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幣制改革

漢朝建立之初，承接着秦朝的弊病，國家貧窮困苦 ^[1]  。

於是，漢高祖重税抑商， ^[2]  漢文帝親耕用儉， ^[3-4]  漢景帝輸粟充廩， ^[5]  加之山林川澤得以開放， ^[6]  田租賦税得以減免， ^[7-8]  至漢武帝初年之時，糧倉的糧食堆積腐爛，京城的錢財積累百萬，百姓非遇水旱之災皆可自足 ^[9]  。

然後，隨着逐漸殷實的環境，更多的慾望也隨之而生。百姓則依仗財富兼併土地橫行鄉里，衣食用度僭越等級，驕奢淫逸不守法度，攀比之氣赫然成風。 ^[10]  富商巨賈流於天下，奴役貧者，囤積居奇。 ^[11] 

《漢書·食貨志》載，“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週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秦朝幣制以黃金與半兩二等並行，黃金為上，半兩為下。

西漢建立初期，繼承了秦朝的幣值。

漢高帝統治時期，“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此處所説的“令民鑄錢”，即《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或稱榆莢半兩。《史記》三家注曰：“按：古今注雲榆莢錢重三銖，錢譜雲文為「漢興」也。”而“一黃金一斤”及其下“馬一匹則百金”，可見《史記·平準書》臣瓚注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故漢初在貨幣方面的調整，一是放開民間鑄錢，二是黃金單位改溢為斤。

“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米一石需要一萬錢，馬一匹要黃金百斤，可見漢初市場上通貨膨脹較為嚴重。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漢朝統治者的做法是抑制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乗車，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可見孝惠、高後時雖減輕了對商賈的壓力，但並沒有完全撤銷之。

“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漢文帝為取代質量低劣的榆莢半兩而更鑄四銖半兩，但放開了對民間鑄錢的禁令，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重大弊端，最後影響到中央政府的統治基礎。賈誼曾諫漢文帝勿除盜鑄錢令，未果。

到了漢武帝統治時期，由於對外征伐不斷，中央財政從此前“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的豐盈一變而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榖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富商大賈富可敵國，恰與窘困的中央財政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財政收入外，“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打擊大商人，此即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初衷。

漢武帝於建元元年（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銖錢。

《漢書·武帝紀》師古注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這次改革使銅鑄幣的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恢復一致。這一措施，第一次改變了“半兩”這一相沿下來的貨幣單位名稱。

第一次改革後，因為其時三銖錢與四銖重的半兩等價流通，再加上盜鑄盛行，故三銖未能堅持流通。因此，漢武帝於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史載：“有司一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兩‘“。這與文帝四銖錢不同的地方是它鑄有外郭，故被錢幣學家稱為“武帝半兩”。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又下令重新鑄造三銖錢，並造白鹿皮幣和白金三品。為了抑制盜鑄，漢武帝還頒佈了盜鑄金錢者死罪令。此次改革，是漢武帝歷次幣制改革中動作較大的一次。

在第三次改革前，由於漢武帝內興功利，外事四夷，連年征伐，開拓疆土，國家財政空前膨脹，很快便耗盡了文景時期積累的社會財富，造成“縣官大空”。在這個背景下，漢武帝開始了第三次貨幣改革。

《史記·平準書》載，“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逺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即皮幣的實行，主要是為王侯宗室朝覲聘享之用，使他們向中央政府的納貢不受劣錢影響。

由於少府多銀錫，“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荖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白金三品幣值介於三銖與黃金之間，這樣就形成了一套比過去更加複雜的貨幣體系。中央政府通過手中積累的此前並非貨幣的銀錫，定以高價，即可藉機剝奪大商人的財富，增加中央財政收入。

漢武帝還“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這是繼第一次改革後，再次試圖以三銖代替半兩的舉措。

可見，漢武帝這次幣制改革的內容，主要是：一，銷半兩錢鑄三銖錢；二，發行大額虛幣皮幣與白金。而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但是，這次幣制改革及禁民盜鑄之令，並沒能在根本上遏制民間鑄錢，幣值較高的白金三品的推行，反而刺激了民間盜鑄行為。“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對於皮幣的實行，有的大臣也有不同意見。大農顏異便是其中之一。“上與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説。”

