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

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1956年11月起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學術秘書。華中理工學院中國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1979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語言研究室主任，創建《民族語文》雜誌，任副主編。同年5月，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成立，被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2月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同年，中國語言學會成立，被選為理事、學術委員，《中國語言學報》編委，後被選為常務理事。為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員，198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博士生導師。同年11月應邀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院任訪問研究員。1984—1990年先後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及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文字改革》《語文建設》主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語言學科規劃小組成員，全國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兼二分會主任委員，後又擔任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名譽會長。參加了國際標準化組織第46委員會（ISO/TC46）歷屆在各國召開的各種文字羅馬字母轉寫（或譯寫）國際標準的工作組專業研討會和大會討論，1990年以後任國家語委委員、科研領導小組組長、顧問。還曾任北京市語言學會副會長、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副會長、會長，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會顧問，中文信息學會理事和中國地名委員會、全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學會、北京市中學語文教學改革研究會、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民族語言學會顧問、中國音韻學研究會顧問、中國西南民族研究會等多種學會和《語言文字應用》《語言教學與研究》等多種語言學術書刊的顧問，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金及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獎金評委會評議員，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2006年8月2日22點55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1]  主要從事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壯侗語族諸語言）和普通語音學、音系學、應用語言學、語言規劃的研究。曾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分科副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獲中國社科院1979-1991年優秀成果獎）副主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澳兩國科學院合作，先後獲社科院及國家圖書一等獎）中方主編之一,《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主編（“當代中國叢書”之一，本叢書獲國家圖書榮譽獎），文標會的工作獲國家科委全國科技成果一等獎（1992）。90年代，曾主編《羅常培文集》（10卷，山東教育出版社）和《語文現代化論叢》（1-3輯）、《南通地區方言志》（江蘇教育出版社），擔任國家社科“九五”規劃重大課題《中國新發現語言研究叢書》編委。有著作論文多種。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50年寫的《參加中央西北訪問團調查新疆兄弟民族語言的工作報告》（《科學通報》第2卷第3期）是他開始從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標誌。在普通語音學研究方面，他和羅常培合著的《普通語音學綱要》先以田恭的《語音學常識》的名義在《中國語文》上從1954年1 月到1955年5月連載了14期，後彙集成書，先後於1957年和1980年由科學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結合中國語言實際來講解語音學和音系學的一般原理和應用，在普及現代語音學和音系學知識及豐富普通語言學的內容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是語音學研究與教學的一本重要的參考書，被列入《商務印書館文庫》。另有《語音的社會基礎》（合作，《中國語文》1956年第6期）、《語音的區別特徵和生成音系學》（1980年）等論文。

