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文

王亞文，1910年1月出生於湖南醴陵的一個務農世家，為家中次子，因家境相對寬裕而在當地接受了新式的中學基礎教育。他的理想本來是做個讀書人，但亂世總是激盪着他的書桌。1922年考入醴陵縣立中學，中學期間，他就與陳覺、蔡升熙、陳恭、左權、宋時輪等組織了“社會問題研究社”，創辦《前進》週刊，宣傳進步思想。1923年，王亞文參加了李立三領導的安源煤礦罷工運動，接觸到李立三、劉少奇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其影響下進一步投身革命。 ^[2] 

1924年，王亞文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中國共產黨；同年16歲的王亞文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是一個宿舍同學。黃埔期間，他參加了國民革命軍東征和北伐。因勇於衝鋒、奮勇殺敵，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稱讚他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鋼炮”。 ^[2] 

1926年，王亞文任湖南省學生聯合會常委，醴陵縣學生聯合會主席，代表學生組參加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工作；1926年冬，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猛。王亞文以中共青年團湖南區委委員身份，協助滕代遠在醴陵組建蘇維埃政府，當選為醴陵南二區、南三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王亞文組織農民成立自衞隊，十人或五人一組，出工農作時帶大刀、鐮刀，遇敵來襲，立刻操起傢伙投入戰鬥；如兵力懸殊，就立即轉移。這種“寓兵於民”“勞武結合”的做法，很適合當時的特殊環境。20萬醴陵民眾熱情擁護蘇維埃政府，生產搞得風生水起，農民革命運動蓬勃開展。 ^[2] 

一日，反動武裝包圍了正在開會的黨支部，被包圍的黨員與敵人展開激烈鬥爭。因兵力懸殊，很多黨員犧牲了，王亞文和他的哥哥王大科也受傷倒在血泊中。敵人對現場嚴加看管，不讓親屬收屍，還強迫村民“參觀”，叫囂“誰參加共產黨，就是這個下場”。如此折騰了三天三夜才罷休。但王亞文、王大科和其他10位黨員，硬是在屍體堆中活了下來。王亞文和中共早期黨員羅學瓚再次組織農民自衞隊，打擊反動武裝。 ^[2] 

1927年初，毛澤東聽聞湖南農民運動搞得好，即赴醴陵考察。羅學瓚與王亞文代表縣黨、團組織，前去迎接。王亞文與羅學瓚陪同毛澤東到醴陵縣多個鄉村考察，召開農會骨幹座談會，讓毛澤東全面瞭解農民運動情況。這次調研後，毛澤東寫就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2] 

1927年9月，滕代遠任中共湘東特派員，王亞文任共青團特派員，王亞文協助滕代遠組織農民自衞隊參加秋收起義，兩次攻打醴陵縣城都失敗了。參加戰鬥的幾支隊伍上了井岡山，王亞文與滕代遠等人堅守醴陵，堅持與敵人鬥爭。1928年 王亞文奉命以學生身份從事碼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1931年 “九一八”事變組織學生示威被開除學籍，王亞文經組織批准到北京，入大學學習； ^[2] 

1934年，王亞文受組織派遣，入北京朝陽大學，後入北京大學學習。在學校，他組建了“兄弟團”。1935年，王亞文率“兄弟團”參加“一二·九”運動，國民黨當局派出打手進行鎮壓，王亞文高舉大旗衝在最前面，與阻攔遊行隊伍的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被宋哲元的大刀隊砍傷脊樑骨，頓時血流不止，後被同學們送往醫院治療，背上終身都留有刀痕。 ^[2] 

1937年“七七”事變後，王亞文化回到湖南，在長江局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隨任卓民（任弼時的哥哥）參加恢復湖南省臨時省委、臨時軍委、長沙臨時市委的工作，任臨時省軍委幹事，負責軍事領導工作。在盧溝橋事變前，北京大學有中共地下黨員46人，清華大學有中共地下黨員42人。事變發生後，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線，到長沙臨時大學的只是較少的一部分，他們先後到達長沙臨時大學之後，陸續與湖南中共地下黨接上了關係。9月下旬，隨校南遷的北大中共地下黨員吳磊伯、黃啓威等8人在長沙黃啓威家開會，決定建立中共黨支部，並推舉吳磊伯任書記。11月1日，長沙臨大開學上課，原北大、清華的黨員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黨支部，有黨員20人，後來發展黨員9人，共有黨員29人，受中共湖南臨時省委、長沙臨時市委領導。 ^[2] 

