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恆雄

在日本現當代史上，就作為新聞記者、報人的資歷和影響而言，堪與著名政治記者、《讀賣新聞》老闆兼總主筆渡邊恆雄（Tsuneo Watanabe）相匹敵者鮮，恐怕只有戰前《朝日新聞》社長兼主筆緒方竹虎和曾擔任過《東洋經濟新報》社長的石橋湛三，但後兩位均在戰後躋身政界，成為政治家。而只有渡邊恆雄以普通“番記者”（日本新聞界獨有的現象，指長期專門跟隨政界某個特定人物、隨時採訪以獲取即時的一手消息的新聞記者）入行，從駐美特派員而政治部長，從編輯局長到執掌社論的編輯委員、總主筆，從而成為報紙發行量冠全球之首（1400萬份），旗下擁有電視台、出版社、職業棒球隊及眾多廣告媒體的傳媒王國讀賣集團的社長，可謂媒體人的“最高境界”。但光環籠罩之下，渡邊本人最看重的卻是總主筆的名頭，被稱為“一代政治記者”、“終身主筆”。 　

渡邊恆雄是日本尚健在的前輩新聞工作者中，為數極少的經歷過戰爭的人。1945年6月底，入東京大學文學部，一週後即被徵召入伍，屬於“學徒出陣”的一代。出發時，渡邊偷偷往行囊中塞了三本書，分別是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威廉·布萊克詩集》和研究社版《袖珍英語詞典》。渡邊幼年喪父，人生態度比較虛無，是哲學青年，他覺得“反正要到戰場上送命，真能扛得住的只有哲學”，於是囫圇吞棗讀了很多康德、尼采，還有日本的西田哲學（日本現代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京都學派創始人），但後者“沒什麼用”。跟他差不多同時接到徵召令的一名東大法文科的友人，正吃着飯糰，聽渡邊説了句“戰場上也是有詩的”，愣了一下，飯糰就掉到地上。原來，他把“詩”理解成了“死”（日語中，“詩”與“死”同音）。這對渡邊來説似乎是一個隱喻，“原來應徵入伍是與死相連的。”不過，幸運的是，日本旋即投降，渡邊也免於在海外戰場上當炮灰的命運。

隨後，復學東大；出於對戰爭和天皇制的痛恨，加入日共，後又被除名。渡邊作為政治記者最初的修煉，是跟隨自民黨政治家大野伴睦（Banboku Ohno，1890-1964，岐阜縣山縣市出生，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肄業。自民黨實力派政治家，歷任北海道開發廳長官、眾議院議長、自民黨副總裁等）的番記者，深蒙後者信任。對渡邊而言，大野是父兄般的存在。正因了大野，這位自民黨早期資深政治家，田中派之前最富實力的派系大野派領袖的青睞，渡邊才得以近距離深度觀察日本的政治生態，尤其對執政黨內派系鬥爭的遊戲規則和潮流頗有心得。

日本新聞界實行記者俱樂部制度，各大媒體派到總理府、政府各大機構（省廳）和相關政治家身邊工作的記者有配額限制，但由於媒體發達，規模龐大，在一些大牌政治家身邊工作的番記者經常有一羣人。政治家出於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好惡，不可能對所有的媒體和記者“一碗水端平”，有限的信息資源往往優先、定向流入部分媒體。這在日本是人之常情，記者同行之間也彼此見怪不怪。晚間，大野家的客廳裏動輒有十數名番記者，盤坐在榻榻米上，一邊有一搭無一搭地聊天，一邊等消息。大野其人性喜風流猥談，段子一個接一個，包袱連甩不斷，興致好時，動輒侃上一個時辰。記者們很怕這個，再生動的段子，聽過十遍，也膩了，於是拍屁股走人。渡邊也起身佯裝告辭，跟最後一撥記者一起作鳥獸散之後，再獨自悄然折返。繞過正門，翻牆而入，徑直走到女僕跟前：“請把老頭子叫來。”於是，倆人切入正題。

喜歡段子的政治家不止大野，有名的還有前首相岸信介。如果説，大野的段子是某種旨在抖包袱的詼諧猥談的話，岸信介的段子才是真正的渾段子，即興、直接而生猛。對這種應酬，渡邊樂此不疲，接招還招，起承轉合，每每扮演捧哏角色。為此，屢遭記者團抗議：“渡邊，夠了。每次都因為你和岸先生的二人轉，害得大家採訪交不了差。”

