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章

早年在南高師時，曾致力於史學研究方面，發表的論文有:《菲尼基通商殖民史》（《史地學報》第一卷第一期）、《車戰之制之起源及其變遷》（《史地學報》第一卷第三期）、《青島接收之情形》（竺可楨講授，王玉章、鄭鶴聲合記，《史地學報》第二卷第二號）。

王玉章先生終生從事教育事業和戲曲史研究，尤長於元曲曲律音韻方面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元雜劇研究領域，他是比較活躍的一份子。吳梅自謂《南北詞簡譜》比較簡略，建議作一詳譜，並指出：如果南北曲譜一齊下手，短期內難以完成，可先成北譜。“盡取元劇之存於今者，比類而條列之，以鈎稽同異。更就吾成説，以立一準繩，似非難事也。”他按這一指點，嘔心瀝血，搜剔扒疏，歷時八年，編成《元詞斠律》一書，1936年7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凡三卷十章，依《太和正音譜》編次，對臧晉叔編《元曲選》所錄曲之脱訛處一一加以鈎稽補正，辨析北曲譜式異同，是近世研究元雜劇曲律的重要論著。吳梅和他的學生蔡瑩分別為這本書作序。他還寫有不少學術論文，如《雜劇要件》（1933年）、《曲文之研究》（1934年）、《南北曲之種類》（1935年）、《詞和曲的界限》（1944年）、《<宋元戲曲史>商榷》（1945年）、《古西廂》（1947年）、《論<博望燒屯>兩種》（1947年）、《<元曲選>中的南詞》（1947年）、《陳潛翁與“悲鳳曲”》（1947年）、《<幽閨>生闢曲調之檢討》（1948年）等。專著有《讀曲漫志弁言》。他還寫有《評迦陵<曝書亭詞>》（1924年）、《雜劇傳奇中的李逵》（1951年）。

王玉章先生追隨吳梅二十餘年，多次居奢摩他室讀曲，每次一個月或十數天。先後為吳氏校《雙魚記》、《白蛇傳》、《無價寶》等曲本。1928年前後，還幫助編《奢摩他室曲叢》等。在《霜崖先生在曲學上之創見》中他評價吳梅：“今之世有著曲家矣，有度曲家矣，有演劇家矣，有藏曲家矣，而欲覓一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學大師者，戛戛乎難之。” 他寫有《玉抱肚雜劇》（講述李秀成被俘舊事，一卷二折，收錄於盧前的《木棉甲集》）、《殲倭雜劇》（五種五卷存三種三卷，收錄於《古本戲曲叢刊》），纂輯有《雜劇選》（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年版）。

“文革”剛開始，他就與李何林、朱維之、華粹深、王澤浦、馬漢麟、許政揚諸先生被誣為南開中文系的“老反黨集團”，受到揪鬥。1968年11月，又被揪進南開中文系“牛棚”，受到隔離審查，直至1969年初病逝。關於王玉章先生在“牛棚”中的情況，當時同受此難的汪正章先生在《牛棚軼事》一文中做了披露：

是年深冬（指1968年），南開大學繼揪鬥“臧、高、婁、翟黑線黑幫”之後，又掀起了一場批鬥“牛鬼蛇神”、深挖“叛徒特務走資派”的運動高潮，各系“牛棚”林立，還夜夜在審訊中大搞逼供信。各系教學樓中的“牛棚”批鬥之聲遙相呼應，大有劈天蓋地的來頭。

當時七十高齡的王玉章先生因是江蘇常州人，鄉音未改而使負責審問的紅衞兵竟無一人能聽懂他的交代．為此他們讓李先生（指李何林）當翻譯。當時李先生推託説：“我是安徽人，雖與王玉章已共事十多年，但也只能聽懂一部分。”於是，紅衞兵就讓我這個浙江籍的上海人權充翻譯，我由於找不到推辭的藉口而只得應承下來。一天晚上，紅衞兵逼王先生承認和交代參加國民黨“蘭衣社”特務組織的罪行，王先生矢口否認，這就遭受拳打腳踢的皮肉之苫。王先生為此氣得又喘又咳又呻吟，最後被逼出了一句憤慨之詞：“士可殺而不可辱！”紅衞兵問我：“他説什麼？”我心想：在這私設公堂、大搞逼供信的情勢下，雙方又都正處在火頭上，我若照原話直譯，那紅衞兵非把王先生揍癱了不可！於是，我很快答道：“王玉章説，治咳嗽要吃川貝枇杷露。”紅衞兵呵斥説：“吃個屁！還想吃川貝枇杷露？想得倒美！”李先生也很機靈地在一邊幫腔道：“我這兒有四環素藥片，先吃兩片，明天再上衞生所看看去吧。”是夜審訊也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在“牛棚”中，夜夜批鬥、審訊，每天至少要熬到半夜一兩點鐘，而天一剛亮又得早起向毛主席“請罪”並去打掃樓道和廁所，如此不到半個多月（應是1969年初）把王玉章先生折騰得患肺氣腫而“病故”了，實際是迫害致死！我們都為之傷感！ ^[1] 

（《牛棚軼事》原載於《傳記文學》199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