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浦事變

1937年4月至6月，中共閩粵邊特委同當地國民黨軍政當局進行談判，於同年6月26日與惠軍第一五七師代表達成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協定(即《“六二六”政治協定》)。 ^[2] 

由於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何鳴在談判期間違反組織原則，擅自同意將閩南紅軍獨立第三團開往國民黨控制的漳浦城改編為保安隊，特委又遷就了何鳴的錯誤，因此，在協議簽訂之後，部隊離開根據地下山，向平原地區集中，開往平和縣小溪鎮。 ^[2] 

這時，中共南臨委代表姚鐸到達，向閩粵邊特委傳達南臨委的指示:番號可以改變，政治上要保持獨立，部隊必須提高警惕，要駐紮在根據地，不能開到平原去。但何鳴對於南臨委這一正確指示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以“已經開來了，再開回去不好意思”為藉口，拒不執行南臨委指示。在此關鍵時刻，閩粵邊特委放棄領導，沒有執行南臨委的指示:姚鐸也未堅持南臨委的意見。這一政治原則的錯誤，使以後國民黨當局製造“漳浦事件”消滅紅軍的陰謀得逞。 ^[2] 

1937年7月1日，紅三團開至平和縣小溪鎮集中，經點編後番號改為保安獨立大隊，以何鳴為大隊長，吳金為副大隊長兼政訓員，全隊士兵565人，幹部42人17月2日，國民黨駐小溪之粵軍及小溪商會召開歡迎紅軍改編為“國軍合作救國大會”。當地民眾鳴鑼擊鼓，熱誠參加，國共雙方均發表懇切演説。何鳴代表紅軍講話，並發表《為改編紅軍一、三支隊及漳州人民抗日義勇軍告閩南同胞書》，認為“我們所要求的給予民眾愛國活動的自由，取消匪區，停止封鎖，釋放被捕紅軍人員，已蒙一五七師最高長官所接受;而我們的抗日的戰士，在一五七師領導之下，也可以施展所懷了”。 ^[2] 

告同胞書也坦誠指出。這種局面還只是局部的，“全國的大規模的國共合作，還未徹底的實現，我們所要求實現民主政治，釋放一切政治犯……一切建設國防化，廢除苛捐什税，改善人民生活待遇，也未達到所企望的程度。南京三中全會後至現在的民族危機還是有加無已的"，紅軍希望與當局以及各界同胞共同努力。爭取全面徹底的國共合作。 ^[2] 

正在此時，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掀起抗戰熱潮，閩南抗日情緒也大為高漲。改編為保安獨立大隊以後的紅三團，在小溪休整10多天，按照第一五七師的指令，於7月13日開抵漳浦縣城，駐紮於孔廟。 ^[2] 

實際上，國民黨當局調閩南紅軍進駐漳浦，包藏着陰謀消滅紅軍的禍心。早在閩南紅軍集中之前，國民黨福建軍事當局就呈請南京政府。 ^[2] 

要求原限於5月底肅清閩省紅軍游擊隊的期限。“展至七月半止，以期佈置固妥，一鼓盪平"。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遵南京政府密電，命令一五七師加緊部署，將閩南紅軍繳械。 ^[2] 

在閩南紅軍到達漳浦的第二天，國民黨粵軍總司令餘漢謀乘專機飛抵漳州，進一步與一五七師師長黃濤密謀。7月15日，餘漢謀、黃濤飛往福州，經與陳儀商妥以後，立即又飛返漳州，並於當晚在黃濤家裏再次對閩南紅軍繳械問題進行具體研究。第一五七師張光前即於7月15日晚連夜下令一五七師李崇剛旅在漳浦縣城佈置三道防線，做好收繳保安獨立大隊槍械的準備。 ^[2] 

中共閩粵邊特委和紅軍對於國民黨的陰謀，不能説毫無戒備。部隊開入漳浦以後，為防止發生意外，特委令何浚駐漳浦，新任代理特委書記張敏到雲和詔地區進行佈置，何鳴和副大隊長盧勝率部入漳浦後開展國共合作的宣傳活動，擴大共產黨與紅軍的影響。但何鳴過於信賴國民黨的抗戰誠意，對國民黨的陰謀缺乏充分認識。部隊進駐漳浦以後，種種跡象已顯露出國民黨有所企圖，但何鳴依然如故，不以為意。 ^[2] 