在南京淪陷、武漢告急、長沙不斷遭到日機轟炸的形勢下，長沙臨時大學同學們的愛國抗日激情高漲。1937年底，長沙臨時大學黨支部邀請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主任徐特立到校作報告。徐特立在報告中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介紹延安和八路軍的情況，號召同學們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拿起槍桿到革命隊伍中去。12月31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在武漢大學發表重要演講《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 ^[2] 

在徐特立和周恩來的講話之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長沙，長沙臨時大學掀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從軍運動。有近半數的同學離校，有的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軍事系統從事技術工作，有的投入“保衞武漢”的戰鬥行列，還有四五十人蔘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大多數黨員帶頭奔向抗戰第一線。 ^[2] 

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會討論認為，必須把學校遷到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才能繼續辦學。考慮到當時雲南離前線較遠，有滇越鐵路與滇緬公路可通國外，設備儀器容易運輸,於是經過教育部批准,決定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 ^[2] 

1938年，王亞文奉周恩來、葉劍英、黃文傑（中央組織部長）之命任青年特派員進西南聯大。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師生們分兩路出發，一路由粵漢鐵路南下，取道香港、越南，經滇越鐵路到昆明，這一路主要是教職員和女同學。王亞文帶着一批黨員關係，由湖南來到昆明。王亞文到昆後入西南聯大經濟系四年級學習。他根據葉劍英、黃文傑的指示，在西南聯大建立了另—個黨支部，指定徐賢議為支部書記。這個支部的黨員有從長沙來的王亞文、徐賢議、張遵驤、湯一雄、張鵲梅和平津來的莫家鼎共6人。不久，又發展了張定華、湯德明入黨。 ^[2] 

另一路由244名男同學組成湘黔滇旅行團，11名教師組成輔導團，實行軍事管理，步行前往昆明，歷時68天，行程1671公里，師生沿途目睹了國民黨統治下人民羣眾的困苦生活，同時受到磨鍊。由長沙臨時大學隨遷來的少數黨員如徐賢議、王天眷、田方增、楊賡等的組織關係未能及時接上。 ^[2] 

在西南聯大，王亞文與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曾昭掄等取得聯繫，同他們一起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組織學生演出《祖國》、《放下你的鞭子》、《黑字二十八》、《原野》等話劇，在春城引起轟動，激發眾多愛國民眾投身抗日鬥爭。 ^[2] 

1939年7月，王亞文畢業，到重慶中共南方局工作，他把自己領導的支部黨員關係交給中共南方局，中共南方局又經雲南省工委轉給西南聯大袁永熙領導的黨支部，袁永熙仍任支部書記。至此，西南聯大初期兩個黨支部並存的情況結束，黨的組織統一之後，領導力量進一步加強。 ^[2] 

王亞文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趕赴重慶曾家巖50號周公館報到，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局在重慶曾家巖50號正式成立，對外稱周公館。從這時起，王亞文就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開展情報工作。王亞文的任務是利用親友、同鄉不少人在國民政府高層的關係，打入國民政府內部進行策反與分化。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直接領導下，潛伏在國民黨黨軍政上層，從事秘密工作。 ^[2] 

1941年1月16日下午5時許，王亞文與符昭騫造訪程潛。聊得正酣，程潛接到蔣介石打來的電話。接完電話後，程潛告訴在座的人：“部分新四軍被‘國軍’‘剿滅’，葉挺被俘，項英和周子昆被叛變的部下打死，明天宣佈新四軍“叛變”，取消新四軍番號。”熬到夜幕降臨，王亞文避開特務的視線，趕到曾家巖50號，報告皖南事變這一事件。葉劍英聽完彙報後説：“蔣要取消新四軍番號，我們就立即重建新四軍！”周恩來説：“戰端既起，當仁不讓，以打對打。” ^[2] 

收到情報後，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刻向延安黨中央彙報。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親筆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下達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他們及時集聚四散各處、倖免於難的新四軍將士，恢復了新四軍番號，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重建，繼續堅持抗戰。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於空前孤立局面，不得不收斂反共活動。 ^[2] 

