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王平初次為公眾熟知，是在2008年全國兩會。從那時開始，不少記者認為她是一個“炮手”。她面對記者，質問國企負責人憑什麼拿高薪，稱“中層領導年薪幾十萬、高層幾百萬，這麼高的工資是誰給他定的？這麼高收入，百姓難道沒意見嗎？”

2011年3月5日，王平在北京國際飯店參加全國政協委員無黨派小組討論時，搶麥成功後説的第一句話是“我一講話呢，我想有些人就擔心，怕我放炮”。説這句話時，有的委員面露愁容，更多委員與記者則精神一振。

2011年3月7日，王平參加小組討論，與北大教授李慶雲就城鎮化問題展開交鋒，言及“我們也不要鼓勵農村的孩子去上大學，因為一旦農村孩子讀了大學，就回不到自己的家鄉，回不去家鄉就是一個悲劇”。此言一出激起千層浪。

原因在於：第一，大學教育體制有問題，讀了書跟實際差距太大，完全是為了考試而考試。大學生畢業後，有個問題就是很多單位不願意用。雖然拿了大學文憑，但他的整個知識結構不對。第二，往往一個農民家庭只要有孩子出來讀書，這個家就會返貧。因為大家都在供他讀書，費用很高，家裏就會很困難。第三，這個孩子揹負着困難來讀書的壓力很大，來到城裏以後，同學都很有錢，心理上壓力大，而且也顯得不平等。 第四，等到畢業後找工作，沒有人際關係，就業非常難。第五，即使把工作找到了，要在城裏買上房，要結上婚又難。人生中有這麼多難，不是悲劇是什麼？我們不要誘惑他們走到這個方向上來。我們在“十二五”規劃裏面，也應該把農村作為一個發展的重點，引導農村孩子在家鄉創業，做出能夠充分發揮他們才能的一些項目來。然後，等他們在這裏面做成功了，回過頭再拿錢選擇去進修。

先實踐過，你再去讀書就有目的，就有的放矢。比如説，你瞭解到你的專業和特長以後，你不就知道該去補什麼了嗎？我們閉着眼睛去讀大學，而且整個教學方法都是向錢看——— 老師看錢，學生也看錢。浪費了時間，浪費了青春。所以，我認為不應該鼓勵農村孩子都去唸大學，告訴他們什麼讀大學，你們以後就會和別人平等了，你們就得到了一切。我認為這是騙了人家。

有的人説“我農村的好不容易有個希望進城，你還不讓我來”。我想説你不知道，整個社會是金錢社會，我們沒有一個價值的核心，到底人應該追求什麼？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有些領導人不也是先從農村鍛煉出來的嗎？依我説，幹嗎要這樣子，把所有的農村孩子，都誘惑到大學這條獨木橋上來？

我們現在提城鎮化，好像城市越大越好。但也不想想，農村年輕人進城了，小孩、父母都丟在那邊呢，家庭也是悲劇。就算城裏再好，我們又能夠把13億人，全部弄到城裏來嗎？

在人口往城市流動的過程中，我們還把每一種文化的淵源給他斷了，然後迫使它換一種生存方式。這樣發展的結果，恐怕是中國內地會率先“全球化”，只剩下北京、上海。我們的領導者、決策者，應該知道怎麼珍重和學習保護我們的傳統文化。

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傳統文化，不能説他是愚昧、落後的。而且，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老齡化產業的潛力非常大，大家都還沒有看到這一塊。我認為，未來三十年要重新分配社會的財富，農村就應該搶抓這次機遇。怎麼做呢？我的想法是，農村應該大力發展一個個幸福農莊，把農村打造成世外桃源。讓所有老人到了晚年，都回農村去，在那裏去尋找第二春。

要先實踐再讀書，先體驗生活。比方説，可不可以在農村建立異地學習工作站，讓城裏的孩子先去那兒鍛鍊一年？新生入學不是有軍訓嗎，花幾個月軍訓，還不妨進一步延長，讓他們花一年的時間，到廣闊的農村去認識什麼叫農民，什麼叫老百姓。