作為跟隨大野的番記者，渡邊婚後選擇在離大野宅邸咫尺之遙的地方賃屋而居，白天到大野府上報到，晚上陪酒成了日課。作為政治記者，渡邊影響力日增，不僅深度介入派閥政治，有些派內重大決策，乾脆由渡邊代為向記者團其他媒體同行們發表，事實上扮演了派閥大佬軍師的角色。前首相池田勇人的秘書伊藤昌哉在其著作《渡邊恆雄：媒體與權力》中説：“大野是如何決策政治行動的呢？只需對其意志決定路徑加以梳理便會發現，在最後的環節都會觸到渡邊。渡邊不僅作為大野的耳、目收集信息，而且發揮了作為腦，即指揮塔的作用。”這在後來成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的入閣問題上，表現尤為充分。

在日本政界，青年政治家成功的龍門是入閣，儘可能多地出任各種重要閣僚或黨內要職，積累經驗和人脈、金脈，為自己做大，最終通向王者之路作鋪墊。作為政壇青年才俊，中曾根雖然29歲就當選國會議員，但由於系黨內少數派河野派成員，入閣之路迢迢。於是，渡邊在一家高級料亭設局，安排身為黨的副總裁，同時兼河野派組閣窗口的大野與中曾根見面。誰知兩人一見，大野劈頭就指中曾根罵道：“就是你小子在造船疑獄事件（圍繞旨在降低造船事業中的貸款利率的《外航船建造利息補給法》的制定請願問題而發生的收受賄賂案件。1954年1月，東京地方檢察院以強制調查司法介入，政財兩屆多名要人被捲入，也成為吉田茂內閣被倒閣的動因之一，是戰後政治的污點。後著名推理小説家松本清張以事件為背景出版了一部小説《日本的黑霧》）時的預算委員會上説‘大野伴睦接受了賄賂，我敢拿政治生命打賭’的話吧？那時的一劍之仇，老子可還沒忘呢！”渡邊見勢不妙，出來打圓場説：“副總裁好一個直性子。但對過去的事情，不磨磨唧唧糾纏不休是誰説的來着？造船疑獄事件那會兒，中曾根還在在野黨改進黨那邊。記恨人家在野黨時代的發言，這會兒舊話重提，不太像副總裁吧？”一番話，使僵硬的空氣頓時緩和。大野説：“嗯，也是，知道了。不過，中曾根君，你是有總裁相。”渡邊順水推舟道：“中曾根因系河野派，遠離入閣窗口，無法施展。身為副總裁，您有河野派的推薦權，無論如何請協助推進中曾根的入閣事宜。”一句話，1959年6月，中曾根成了河野派中唯一入閣的成員，出任岸信介第二任改造內閣的科學技術廳長官，時年41歲。而大野那句“總裁相”云云的話，讓渡邊大吃一驚。中曾根後來在政壇的發跡，也反證了大野識人的眼力。

中曾根入閣後，有一天叫渡邊去他辦公室，拿出一疊厚厚的文件——關於造船疑獄事件的檢方調查報告：“我的高中同學是此案的擔當檢察官，偷偷把材料給了時為在野黨的我。”渡邊隨手翻了翻，裏面有張手繪的草圖：在某間料亭的單間，大野伴睦坐在什麼位置，與事件有關的其他人坐在什麼位置，藝伎坐在什麼位置，一清二楚。中曾根根據檢方的調查結果，在把金錢授受關係摸了個底掉之後，才在國會上對大野出手。對少年氣盛的中曾根來説，當着代表新聞界的渡邊的面，痛遭一通狗血淋頭，可為入閣卻不得不低三下四地給人家賠不是，無異於胯下之辱。所以，特向渡邊陳請：“彼時的攻擊完全是本着實事。這點務必請渡邊你瞭解。”

此事堪稱渡邊與政壇後起之秀中曾根互為盟友、“蜜月”綿綿的契機。同時，也使渡邊更清楚地認識到，“意識形態及外交戰略等政策性考量，其實並不是絕對的。人在廁身權力鬥爭時，諸如憎惡、嫉妒及自卑感等情感性因素，往往會起更大的作用。”

另一位渡邊過從甚密的政治家是田中角榮。作為政治記者，出於職業性的敏鋭嗅覺，渡邊對田中曾抱有莫大的期待。戰後，從吉田茂開始，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歷任首相無一不是官僚起家，其政權也有很強的官僚政權色彩，令人窒息。只有田中，這個沒有大學文憑、靠建築業致富、38歲即成功入閣的“黑馬”，可能成就一番“黨人政治”的大業，以滌盪官僚政治的保守和暮氣。彼時，渡邊剛結束在華盛頓支局四年的特派員生涯，回到國內，便馬上投入到“角福戰爭”（媒體對田中角榮和福田赳夫之間黨總裁和首相寶座爭奪戰的稱呼）的相關報道活動中。