在對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和研究方面，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的足跡所至包括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海南、陝西、甘肅、寧夏、新疆等省、自治區，做了大量的調研與指導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領導並參與調查、研究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壯語方言，為壯族設計、制訂拼音文字方案；指導對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黎語的調查與研究及黎語文字方案的設計工作；指導貴州省侗語的調查與研究工作，集體編寫《侗語方言調查報告》，著有《侗族的語言情況和文字問題》；調查、研究仫佬語、毛難語，填補了壯侗語族這兩種語言的空白；擔任《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壯侗語族8冊簡志的編委會副主任，並著有《仫佬語簡志》（合作）。此外，他還著有《壯語及壯漢人民怎樣互學語言》（合作，民族出版社，1979年）、《壯語概況》（署名壯語小組，《中國語文》1959年第10、11期）、《壯語中的漢語藉詞》（署名壯語小組，《中國語文》1962年第6期）等論文。在從社會語言學角度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方面，他關注較多的是民族語文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的宏觀的問題，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問題及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和民族雜居區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等問題也多有涉及。著有《關於劃分黎語方言和創制黎文的意見》（合作，1957年，海南黎族語言文字科學討論會大會報告）、《關於侗語方言的劃分和創立侗文問題》（1957年，侗族語文問題科學討論會預備會議報告）、《少數民族人員應該按照什麼地方的語音來學習漢語》（《民族團結》1958年第8期）、《侗族的語言情況和文字問題》（1959年）、《壯文創制和修訂中的若干問題》（1982年）、《壯文工作漫話》（《中國民族語言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壯文創制30年的回顧》（《民族文化研究》第2輯，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等一系列論文，對語言學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如語言與民族的關係、語言與方言的區分、漢語與民族語的歷史比較研究問題及中國語言的系屬問題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語文政策和語言規劃方面，他結合民族語文的研究對漢語拼音方案的推行、漢語的規範化等給以關注，並著有《語言中的並存並用和規範化問題》（《中國語文》1962年第2期）、《少數民族文字中藉詞的標音標準和標調問題》（合作，《中國語文》1959年第5期）、《漢語拼音方案和少數民族語文工作》（《光明日報》1963年12月25日，《文字改革》1964年第1期）、《民族語文研究工作中的幾個迫切問題》（《民族語文》1979年第3期）、《語言的發展和語言的規範化》（《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民族文字工作中的若干問題》（《中國語文》1980年第2期）、《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情況》（收入《把我國語言科學推向前進》）（商務印書館，1980年）、《漢語拼音方案與少數民族文字》（《文字改革》1983年第3期，《新華文摘》1983年第5期）、《民族語言政策是我國民族政策重要組成部分》（《民族語文》1983年第3期，《新華文摘》1983年第9期）、《談談學習和研究語言的問題》（《青海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3年第3期）、《推廣普通話和貫徹落實民族語文政策》（《貴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新時期的語文工作和少數民族語文政策》（《貴州民族研究》《雲南民族語文》1987年第2期）、《我國語言的功能分類和語言政策》（《語文研究》1988年第2期）、《民族地區推廣普通話的問題》（《漢語學習》1990年第5期）等論文。在漢語應用語言學研究方面，著有《對漢字改革問題的幾點體會》（《中國語文》1954年第5期）、《音系學在語言研究中的應用》（《語言調查研究講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字改革與新技術革命》（《文字改革》1984年第5期）、《新時期與推廣普通話》（《文字改革》1985年第2期）、《推廣普通話的戰略要求和測試標準》（湖北《普通話》1986年第4期）、《新時期的語文工作與推廣普通話》（上海《漢語拼音小報》，1986年6月20日）、《關於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試行規定》（合作，《語文建設》1986年第1期）、《漢語拼音的擴大使用範圍和完善化》（《語文建設》1987年第5期）、《語文現代化與雙語雙文制》（《美國漢語教師聯合會會刊》[英文]第31卷第3期，1996年；《語文現代化論叢》第3輯，1997年）、《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合作，《語文建設》1995年第9期）等。他還給多種語言學著作寫過序文或評介，如《介紹〈廣東人學習漢語法〉》（《中國語文》1952年第2期）、佟樂泉、張一清《“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研究》序（語文出版社，1992年）、陳保亞《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序（語文出版社，1996年）、《羅常培文集》序（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黃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活力研究》序（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年）、許嘉璐、陳章太主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叢書》簡介（《語言文字應用》2000年第4期）、《張清常文集》序（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年）等。此外，他特別重視少數民族和各地漢族基礎教育中語文素質的提高的問題，為此，他不顧年屆古稀，先後到廣西、廣東、福建、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河南、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遼寧、黑龍江等地，親赴實驗基地進行調查測試，召開座談，具體指導，併為少數民族雙語教育以及小學語文教學的實驗教學等撰寫了多篇論文。 ^[3] 

王均在語言文字學方面造詣精深，在語言學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和語言規劃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他早年師從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羅常培、王力等大師，成為兩位大師的得力助手。30歲時，他已經成為語言教學、研究的骨幹。與羅常培合著、由他執筆的《普通語音學綱要》，是中國第一部結合實際、深入淺出、水平頗高、影響深遠的語音學專著，在國內外語言學界得到高度評價，也是語言學專業學習的必讀書之一，至今在語言學界仍有重要影響。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壯侗語族語言簡志》及發表的《語言中的並存並用和規劃問題》等多篇論文，受到國內外語言學者和讀者羣眾的讚賞。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批公佈的博士生導師。作為語言文字學專家，他曾出訪多國，參與國際標準化會議，進行學術交流。20世紀80年代，王均擔任國家語委副主任，在語言文字應用和規範化方面做出了貢獻。近二十年來，他把工作重點放在語文現代化領域，是中國語文現代化的領軍人物，為中國語言規範的實施和語言文字事業的發展繁榮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