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亨瀚

1894年11月16日生於益陽縣五羊坪。幼讀私塾，9歲入益陽龍洲書院讀書。1909入長沙益陽駐省中學，參與湖南新軍中的同盟會秘密活動。武昌起義後，參加學生援鄂敢死隊。後轉入長郡中學，由於反對袁世凱，被迫亡命日本，入東京神田法政學院，致力於研究歐美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説。1915年回國任北京《真共和報》編輯。護法戰爭中，回湘任職於護國軍第三路軍、益陽《資江》雜誌。在驅逐張敬堯、反對吳佩孚的鬥爭中站在前列。1921年以後，任長沙育才中學教務主任，兼長郡中學教師，成為長沙教育界的進步分子，積極帶領師生參加反帝愛國鬥爭。1924年加入國民黨，曾任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湖南省公法團體雪恥會執行委員。大革命中，受到共產黨員的幫助，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説，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1926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以後，他辭掉教職，實踐“革命為歸宿”、做職業革命者的理想，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工作中擔任領導成員，歷任湖南臨時人民委員會委員、省臨時政府電話總局局長兼軍法處長、湖南各界救護慰勞團團長、國民黨省黨部常委、湖南省通俗教育館館長，為推動湖南省國民革命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為了工作方便，中共湖南區委公佈熊亨瀚、謝覺哉退出共產黨，專門在國民黨內進行艱苦細緻的工作，主編髮行《湖南通俗日報》、《湖南民報》，開展革命宣傳。為了保護農民的革命積極性，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國民黨右派對農民運動的污衊，大量報道湖南農民革命的實況。他在何鍵舉辦的宴會上，特意提醒人們：“軍事領袖必須受黨的指揮。如果黨的權威不能指揮軍事領袖，那就非常危險，就有造成新軍閥的可能。”果然不出他所料。1927年5月，湖北夏鬥寅、湖南許克祥先後叛變革命。他受中共命令，先後趕赴岳陽、衡山傳達省委指示，組織反對國民黨新軍閥的鬥爭。十萬農軍攻打長沙失利後，他遭反動派通緝，轉入地下工作，先後在益陽、武漢、江西等地尋找黨組織，聯繫革命同志，不顧生死，堅持鬥爭。1928年11月7日在武漢被捕。押回長沙後，湖南清鄉督辦署連夜審訊。他只説一句話：“殺就殺，何必多説！”軍閥何鍵兇惡地説:“熊亨瀚三個字，就是罪證，不必更問，槍決就是。”11月28日凌晨，慷慨就義於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時年34歲。 ^[1] 

熊亨瀚父親熊浩園是前清秀才，對這個長子十分鐘愛，還在兒子牙牙學語時就教他讀詩識字。剛滿6歲，拜當地名師熊白香門下習《四書》《五經》。熊老先生一再稱頌他“稟賦聰明，文思敏捷，是吾家千里駒”。

1903年，熊亨瀚不到10歲，就離開家鄉，來到父親執教的益陽龍洲書院就讀。他在這裏讀了5年書，除了專心致志地學習文化基礎知識以外，還擠出時間閲讀報章雜誌，開始接受西方文化，萌發了和當時潮流十分合拍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逐步擺脱了尊孔讀經的束縛。1907年暑假，他回到家裏。一天晚上，左鄰右舍的農友們，來到他家的庭院乘涼， 當地一位老學究有意考考他，隨即出了“一對燭，審三場案，亮亮堂堂， 普照前後左右”的怪僻對聯讓他作對。熊亨瀚一聽對聯純屬為封建衙門歌功頌德，便針鋒相對地對上：“五大洲，分兩半球，黑黑暗暗，無分南北東西。”並説：“當今世道黑暗，民不聊生，代表這樣政權的衙門， 不值得我們稱道 !”滿院的人無不為之嘆服。

