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鉞

1949年4月28日國民黨第51軍在安徽境內的郎溪、廣德戰役中被解放軍殲滅大半，軍長王秉鉞率殘部逃來上海。5月14日湯恩伯令其開往浦東，守備川沙地區，5月16日在白龍港地區再次被殲，王秉鉞被俘。 ^[2] 

1975年3月,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發表了講話:"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1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人都給公民權。有能力的,安排適當的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特赦戰犯頒發了釋放通知書。特赦儀式在撫順、西安、濟南和北京同時舉行。這一天，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禮堂內人頭攢動，在押多年的戰犯知道,新生活馬上就要開始了。此時,他們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臉上交織着興奮和激動的神情,聆聽着法官當眾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3月23日下午，葉劍英、華國鋒、吳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第七批獲得特赦釋放的戰犯代表，他們中有黃維、李九思、王秉鉞、陳士章、沈策、文強等27人。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講了話。黃維、文強等特赦釋放人員代表也當場發言,紛紛感謝黨和政府對他們的寬大處理。接見以後,所有特赦釋放人員在北京進行參觀訪問。在獲釋人員中，已有280餘名戰犯向政府提出留在大陸生活和安排工作的要求。黨和政府很快同意了他們的申請。要求前往台灣與親友團聚的十名獲釋人員的申請也很快得到了批准。 ^[3]  十名申請赴台人員中就有原國民黨第五十一軍中將軍長王秉鉞,王秉鉞此時已71歲高齡,母親、妻子和子女多人在台灣。

對於王秉鉞等十名希望赴台與親人相聚的獲釋人員，中央不僅給足路費，而且還在4月11日他們將要離開北京前往香港之前，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在全1國政協禮堂設宴餞行。兩天後,十名獲釋人員在首都機場登上了飛往廣州的客機。抵達廣州後,他們受到廣東省委、省政府領導的親切接見,並再次隆重餞行。香港幾家主要媒體的記者，先期到達廣州，並順利見到這些獲釋人員。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王秉鉞動情地談到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裏的生活：“我們的食住都得到了優待，共產黨做到不殺不辱。我們雖是戰犯，但所居住的管理所跟普通民居差不多,吃的糧食和共產黨幹部一樣。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共產黨幹部吃的比我們還少。我長期患胃病,在扣押時曾多次復發,每次都手腫腳腫,但每次都能得到及時的治療,曾有兩次送北京及瀋陽醫院治療。政府根據我們各人的情況批准回台灣,政府沒有對我們有什麼要求,也沒有任務。我的妻子、兒女都在台灣,我懷念他們,我想盡早與他們相聚。”

4月14日上午,十名獲釋人員從廣州乘火車前往深圳,中午時分抵達香港。不久,他們就下榻在位於九龍彌敦道上的帝國酒店和加拿芬道上的蘭宮酒店。王秉鉞、蔡省三、周養浩、段克文、陳士章五人住在帝國酒店,王雲沛、張鐵石、趙一雪、楊南村、張海商五人住在蘭宮酒店。十名獲釋人員來到香港後,很快就成為各路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香港《快報》記者在十名獲釋人員赴港的列車上就採訪了他們。《快報》這樣寫道:"在火車廂中,這十名戰犯並未拒絕記者的採訪,他們口若懸河,對答純熟,以同一語氣強調中共對戰俘寬大為懷,在監獄裏享受優厚的待遇,營養比中共老幹部還豐富。.從廣州來港,他們每人獲得港幣2000元作為路費。同時,他們每人還得一張由昨天起生效的為期半年的進入大陸通行證。” ^[3] 

然而,當十名獲釋人員抵達香港以後,台灣方面對於他們的到來並沒有表現出預想的友善姿態。十人在香港停留的時間只有七天,然而時間在一天天過去,台灣當局卻沒有任何歡迎他們回到台灣的表示。這樣,興沖沖從祖國大陸來到香港、等候赴台與親人團聚的十名獲釋人員,在大失所望之餘對台灣當局的冷漠做法產生深深的疑惑。他們不明白,當年在戰場上為國民黨賣命,被俘以後又坐了20多年監獄的他們,在得到中共的寬大處理和禮遇出境後,竟然連趕去台灣和親人相聚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

就在王秉鉞、蔡省三等十人準備起程經香港前往台灣之前,蔣介石於4月5日在台北病故。當十名獲釋人員經廣東來到香港時,正是台灣為蔣介石舉喪的日子。不久,台灣領導人嚴家淦對記者發表談話,把十名獲釋人員統統稱為“中共的間諜",稱他們“回台灣並不是為了探親,而是在為中共做統戰工作。中共利用釋放他們,來進行統戰陰謀。我們不歡迎任何間諜和統戰工具”。隨後，又有消息説，如果他們想回台灣，唯一的辦法就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申請。十名獲釋人員寧死也不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赴台申請。然而，他們又不能久滯香港。他們知道如繼續停留在這裏，就必須馬上解決簽證的延期事宜。在這種困難的時候，還是大陸派駐香港的中國旅行社派人把十人送到香港移民局。這樣,他們的簽證得以再延期十日。

