝經學變遷史》

《經學研究前後編》

《中國教育史》

《古文辭通義》等20餘種。

《方誌學發微》

《增補修志通則》

《採訪志書條例》

《天完志略》

《江漢獻徵錄》

《湖北特徵長編》及合纂的《湖北文徵》等100餘種。

建國後，董必武多次指示有關方面蒐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遺著。羅田縣人民政府重修王葆心墓，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親筆題“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二語、以表墓門、湖北省文史研究館為其撰文立碑紀念。

著名愛國學者方誌學家《王葆心傳》出版。

我國著名愛國學者、方誌學家王葆心的傳記《王葆心傳》日前由崇文書局、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正式出版發行。

該書作者葉賢恩為湖北鄂州市委退休幹部，他歷經數年、不辭辛苦，對王葆心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的一生進行了詳細研究，傳記生動形象地展示了王葆心從家庭到社會、從童年到老年真實的一生，包括其家庭身世、讀書學習、教學科研、著書立説、為人處世等等各個方面的故事和傳説。葉賢恩先生認為王的治學方法有許多過人之處，主要是"始於條理，終於貫通；始於剖析門户，終於不分門户"，其傳記一出版即受到海內外一致好評。

中國社科院、湖北省博物館、圖書館等單位的專家一致認為，王葆心生前對經學、史學、方誌學、教育學、文學的研究在我國均有重要成就，他的遺著共有170餘種，其中如《方誌學發微》一書，被評論為我國方誌學著作的"冠軍"。

王葆心先生逝世後，湖北省文史館代撰墓誌銘，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親書"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一聯以表其墓門。

此間專家評論，王葆心治學嚴謹，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已發表的著作有《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續漢口叢談》、《重修湖北通志條儀》、《歷朝經學變遷史》、《經學研究前後編》、《中國教育史》、《古文辭通義》等20餘種。未刊者有《方誌學發微》和《增補修志通則》、《採訪志書條例》、《天完志略》、《江漢獻徵錄》、《湖北特徵長編》及合纂《湖北文徵》等100餘種。

《續漢口叢談》

《再續漢口叢談》

《虞初文志》

《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

《古文辭通義》

《重修湖北通志條儀》

《歷朝經學變遷史》

《經學研究前後編》

《湖北革命實錄》

《中國教育史》 ^[2] 

1867年，生於湖北羅田大河岸古樓衝的一户耕讀之家。曾在武昌兩湖書院深造。

1912年，任革命實錄館總纂。

1922年，任武昌高等師範教授，時值湖北國學館成立，又應聘任館長。

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成立，應聘為教授。

1932年，任湖北省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

1944年，在羅田病卒，時年77歲。

王葆心與武漢的教育很有緣分。清末，他就曾在漢陽晴川書院（今武漢三中校址）擔任過院長（山長）。也就在這個位置上，他於1903年以第三名考取舉人，赴禮部任職。 ^[1] 

民國初年，湖北教育界新舊兩派鬥爭激烈。舊派以前清舉貢及兩湖師範學堂和存古學堂的學生為主；新派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北京大學的學生為主，兩派互相攻訐，各不相讓。教育當局無法應付這種局面，便慫恿當時湖北督軍肖耀南出錢創設“國學館”。

1923年，肖耀南正式在武昌設立“湖北國學館”，並聘請上年從京城回漢的王葆心為館長。此時的湖北國學館中，有內課生和外課生之分，內課生又分預科和本科。預科兩年畢業，本科三年畢業；本科則分經、史、理、文四科；外課生被甄錄者，按月應課，以一年為限，次年另行甄錄。後人評價説，此國學館之辦法不倫不類，本不合學校編制系統，之所以如此設立，乃為苟且調停而已。

不久之後，王葆心又受騁到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執教。1926年秋，國立武昌大學成立，由鄧演達、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章伯鈞、李漢俊、周佛海等組成籌委會，王葆心被聘為國文教授。1928年，武漢大學成立，下設社會科學、理工、文學三個學院，王葆心又和蘇雪林、葉聖陶、馮沅君等人被聘為教授。王葆心的教育活生涯不斷延續。在他的諸多著作中，就有在大學期間所著的教材。

他於1906年撰寫出版的《高等文學講義》，於1907年3月，即被“學部審定作為中學以上各種學堂參考書”。這本教材，除了“分科大學文科諸君多輾轉購求”用作教材之外，還有一些古文專家，如馬其昶、姚永樸、陳衍等，都對其書稱美有加，“鹹深印可”。尤其是林紓，對這本書的評價甚高，稱其“近百年中無此作”。可以説，這本旨在為初學古文的人學生提供切實可用的教科書，在面世後，是頗受歡迎的。之後，王葆心又對原書作大幅度的“重訂補充”，將書由四冊六卷(其中三、四卷均分上、下卷)擴充為十冊二十卷，並將書名改為《古文辭通義》，作為《晦堂叢書》的一種。1916年8月再版發行。這本《古文辭通義》因而成為其文學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以後的武漢大學任教時，這本書同樣作為了武漢大學的教材。

1932年，王葆心任湖北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恰逢社會賢達屢次倡議修復黃鶴樓，並一致委託王葆心撰寫《重修武昌黃鶴樓募資啓》。該文3000言，音韻鏗鏘，對偶工整，起伏跌宕，大氣磅礴，各報紛紛轉載，一時掀起了空前的重建黃鶴樓熱。只是因洪災與日寇逐漸進逼上，重修一事便擱置下來 ^[3]  。