這跟下鄉不一樣。當年下鄉是把户口也要帶到農村去，現在沒必要，只是讓他們下去鍛鍊一年。不是已經有很多北京的家長，看到城市存在的問題，怕孩子學壞，把他們送到雲南、湖南先鍛鍊一段時間，再回來考試嗎？農村有更廣泛的天地。你看看過去那些知青，他們到了五六十歲，最值得回憶的，還是他們在農村的時候。

王平委員的言論雖然令人驚詫莫名，但也並非完全空穴來風，概括起來説，她看到了問題，但開錯了藥方。王平委員看到的問題簡單點説有三條：其一是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由此造成的農村人才的流失，傳統文化的凋敝與失落；其二是昂貴的大學學費所造成的農村貧困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以至於出現“一人上學，全家返貧”的局面；其三是稀缺、逼仄的就業和發展機會，給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所造成的巨大壓力與困難。

應該説，這三條都確實存在。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生活改善很大，但城鄉收入的差距也由上世紀80年代初的2.4倍擴大到3.6倍。在城鄉差距巨大的“虹吸”效應下，農村學生不願回鄉，農村缺乏人才，出現“空心村”症狀，至於大學學費昂貴，大學生就業難，就更是老問題了。

荒謬之處在於，王平委員雖看到了問題，卻沒有提出消除這些社會問題的提案，反而把這些問題合理化，至少是把問題假定為不可解決的，轉而要農村的孩子放棄上大學、放棄進城，這就完全開錯了藥方！

如果真的按照王平委員的建議，那麼中國將會蜕變成一個“種姓制”社會：高級種姓，生活在城市，盡情享受改革和現代化成果；低級種姓，只能世代生活在農村，從事一些粗笨的低報酬工作——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倒退嗎？

面對建議中顯而易見的不公平、不可行，王平委員完全沒有察覺，反而喋喋不休，面有得色，這再次凸顯了某些精英的狹隘、短視與自私，也讓我們再次意識到了兩會改革的必要性。 ^[1]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衞生廳巡視員、廣東省人民醫院院長林曙光表示，不要將城市、農村存在的問題，歸罪於提高他人受教育上來。他説，這種事情要分開來看，改革開放30年，人民羣眾的文明程度得到很大的提高，學生畢業後希望有一個廣闊的天地是正常的。近年來，政府在重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下了很多功夫，隨着國家政策的延續性，經濟的不斷髮展，將來，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塊寶地，我們不要眼光短淺，只看到農村落後的一面，基礎設施建設跟上了，經濟條件好了，那時候，那裏才是風水寶地。這個平台建設好後，人才自然會往農村流動。不能因為有這個那個方面的問題存在，就否認對人的素質教育的作用。 ^[2] 

如果有必要，我希望全中國來場大討論。也許討論能讓教育部門有些思考，不再是鼓勵所有人都去上大學。就像退休年齡一樣，有人願意50歲退休，有人願意60歲。可以來一個辯論，然後給大家選擇的權利。如果其中一些有志的青年，願意去農村做調查，國家完全可以給他們一些補貼，讓他們去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問題。這對國家發展也有好處。

“國家應該有個概念，對於一線普通勞動者，不再有所得税一説，停止徵收個税。畢竟這是勞動所得，沒有利潤。”

———2011年3月5日，王平談個税起徵點將調整

“有人事後提醒我，説小心那些老總少拿了錢報復你。我想説，他們還是有灰色收入，表面不拿，底下拿的更多。我知道有人不喜歡我，但我是真心為國家好。”

———2011年3月5日，王平重談2008年兩會期間，由她挑起的國企老總領高薪問題

“現在的所謂大齡剩女，通常是城市裏學位最高的，水平最高的。你讓她嫁一個農村人不幹，嫁給老外也看不上。與此同時，城裏的男人娶走了農村漂亮的女孩，外國男人娶走了城裏漂亮的女孩，一批水平高的大齡女孩就剩下了。”

———2011年3月7日，王平談剩女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