1909年3月，熊亨瀚在龍洲高小沒有畢業，就轉去益陽駐省中學求學。在學習期間，他結識了在新軍49標任職的同鄉劉文錦、張德彌等民主主義革命者。少年熊亨瀚以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深深地受到劉、張器重而結為契友，並一道從事秘密的反清活動。1911年10月12日，在武昌首義的影響下，劉文錦受焦達峯、陳作新的領導率新軍起義，熊亨瀚主動擔任了新軍與學生軍的聯絡工作。起義勝利後，他和各校學生一道組織了歡迎新軍的慶祝會，接着又組織了剪辮隊，活躍在長沙的街頭巷口，“宣揚革命，以警聾聵”。後袁世凱命馮國璋派兵圍攻武漢，革命形勢危急。當時省城的革命學生代表200餘人，在又一村高級師範開會，為保衞武昌起義的勝利成果，決定組織援鄂敢死隊，抗擊清兵，熊亨瀚是敢死隊中年紀最小的一個。同年11月7日，援鄂敢死隊誓師出發時，他登台演説：“義師無敵，勝利在望。革命的成敗，民族的存亡，有重於個人的生命。我們應以敢死的決心，鞏固武昌起義的勝利，贏得中華民族的新生，我們死亦無悔，雖死猶生！”熊亨瀚於1913年7月隨劉文錦亡命日本。他在東渡日本的萬里征程中，面對糜亂不堪的國內時局，憂心如焚，寫了《過岳陽》這首詩：風雨暗神州，男兒急國仇。哪來詩酒興，吟醉岳陽樓。熊亨瀚和劉文錦到達日本後，進了東京神田法政學院，這是一所收容中國革命青年學生，專門研習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孫中山三民主義學説的學校。後因學校經費來源有限，生活補助日漸艱難，他們於1915年2月提前回國。1916年初，倒袁勝利。周震麟和劉文錦在北京主辦《真共和報》，熊亨瀚被聘為編輯。他以報紙為陣地，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對時局的主張，揭露北洋軍閥假借共和殘民賣國的內政外交。次年，《真共和報》被軍閥封閉，熊亨瀚因此而被迫回湘。當時正值湘西鎮守使周則範調任護國軍第3 路軍總司令，熊亨瀚被委任為司令部秘書。直到 1919年9月，周則範被部屬廖湘芸殺害，熊亨瀚憤而辭職回裏。

1919年10月，熊亨瀚應周則範父親周肅恂之約赴上海籌辦《求實雜誌》。由於經費難於籌措，創辦雜誌事未能如願。但此次上海之行，使他看到了五四運動給予中國社會的巨大震撼，當即寫了《示友》一詩：莫傍芸窗作腐儒，巨雷天半萬人蘇。中原有事君無事，尚抱殘經伍蠹魚！在五四風雲的激盪下，熊亨瀚於1920年4月，在家鄉團結一批進步青年，組織了公民自治會，並以縣城文昌閣為社址，創辦了《資江雜誌》， 宣傳新文化、新思想，極力抨擊封建勢力。次年 9 月，他同時接到了兩處寄來的聘任書，一是蔡鉅猷擊敗廖湘芸，任湘西駐軍司令，聘他回原部復職；二是益陽駐省公所主任廖耀彬聘他為育才中學教務主任。熊亨瀚一向把辦教育當成是開發民智、改造社會的必要途徑，斷然捨棄了去湘西駐軍復職既可升官又可發財的美差，欣然前往育才中學任教。當時， 來自家人“不奉家食”的責難與親友“有官不做，甘當窮教員”的惋惜，都未使他介意，他在自己的住房裏撰寫了一副自勉的對聯：讀萬卷書，還須行萬里路；享百年壽，何如作百世師。

1924年4月，夏曦在湖南改組國民黨，辦理黨員登記，並介紹熊亨瀚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在國民黨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熊亨瀚被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自此，他成為省會羣眾運動的重要領導骨幹之一。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湖南。是年6月3日，省會公法團體召開代表大會，組織“青滬慘案雪恥會”。熊亨瀚被選為執行委員，任宣傳部部長。在開展“三罷”（罷工、罷課、罷市）、組織遊行和實行對英、日經濟絕交方面，他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