4月23日,台灣主要報紙發表了一篇社論,社論稱:“中華民國政府”對真正的愛國同胞,由大陸投奔自由基地的,一直採取歡迎政策,並妥善照顧其生活,這一立場早為中外所共知。但是最近共產黨及其所謂釋放戰犯的統戰政策,復於4月14日,由其統戰部選派其中蔡省三等十人送抵香港,聲言:即轉赴台灣。連日以來,他們在香港1一再發表極端荒謬的言論,已充分暴露了為共產黨控制的統戰工具。'中華民國政府'指出,蔣'總統'雖已去世,但沒有任何理由要改變以前的決心。"台灣當局的上述立場，對十名歸心似箭的獲釋人員而言，無疑是兜頭潑下一盆冷水。不過，他們畢竟有親人在台灣。為此，蔡省三向記者激憤地發表談話：“我原來意想不到共產黨會讓我回台灣去的，因為特赦釋放我已是最寬大了。有人可能會説，我們到台灣可能會搞一些東西，事實上，我們到台灣去只是一個個人權利的問題是個人的決定，那些不去的也是他們個人的決定。我想台灣方面不會拒絕我們入境。我們為國民黨工作數十年,如今要回台灣去,難道也不提供條件?"實際上,就在十名獲釋人員留港期間,海外媒體也在抨擊台灣當局在戰俘問題上的遲疑不決。美國《新聞選刊》認為:"台灣顯然陷入了窘境,它最初的反應,是將整個事情壓下去。但是,國民黨人終於要面對北京這個最新的挑戰!"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的署名文章認為:"中國准許十名前國民黨軍官與他們在台灣的家屬和朋友見面團聚，使它在與國民黨人進行的持久宣傳戰中勝了一籌。”十名特赦人員自4月上旬從北京起程來到香港,轉眼已過去一個月時間。儘管他們一再由中國旅行社人員陪同前往香港移民局辦理延期手續,儘管台灣方面不時利用報界散佈近日可派人前來“甄別”的信息,但他們仍然困居在九龍的兩家酒店裏,度日如年地期盼台灣來人。在此期間,十名老人中已經有人與台灣家人通了電話,還有一些人的親屬悄悄來到了香港，設法與困居在蘭宮、帝國兩酒店內的親人接觸。這時，也有一些行跡詭秘的人，不時接近兩家酒店內的獲釋人員。這些人往往以“記者”身份出現，但接觸起來，馬上就會現出“情治人員”的本相。這就更苦了十名無家可歸的老人，儘管他們竭力迴避“情治人員”，可又無法排除這些陌生台灣來客的暗中插手。

5月11日，王秉鉞獨自離開了居住的帝國酒店，前往另一秘密地點下榻，據説是有人暗中脅迫所致。5月14日下午，張鐵石也悄然離開下榻的蘭官酒店。據報界説，他是在“國府代表”的安排下，隻身來到另一家富都酒店匿居的。十人之中有兩人悄然離去，給本來就不順利的赴台探親又蒙上一層陰影。港刊報道説:“王秉鉞和張鐵石兩人的離去,顯然是台灣"情治機關'暗中分化瓦解的結果,其目的是策劃戰犯們儘快脱離中共,然後再分批甄別,秘密送往台灣。"與此同時,也有港報披露説,王秉鉞和張鐵石離開中共安排的酒店神秘失蹤之前，台灣就不斷派人前來與兩人單獨接觸，其中台灣設在香港的工商日報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台灣當局如此作為，最終只為“甄別”清楚十名赴台者的政治面目並順利讓他們前往台灣探親，事情本來也可以有一個良好的結局。但是，王秉鉞和張鐵石離開十人團體後，仍然沒有得到去台探親的特許。

5月5日，香港媒體刊載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張鐵石自縊身亡》。消息説：“目前獲中共特赦釋放、自願來港前往台灣的十名前國民黨將官，因申請入台證問題滯留香港逾半個月後，其中一人突於昨午在彌敦道富都酒店房間內自縊斃命。此事發生後，在港右派人士均表震驚，而其"他九人亦驚訝不已。據説他留有遺書，傳其中一句是‘赴台已感絕望”。記者昨晚就此事詢問警方作何種案件處理時,警方發言人稱作自殺案處理。”在中國旅行社的大力協助下，張鐵石的遺體火化以後，骨灰得以運往台灣安葬。誰也不會想到，當初從大陸興沖沖來香港期盼赴台探親的張鐵石，竟會以這種意想不到的結局回到台灣。香港、東南亞甚至美國的中英文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指責台灣當局在處理戰俘問題上的種種失誤。讓人遺憾的是,這些文章並未引起台灣當局的注意,他們對九位仍然滯留在香港的特赦人員不聞不問。

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8月中旬,陳士章、段克文先後搭乘飛機前往美國尋求定居。接着，王秉鉞也對返回台灣探親產生了絕望。經過思考，他於9月下旬從香港起程前往美國。繼陳士章、段克文、王秉鉞赴美定居之後，周養浩也於11月辦好赴美定居的一切手續，並於11月12日飛往美國。 ^[3]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