在肩負了重修湖北通過的重任後，王葆心廣搜博覽，研究全國志書達1400餘卷，將所載內容同有關歷史地理資料查對考證，辨抄襲、證謬誤、審體例、尋因革，找出其中融會貫通的脈絡、體例變革的原因和切實可行的經驗。然後，撰成《重修湖北通志條儀》一卷問世，以為當時修湖北志方案。

這部條本，就是其50餘萬字的宏篇鉅著——《方誌學發微》的第一卷。為什麼把重修湖北通志條本作為第一卷呢？那是因為王葆心在掌握的大量史料、資料的基礎上，發現宋元以來僅存不多的志書，也多有互相沿襲、缺少條理、難以貫通的弊病。他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最終是用了15年時間，完成了“集方誌學之大成”的《方誌學發微》，全書共分七篇：取材篇、纂校篇、導源篇、派別篇、反變篇、賡讀篇、義例篇。

這部鉅著成為“舊時代方誌遺產的總結，新時代方誌革新的先驅”，一經問世，便成為方誌界的指導文獻。l984年湖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整理發行了該書的前三篇，在“出版説明”中稱：“王氏此項研究是前此三四百年來史志學者所未曾做的工作”。

王葆心對重修湖北通志，可以説是竭盡全力。1934至1936年間，日本侵略軍進逼華北，平津危急。此時，湖北通志的編修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為搶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王葆心兩次北上，在北平圖書館的楚學精舍中查閲資料。據説，曾經有一個陳姓浠水人到楚學精舍來拜訪王葆心，套過近乎之後，委婉勸説王葆心出關，去偽滿政權任職，並許以利祿。王葆心當即起身呵斥其出賣民族利益，投敵求榮的可恥行徑。陳某被呵斥，只得羞愧而去。而王葆心卻因憤怒而一度昏厥，幸有助手施救，才緩緩甦醒。事後查明，陳某實為日偽政府的機要秘書！

第二次在北平選抄材料時，“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乃攜帶手抄稿，備歷艱辛，間道返漢。

應該説，王葆心的晚年，在方誌學的研究上致力尤勤，其遺著達170餘種。除已刊有的《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再續漢口叢談》，未刊者有《方誌學發微》、《增補修志通則》、《採訪志書條例》、《天完志略》、《江漢獻徵錄》、《湖北特徵長編》及合纂的《湖北文徵》等100餘種。

史志不分家。提到王葆心，還必須提及他對中國史學的貢獻。中國第一部革命史《湖北革命實錄》，就是他修纂的。在修纂這部革命史時，他在史學方面提出了一個偉大的思想：即摒棄了“以君主一人為體，統領歷史”的陳腐觀念，提出了以“一大羣人活動”為中心，“以民人全體為本紀之主體”、“以民權代君權”的修纂理論，主張“革命史應為生人立傳”。還認為“政治既有更張，文籍隨世遞交”，即使被立傳的人“日後之自改各有隆污，而其過去之陳跡初無改變。”這些是他對歷史編纂學的卓越貢獻，時至今日仍有積極的意義。

抗戰爆發後，日軍迫近武漢，王葆心毅然辭職，攜書6萬餘捲回到故鄉羅田，任羅田縣志館館長，1944年，為進一步瞭解宋朝末季楚東義民抗暴保鄉用兵之地理形勢，抱病前往天堂寨實地考察。因過度勞累，歸家半月，竟不起，時年77歲。

王葆心去世後，有人在羅田王葆心墓，寫下《謁王葆心墓》，詩文如下：

一抔黃土草萋萋，碑壁寒傖香火稀。誰知墓中安睡者，竟是楚寶國君師。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為“嘉其學行”，重修王葆心墓。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借鑑其詩，親筆題下了“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二語，以表墓門，湖北省文史研究館為其撰文立碑紀念。 ^[1] 

【社會評價】“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

——董必武

“集方誌學之大成” ^[2] 

——張春霆

“舊時代方誌遺產的總結，新時代方誌革新的萌芽。”

——聞惕生

鄂耆儒王葆心，性行純篤，學術淵深。早年從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發民族思想。民國後，屢經患難，艱貞自矢，志節白爵然。其掌教近三十年，著書達數百卷，實足矜式士林，有功來學。茲聞溘逝，悼惜良深，應予褒揚，並將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國史館，用示政府彰聞耆賢之至意。（此段文字來自網絡）

董必武，1886年生,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20年秋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國後，最高職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他與王葆心為黃州同鄉，早年亦為知交，在武昌大學與和武漢大學多有接觸。

1944年，王葆心去世，在重慶的董必武曾撰輓聯雲：“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解放後，羅田縣人民政府重修王氏墓塋時，董必武又以舊聯題寫墓門，以為旌表。並多次指示湖北有關方面蒐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遺著。也正是在董必武的保護下，其大量的珍貴著作手稿一次次躲過了文革動亂，幾經輾轉最後被珍藏在湖北省博物館裏。1959年夏，董必武同志在湖北省談地方誌，他強調各縣要修縣誌。王葆心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與甘鵬雲、傅嶽棻、盧木齋、張國淦等耆宿動議編修《湖北文徵》，進行地方文化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後因抗日戰爭而中斷。解放後，也是在董必武的倡議下重新啓動，由湖北省文史館於1964年完成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