與此同時，熊亨瀚加強了與工人、農民的接觸，親自到長沙寶南街工人夜校和工農橋農民夜校上課。後來工農橋一帶的老菜農還記得當年熊亨瀚在夜校講解“閥”字的情形，他説：“起屋要做門防盜，這門框就是 ‘門’字，門裏的‘人’字旁一個‘戈’字，干戈對着自家人，就成了‘閥’字。軍閥就是幫助帝國主義屠殺本國人民的土皇帝，所以我們要組織起 來打倒軍閥 !”後來，南門外郊區農民協會和寶南街縫紉工會，都是在他秘密發動下組織起來的。熊亨瀚在反帝鬥爭中，與共產黨人夏曦、何叔衡、郭亮、易禮容等有了更多的接觸；又由於共產黨員蔣兆驤、龔飲冰的幫助，他於l926年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他高興萬分，寫了《長沙百首》，其中一首是：九曲是黃河，長江曲亦多。終將入東海，揮劍斬黿鼉。

1926年初，熊亨瀚辭掉學校職務，成為一名職業革命者。他擔任了省會反英討吳委員會宣傳部主任、湖南省臨時委員會委員。這年 3 月，受中共湖南區委的派遣，同夏曦赴衡陽，爭取唐生智參加反吳（吳佩孚） 驅趙（趙恆惕）聯合陣線。他們通過同鄉熊暢階的引薦，爭取了唐生智的親信吳尚、劉文島，並通過他們與唐生智取得了密切聯繫。在北伐形勢的影響下，這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陽宣佈參加國民革命，隨即成立湖南省臨時政府，並委任熊亨瀚為電話總局局長和軍法處處長。

1926年7月11日，北伐軍攻佔長沙，熊亨瀚擔任了湖南各界救護慰勞代表團團長，他立即率領代表團赴軍閥部隊的後方，秘密發動羣眾支援北伐。歷時一個多月才回家，夫人詹石蘭見他兩隻眼睛深陷進去，臉龐也瘦削清癯多了，心痛地要他在家休息幾天，可他第二天又出外忙開了。這種行色匆匆的革命生涯，正是他在《示妻》一詩中所寫：也憐香霧濕雲鬟，一枕柔情一夕歡。暴雨驚雷殘夢碎，先支大廈庇人寒。

1926年8月16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熊亨瀚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部長。這次大會後，他按照黨的指示，辭去了唐生智委派的電話總局局長和軍法處處長職務，擔任了《湖南通俗日報》館館長。根據黨的鬥爭需要，他重新確立了“面向工農，促進國民革命”的辦報方針。

1926年11月，熊亨瀚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身份回益陽視察農民運動。剛到益陽，正值泉交鎮農民協會會長劉少秋遭反動團防殺害，他在縣城主持和召開了烈士追悼大會，迫使縣長蔣憲披麻戴孝，在陵墓叩首祭奠了烈士，大煞了反動分子的威風。回到省城，熊亨瀚向國民黨省黨部彙報了此行的所見所聞，併為《湖南通俗日報》館寫了 1927 年元旦門聯，高度讚揚了當時革命的大好形勢：揭開四千年間黑幕，為億萬民眾大放光華，可謂自開國以來，第一個一月一日；聯合廿二行省義師，向直魯軍閥齊張撻伐，宜其於旌旗直指，皆同仇同愾同歌。