元狩五年（前118年），僅僅在上次改革一年後，漢武帝又開始進行第四次幣制改革，改革內容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半兩也被明令廢止，“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當時的盜鑄銅錢者往往通過磨取得到銅屑，再將銅屑鎔鑄為錢。“周郭其下”的五銖錢，因為有郭為保護，難以被磨取銅屑，故能夠有效防止盜鑄。

五銖錢輕重適中，比較適合中國古代經濟發展情況及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故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乃至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等朝代，均有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成為中國歷史上鑄造數量最多、流通時間最長的貨幣。僅在西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雲。”

元狩五年的這次幣制改革，漢武帝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這種五銖錢稱“郡國五銖”，或稱“元狩五銖”。

改鑄五銖錢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場上樹立貨幣信譽，以穩定金融，使私鑄者因無利可圖而自動放棄私鑄，從而徹底解決私鑄問題。

但是，由於鑄幣權在地方諸侯各國手中，各地鑄幣的技術水平及銅礦的成分參差不齊，再加上各地官吏對命令的瞭解與奉行不一，所以所鑄錢幣 ^[12]  的差別很大。有的郡國五銖與原來的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或肉厚。總而言之，這些質量差的郡國五銖，基本上都有偷工減料，使錢重達不到五銖的現象，而且隨着時間推移，錢越鑄越輕，越鑄越粗劣。郡國官吏舊習難改，通過這種手段中飽私囊。這令五銖有可能重蹈漢半兩、三銖的覆轍。

《漢書·食貨志》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併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

為扭轉上述“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 ^[13]  的被動局面，漢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雲何。」索隱曰鍾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雲「側，邊也」，故晉灼雲「以赤銅為郭。今錢見有赤側者」。鍾官赤側，一稱赤側五銖，因《漢書·食貨志》將“赤側”作“赤仄”，故也稱赤仄五銖，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新鑄的“赤仄五銖”質量上乘，一枚等同於郡國五銖五枚之值。

“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故在此之前鑄行的白金三品由此罷廢。

赤仄五銖正面有輪無郭，背面輪郭兼備。外徑約26毫米，內穿直徑約9.5毫米，厚度達2毫米以上，重約4克。外郭線高而細，明顯高於錢文，整體比較整齊，沒有錯位的現象。錢文的筆畫較細，書體隨意但工整，字有高有低，“五銖”兩字中“銖”的“金”字頭矢鏃形較大，右側“朱”頭方折，上下長短相差不多。

由於赤仄五銖的比價是郡國五銖的五倍，在流通過程中產生諸多不便，而且因為其盜鑄獲利更多，故吸引了私鑄與盜鑄者鑄赤仄五銖。赤仄五銖鑄行二年後，因為“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漢武帝於元鼎四年（前113年），將鑄幣權從各郡國收歸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對五銖進行統一鑄造和發行。“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所謂“三官五銖”或“上林三官錢”便是該次改革後鑄造的五銖。

《史記·平準書》裴駰集解：“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如曰是，則上林三官指鍾官、均輸、辨銅令，乃水衡都尉的屬官，統管鑄錢。水衡都尉是中央政府為推廣均輸法而新設的官職，其辦公地點為長安上林苑。三官五銖的邊郭工整且重量準確、錢文秀麗，是質量上乘的銅錢，其盜鑄成本較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三官五銖的發行，一舉解決了困擾西漢金融多年的私鑄、盜鑄問題，漢武帝的幣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較大成功。

（一）國家的統一與中央政府的強大。

西漢初年，地方勢力強大，中央政府軟弱，以致無法統一貨幣制度。而漢武帝經過多年的經營，不斷削弱諸侯諸侯勢力，又取得對豪富的壓倒性的勝利，中央政府空前強大。只有這樣，才能使政令貫徹到全國各地，才有可能實現貨幣制度的統一。

（二）五銖錢及其制度的合理化。

新五銖錢的做工精緻，技術含量高，一般人很難偽造，並且質量、成色好，加上輕重適中，使這種銅錢形制一直沿用到20世紀初，歷時2000多年。其次，政府明令禁止郡國鑄幣，將鑄幣的銅材料收歸中央統管，基本上斷絕了私人鑄幣的源泉。

（三）漢武帝在其改革過程中，能夠大膽、正確用人。

漢武帝一改漢初以來對商賈“困辱之“的抑制，大膽提拔並委鉅商大賈或其後人以重任。商賈之子桑弘羊因其出眾的經濟才能，深得漢武帝信任，曾參與制定和實施武帝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並執掌中央財政大權三十餘年，為漢武帝建立其不世之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