1947年3月，王亞文收到董必武的來信，命他到上海着手開展對國民黨海空陸的策反工作。王亞文被任命為上海海陸空軍策反工作組組長，不久被任命為起義軍政委。 ^[1] 

王亞文到上海後，首先對國民黨海軍開展策反。他與何燧、吳石、蔣子英等人交好。何燧、吳石、蔣子英三位，與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周應聰、“重慶號”艦長鄧兆祥、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等交情甚好。林遵、周應聰、鄧兆祥在國民黨海軍中是實力派，且都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同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也有過交往。 ^[1] 

周應聰是國民黨海軍參謀長兼上海海軍辦事處主任，指揮八艘主力艦，國民黨海軍機要內容都在他的掌控中。抗戰時期，董必武把周應聰介紹給王亞文，一段接觸後，王亞文與其成為至交，為日後周策動國民黨海軍起義奠定了基礎。 ^[1] 

王亞文還與周應聰聯手，做鄧兆祥的工作。鄧兆祥是國民黨海軍最大軍艦“重慶號”巡洋艦的艦長，憤恨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在中共感召下，於1949年2月25日率全艦官兵舉行起義。 ^[1] 

王亞文還借用周應聰的專用汽車，派何友恪帶上他以張子舒化名寫給林遵的信，趕赴南京，代表黨中央向林遵下達率領軍艦起義的命令。1949年4月23日，林遵親率軍艦在南京長江江面起義成功。義舉所及，影響很廣，70多艘國民黨軍艦相繼起義。 ^[1] 

與此同時策動國民黨空軍起義也收效很大。原先估計有70餘架飛機參與起義，需要黨組織準備1500元大洋作為起義人員的安家費。就在王亞文着手籌措安家費時，因起義事項緊迫，一大部分還沒領到安家費的起義人員率先起義。 ^[1]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炮兵中將張權到上海，被任命為上海起義軍司令員。早在1941年，周恩來就通過國民黨上將張治中，將王亞文介紹給張權，任上校秘書。張權有“中國炮兵之父”的美譽，組建訓練的戰車防禦炮部隊參加了滇緬會戰，在抗戰中屢建奇功。他有滿腔報國熱情，憎恨蔣介石的獨裁和國民黨的腐敗。在與王亞文的交往中，對中共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1] 

渡江戰役前，張權根據地下黨組織的要求，利用聯勤中隊中將觀察員的合法身份，到長江沿江前線“視察、指導”佈防。回上海後，立即到王亞文家，將沿途記錄、速畫的一大包小紙片鋪在地板上，王亞文與張權拼紙片，王亞文之妻繪圖，用三天三夜時間繪製出一張《長江沿岸佈防圖》，連同父親從吳石那裏獲得的《國民黨國防部全國軍備部署圖》，經地下黨組織交通站送到解放軍前敵指揮部，對解放軍勝利渡江、攻打上海、解放全中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 

王亞文與張權將軍擬定了上海國民黨陸軍武裝起義的周密計劃：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時舉行起義，在虹口吉祥路121號設起義臨時司令部。以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樓為基地，屆時升起義旗，發號施令；駐紮西體育會路一帶的機械化炮兵團，沿西體育會路向張華浜、薀藻浜打出去，迎接解放軍入城；駐紮在浦東前線的青年軍二〇九師師長方懋鍇，在解放軍進攻該陣地時，豎起白旗，為解放軍讓路。 ^[1] 

王挽危師長、王秉鉞軍長等均應允及時響應起義，配合還擊。起義計劃中，還有重要的一環，是由起義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鄭振華擔任破壞機場的任務，由張權單線聯繫青島艦的陳艦長在吳淞口要隘處炸沉軍艦，使飛機不能起飛，軍艦駛不出去。如此，在復興島督戰的蔣介石父子必被活捉，上海和平解放可期。 ^[1] 

然而1949年5月15日，張權被舊部下供出，不幸被捕。面對敵人酷刑，張權為保全王亞文和參與起義者，選擇犧牲。張權就義時，距上海解放僅6天。 ^[1] 

上海解放後，王亞文放棄進京工作和隨粟裕大將南下的機會，留在上海陪伴着張權的在天之靈，從事教育和科研工作，直至1999年10月31日逝世，享年89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