“馬日事變”前一天，他受中共湖南省委的派遣趕到岳陽，動員駐岳陽部隊討伐在湖北叛變的夏鬥寅部。事變後，他又受郭亮的指示，奔赴衡山縣組織軍事委員會，擴大農民自衞軍，參加10萬農軍圍攻長沙的軍事行動。由於農軍圍攻長沙的計劃未能實現，國民黨右派彭國鈞在長沙建立反革命政權，成立了“清黨委員會”，下令通緝夏曦、郭亮、熊亨瀚等共產黨人。此時，熊亨瀚在長沙已無法安身，便潛回家鄉隱居了約一個月。為了與黨組織取得聯繫，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乘船去武漢找黨。當時汪精衞已公開叛變，武漢三鎮也是一片血雨腥風。他在武漢探聽到了南昌起義的喜訊，又毅然趕到江西。當船到九江後，才知道起義部隊已經轉移。他只得改變計劃，北去彭澤，在一位親戚協助下，在縣城開了一家雜貨店，以經商為掩護，秘密從事黨的地下活動。《亡命彭澤》這首詩就是這時寫成的：憂國恥為睜眼瞎，挺身甘上斷頭台。一舟風雨尋常事，曾自槍林闖陣來。

1928年春，為了聯絡同志，熊亨瀚把活動地點轉到漢陽鸚鵡洲，由朋友出面開了一家“湘益隆”的雜貨店為聯絡點。不久，又在武昌草門鋪碼頭工人張世林家增設了一個活動據點。他常和同志們住在張家，白天扮作客商外出活動，夜晚裝作打牌，暗中開會或傳抄文件。同時，通過細緻的工作，爭取了武漢第七公安局兩名家鄉警官做內線，掌握敵人動態，營救被捕同志。後因事情敗露，兩警官中一人被害，一人被迫逃亡。張世林也被抓去打斷了腿，慘死於獄中。

1928年9月，熊亨瀚在武漢的行止，不料被益陽清鄉督察員吳覲光偵悉，電告省督辦署“呈請拿辦”。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即密電敦請武漢衞戍司令部，夥同吳覲光捉拿熊亨瀚。是年11月7日，熊亨瀚於鸚鵡洲渡江處被特務識破，陷入敵網。在武漢衞戍司令部，被提審4次。他在法庭上大義凜然，把敵人的軍法處處長駁斥得瞠目結舌。刑訊時，儘管敵人施用殘酷肉刑逼供，始終“堅不吐實”。在獄中自料必遭反動派殺害，索來紙筆給妻子詹月如（現名詹石蘭），寫了《絕命遺言》：人生自古誰無死，餘之死，非匪，非盜，非奸，非拐，非殺人放火，非貪贓枉法，實係為國家社會含冤負曲（屈）而死。捫心自問，尚屬光明，公道未泯，終可昭雪。

1928年11月27日，熊亨瀚被押解回長沙，湖南督辦署執法處連夜審訊，他昂首無詞，最後説了句：“殺就殺，何必多言！”反動當局宣稱：“共黨首要熊亨瀚與正法共犯郭亮及在逃共犯夏曦、謝覺哉、戴述人等，把持黨政，煽惑農工，傳播赤化，並實行階級鬥爭，實為年來共黨搗亂之罪魁禍首。”次日晨，這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在“打倒國民黨新軍閥”“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中，英勇就義於長沙市瀏陽門外識字嶺，時年 34 歲。 ^[3] 

熊亨瀚學識淵博，文學功底深厚，尤其擅長詩詞，一生寫作革命詩篇數十首，大部分編入蕭三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臨刑前，他寫下遺囑一篇、遺墨一聯，表明自己為國家社會、為工農羣眾而死無畏無愧的心跡，其聯曰：“十餘載受苦奔波，秉春秋筆，執教士鞭，仗劍從軍，矢忠為黨，有志未能伸，此生空熱心中血。一家人悲傷哭泣，求父母恕，勸兄弟忍，温語慰妻，負荷囑子，含冤終可白，再世當為天下雄。” ^[1] 

1957年7月3日，曾三著文讚頌熊亨瀚“是一個熱情的、積極的、忠實於革命的、很有鼓動天才的知識分子，最後在敵人的法庭上還表現他是一個忠貞不屈、從容就義的模範共產黨員”。這段話是對烈士一生作出的中肯評價。 ^[3] 

熊亨瀚犧牲後，家鄉人民將他安葬在資水之濱的五羊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熊亨瀚烈士入祀湖南省烈士紀念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