7月13日，特委巡視員朱曼平和在漳浦負責白區工作的彭德清，將有關頑固派準備對紅軍實行繳械的情報及時通知何鳴。何鳴不但不將此重要情報立即通報部隊，反而對其他同志説一切正常。7月15日，中共漳浦縣委又向何鳴報告。一五七師以1個機槍連部署於漳浦，隨時準備進襲，情況十分危急，提醒何鳴馬上採取有效措施，以防不測。 ^[2] 

在此緊要關頭，何鳴依然輕信一五七師的“和平誠意”，對如此重要的緊急情報置若罔聞。何鳴這樣嚴重的右傾麻痹，以及對革命事業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終於導致了閩粵邊紅軍在喪失戒備的情況下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2] 

7月16日，國民黨頑固派一手導演了破壞國共合作，陰謀消滅閩粵邊紅軍的醜劇。上午8時左右，一五七師以點名發餉和整訓為名，誘騙紅軍集中於漳浦體育場。8時許，四七一旅參謀主任陳英傑等10餘人到場向部隊講話。他説:“現在國共合作抗日，你們要先訓練一下，訓練用不着槍，你們要把槍放下。”紅軍指戰員一聽，感到情況不正常，立刻打開槍機，準備決一死戰。 ^[2] 

一五七師九四二團團長陳浚見勢不好，指着周圍已埋伏好的火力點。兇狠地威脅大家:請看看你們放不放下武器!紅軍指戰員見此情景，更加怒不可遏。一場血戰眼看就要爆發。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盧勝和參謀長王勝堅決主張武裝反擊，但遭到何鳴的阻止。何鳴為保全全體指戰員的生命安全，他在向國民黨軍提出抗議之後，要求部隊服從命令，把槍放下，等待黨中央處理。就這樣，在場的紅三團和雲和詔獨立營全體指戰員被頑固派一槍不發地全部繳械，被繳長槍305支、短槍228支這就是頑固派一手製造的漳浦事件。在這次事件中，閩南紅軍游擊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失，17 名軍政幹部被槍殺，500 多名指戰員被監禁。 ^[2] 

頑固派為達到一舉摧毀閩粵邊紅軍游擊隊和共產黨組織之目的，在製造漳浦事件的同一天，又在詔安縣之月港捕殺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張敏等，製造了“月港事件”。 ^[2] 

漳浦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即於8月底致電在南方工作的張雲逸，指出粵軍所繳何鳴部之人員武器，務須全數退還，並向餘漢謀提出嚴重抗議。隨後，毛澤東又電告博古、葉劍英在與國民黨最高當局談判時，注意交涉退還何鳴所部被繳之人員槍械問題，並要國民黨公開承認錯誤。10月1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方針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國民黨首先把何咱部人槍交還。經證實具報無誤後，方能談判各游擊區問題。”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張雲逸一再同餘漢謀交涉，要其迅速將閩南紅軍全部人槍如數歸還。經過中共中央的努力，蔣介石、何應欽不得不表示允許歸還。但餘漢謀等在具體實行時一再延宕。11月15日，張鼎承在《前驅》公開發表《為閩南紅軍請命》，嚴正指出，發還閩南紅軍武器。已經國民黨最高當局同意，而粵軍一五七師至今尚未執行:在此金門失陷、漳廈危急之秋，希望軍政當局顧全信義，無條件發還武器，了結這一不幸事件。國民黨福建軍政當局迫於民眾輿論，拖延至1938年3月才不得不歸還已經損壞的300多支槍。 ^[2] 

漳浦事件發生後，被繳械的原閩南抗日獨立大隊指戰員，為了保存和恢復這支革命武裝，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英勇的鬥爭。當天下午，副大隊長盧勝和參謀長王勝，以及林長興、陳高順、歐育超、林少克等。羣開看管人員取得秘密聯繫，分別通知幹部戰士準備突圍，並約定了突圍時間和集中地點。當天深夜，紅軍指戰員分批突圍，由於被發覺，未能全數出城。突圍出去的近百人在地方黨組織配合下，先後到達漳浦縣下布清泉巖集中，進行整編，重新建立閩南紅軍獨立第三團，由盧勝任團長兼政委，王勝任參謀長。 ^[2] 

由於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張敏犧牲，軍事部長何鳴被扣，特委的工作受到嚴重打擊。特委組織部長何浚立刻派尹林平先趕赴香港，向南臨委報告事變經過，請中央出面交涉;隨後又指定朱曼平和林路負責特委工作，佈置收容突圍人員，然後也赴南臨委彙報工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