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峯月

爐峯絕頂，復岫回巒¹，鬥聳相亂²。千丈巖陬牙橫梧³，兩石不相接者丈許，俯身下視，足震懾不得前。王文成少年曾趵而過⁴，人服其膽。餘叔爾藴以氈裹體⁵，縋而下⁶。餘挾二樵子，從壑底搲而上⁷，可謂痴絕。

丁卯四月⁸，餘讀書天瓦庵⁹，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¹⁰，俟月出去。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則下山覓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¹¹？”語亦有理，四人踞坐金簡石上¹²。是日，月政望¹³，日沒月出，山中草木都發光怪，悄然生恐。月白路明，相與策杖而下。行未數武，半山嘄呼¹⁴，乃餘蒼頭同山僧七八人¹⁵，持火燎、䩺刀¹⁶、木棍，疑餘輩遇虎失路，緣山叫喊耳。餘接聲應，奔而上，扶掖下之。

次日，山背有人言：“昨晚更定，有火燎數十把，大盜百餘人，過張公嶺¹⁷，不知出何地？”吾輩匿笑不之語。謝靈運開山臨澥¹⁸，從者數百人，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為靈運，乃安。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亦幸矣。 ^[3] 

香爐峯的山巔，山峯曲折起伏地聳立着，山上的岩石犬牙交錯，不相接的兩石之間一丈多的距離，俯身往下看，絕壁陡峭嚇得人不敢上前。王守仁年少時曾一跳而過，別人都佩服他的膽量。我叔叔張爾藴用氈裹着身體，身上繫着繩子放下去，我只得帶着兩個樵夫，從谷底攀援上去找他，可以説是非常愚笨了。

天啓七年四月，我在天瓦庵讀書，午後同三位朋友登上絕頂看落日。其中一位朋友説：“我們稍等一下，等月亮出來再走，這樣的機會千載難逢，縱然遇到虎，也是命中註定了。況且虎亦有虎道，夜晚才會下山尋找豬狗作為食物，它難道也會上山看月亮嗎？”這話講得也有道理。於是我們四人盤坐在石頭上。當晚正是農曆十五月圓之夜，日落月升，月光之下山中草木熠熠發光，讓人心膽生寒。皎潔的月光照亮道路，我們拄着枴杖相互攙扶着下山。沒走幾步，半山腰傳來喊叫聲，原來是我家老僕同七八個山僧拿着火燎、短刀、木棍來找我，擔心我們這些人遇到老虎或者迷路了，就沿途叫喊着。我邊迴應他邊奔跑過去找他，並相互攙扶着下山。

第二天，山後有人傳言：“昨晚更定時分，有幾十個火把，一百多名大盜，經過張公嶺，不知從哪裏來的？”我們都偷笑不説話。謝靈運曾經帶着幾百人在靠近陸地的海灣邊開山，太守王琇以為是山賊，心神不寧，直到知道是謝靈運才平靜下來。我們當夜沒有被誤當山賊綁着獻給太守，也是慶幸不已。 ^[2] 

明熹宗天啓七年（1627年）四月，張岱同朋友登上爐峯絕頂看日落，後在友人建議下等晚上月亮升起再走，期間發生一些趣事，事後他寫下了這篇短文。 ^[2] 

爐峯即香爐峯，紹興會稽山支峯，形似香爐，故名。登山望月，平常事耳，一經張岱點染，卻橫生奇趣，節節可玩。香爐峯頂奇險之地，而仍有一幫“痴絕”之人，不惜以身冒險，攀登跳躍其上。更有甚者，作者同友人竟不畏遇虎之險，在爐峯頂上賞月。這驚人之舉，實在駭人。

此文先是極力渲染爐峯絕頂的險峻，又通過描寫王守仁等人的痴行，從側面烘托。爾後，筆鋒一轉，心平氣和地敍述同友人登絕頂觀落日的經歷。因為友人的提議，決定留在峯頂觀月。由此進入了文章的高潮，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文章的氣氛也由平和漸漸向緊張過渡。用不動聲色的行文，將緊張、恐怖的氣氛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來。作者以友人的話先下伏筆，來給自己打氣，實際上也故意設下了恐怖的因素，為小品文的情節發展提供了內在的動力。月出之後，由眼前變幻、古怪的景象，引發出作者同友人內心隱藏着的恐懼感，由此“悄然生恐”，於是“相與策杖而下”，真是狼狽之至。最後，以老蒼頭與山僧的情節設置，痛快淋漓地結束了這場冒險的經歷。“蒼頭”“山僧”七八人，手持火把、刀棍，大有欲與猛虎搏鬥的架勢，其實是一場虛驚。他們的懷疑是有根據的，辦事是認真的，事有趣但不可笑。行文至此本可告結束，作者卻又興餘波，以次日山背之人的議論，再一次渲染了昨日之舉的“荒唐”。可笑的是“山背”之人，捕風捉影，製造特大新聞，實為庸人自擾。對於他們不必指明真相，還是照舊讓他們悶在自制的葫蘆裏，反被他人耍弄為妙，“匿笑不之語”是張岱機智之處。結語笑謔，極具風趣，更添幾分意趣在其中。 ^{[3]  [4]}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國學經典·陶庵夢憶評註》：王安石早在《遊褒禪山記》一文中曾説過：“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無人的地方有風景，作者深得其中三昧。 ^[1] 

張岱（1597年—約1689年），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天孫，別號蝶庵居士，晚號六休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明末清初文學家、史學家，還是一位精於茶藝鑑賞的行家。他出身於官僚家庭，少年時身經榮華，明亡以後“無所歸依，披髮入山”，晚年著作多寄託故國之思。文學創作以小品文見長，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風格獨特，《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著有《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夜航船》《琅嬛文集》《快園道古》等絕代文學名著，另有史學名著《石匱書》亦為其代表作，時人李長祥以為“當今史學，無逾陶庵”。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