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傑

王先生涉獵廣博，研究領域廣及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代史，其中，下述兩個領域成就尤為突出:

（一）清史研究。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王先生主要從事清史研究。他曾應約參與了著名學者肖一山先生主持的清史的撰修工作，分擔了清史藝文志、愉林、文範、藝術、疇人等列傳和有關文教學術方面的資料蒐集整理事宜。期間，王先生著成《清代學者及其著述表》一書，對清代學者四百餘家的主要事蹟及其成果進行了總體研究，為清史有關列傳的正式編寫莫定了基拙。此書於1943年由經世學社以專刊印行於世。嗣後，王先生在西北大學及河南大學任教，仍然主治清史。在此前後發表的主要論文有:《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中原》46年8月）、《優校鄧廬杭議中的革新思想》（《新潮》48年2月）、《中國近代政治演變的大勢》（炙思潮40年11月）等。這些文章提出，應以明末中西交通的開始作為中國近世史的開端;以明末以來西方勢力的侵入以及我國開始面向世界，議海防、講自強、辦洋務、習時務、實行維新、進行革命等一系列覺醒運動為中國近世歷史的兩條主線和基本內容。這一思怨不含為"當時的新鮮見解"。

（二）古代民族史研究。新中國成立後，王俊傑教授調至西北師範大學工作，側重於先秦至魏晉南北朝史的教學與研究。在中國古代史中，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少數民族最為活躍的歷史時期之一;古代民族史是這一時期研完的提綱竿領性內容。王先生正是在這一領域形成了他的另一重要學術體系。他認為，我國古代的人們主要是以部落、軍事聯盟、軍事行政的聯合和政權隸屬關泉來劃分集團關來;中原地區對邊遠各部不芒瞭解，習慣於以地區方位或以較強大的部族為代表加以籠統的稱呼;古代各部各族的形成發展與互相結合分化頻繁複雜，古文獻中同一名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所指往往並非同一民族。圍繞這一思怒，王先生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具體見解。如“鮮卑”一名，曾是東漢中期句奴遷涉後北方各種遊收部落的泛稱，魏晉十六國時期在其名下又形成了一些互相獨立的軍事政治集團，至北魏初期才正式形成了解卑民族;古代的“羌”也曾是我國西方遊收各部的泛稱，商周的羌與秦漢以後的羌並非一脈相承等。代表王先生觀點的主要論文有:《魏晉南北朝的鮮卑是不是一個民族》（《西北師院學報》85年3期）、《商周的羌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羌》（《西北師院學報》82年3期）、《西秦史鈎沉》（《甘肅師大學報》81年3期）等。這些文章發表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和高度評價，多被《中國歷史學年監》（82年、83年、86年）、《中國史研究動態》（82年12期、87年4期）、《史學情報》（82年2期）等書刊摘要介紹。日本《東洋史論叢》及美國《魏晉南北朝史學通訊》也曾加以評介。王先生的治學特點在於:1、博學多識、視野開闊。他史學功底深厚，學術興趣廣泛，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他立論深遠、多有創見的重要原因。2、重視經世致用。早在杭日戰爭時期他就發表有《中華民族的形成》（《經世》39年6月）、《熱血忠魂側》（《時事新報》39年11月25日）等文章，宣揚愛國主義，激勵全民杭戰。3、謹嚴持重、一絲不苟。王先生嚴格’悟寧科學的史學研究程序，考述精當、行文透闢，立論必求見解獨到、無懈可擊。這是他一貫奉行的治學原則，也是他指導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的基本要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