從性格取向和對政治實力的判斷上，渡邊無疑是田中的擁躉：“角先生（媒體人對田中角榮的暱稱）什麼都跟你説，非常坦誠，是情報之泉。且他講話非常有趣。他要是東大法學部畢業的話，絕對當不了總理大臣，充其量也就是哪個省廳的次官，或者開發銀行的總裁之類的。”

1965年，田中任自民黨幹事長，離總裁的寶座還有一步之遙。包括渡邊在內，一些大報的政治記者每天晚上都往田中家跑。田中重鄉情，重義氣，每天接見的幾十號人中一半以上來自家鄉新澙。這在東京出生、畢業於東大的媒體精英渡邊看來，純屬瞎耽誤工夫。終於有一天忍無可忍，對田中説：“大體上，角先生已經是幹事長，下一步是要成為總理總裁的人，每天寧願見幾十口子鄉巴佬，卻不見我們新聞記者，這算什麼事？”東北漢子田中一下子就火了：“鄉巴佬是什麼話？渡邊，你給我收回！”渡邊自知理虧，但也在氣頭上，表示無法收回。田中更搓火了：“你干涉內政！老子想見誰，想幹嘛，全憑我願意。你小子每次過來，我不也半個鐘點、一個鐘點地跟你聊嗎？何時怠慢過你不成？”田中説的的確是事實，經常邊吃早餐邊跟渡邊談話。但在這種尷尬的氛圍中，渡邊自忖也不能掉大牌，便嘴硬説不是在拿自己説事，而是“在説所有新聞記者的事”，説完悻悻離去。後來，渡邊聽田中秘書早坂茂三説：“角先生説，真想揍渡邊那小子一頓。”但田中不記仇，事過去就算完了。

田中角榮如果不是戰後日本金權政治始作俑者的話，至少也是集大成者。靠政治獻金的推動，廣羅黨羽，使田中派成為黨內最大的派系，歷久不衰。不僅如此，政治與建設業者的利益粘連孕育了“建設族”、“道路族”等利權結構，歷來是日本黑金政治的淵藪。不久前，因捲入西松建設非法政治獻金案而備受輿論指責的日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就曾經是昔日田中門下的弟子。對此，長年在政治漩渦中呼吸、深諳派閥政治遊戲規則的渡邊自然再清楚不過：“當了政治家，從大佬那兒拿錢。拿了錢，等自己也具備斂財能力之後，再分給下面的小的們。在當時的政界，這是鐵則。雖然是導致政治腐敗的原因，但不這麼幹的人絕對成不了老大。隨着《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強化，報紙也拼命抨擊金權政治，最近情況似乎沒那麼嚴重了，固然是好事，但我不認為這種陳規已完全絕跡。”

但縱然如此，對同行立花隆以那種極端的形式在《文藝春秋》上曝光，渡邊本人持保留態度。這裏既有立法方面的問題（原有的《政治資金規正法》在1975年修正前，對於政治活動捐助的法律規制極其寬泛），也有合法性資金被輿論曝光後的社會效果方面的問題：“如果不是具有違法性的、會成為刑事案件的聚財方法的話，報紙和電視本不應曝光”。

對田中大佬其人超乎常人認知與想象的斂財、散財方式，渡邊在回憶錄中多有披露，有些是從未公開過的材料：據《朝日新聞》記者三浦甲子二透露，原NHK節目主持人、參院議員宮田輝懷裏抱着個大紙袋從田中家出來，與正要進門的三浦在玄關撞了個正着。宮田嚇一跳，紙袋掉地上，一捆捆的紙幣散落出來，“大約有3000萬日元左右。”宮田慌了神，也不顧打招呼，低頭拾起鈔票，裝進紙袋，奪門而逃。與渡邊一樣同為見多識廣的大報政治記者的三浦，也不禁在心裏感嘆道：“到底是角先生，玩的活就是大，跟我們通常聽到的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啊。”

《日本經濟新聞》記者在田中的連載專欄（《我的履歷書》）結束，結集成書後，去府上拜會，因為田中表示個人要購買出版的相當冊數。“角先生打開大保險櫃，啪啪幾下就拿出200萬日元。當然全都是正當的購書款。”當記者要開收據時，角先生説：“那玩意不必。”記者偷偷瞄了一眼保險櫃，“裏面密密實實碼放着成捆的鈔票，堆得跟報社的稿紙似的。”因法律規制等方面的原因，日本政治資金有一個特點：現鈔主義。不是現鈔，全無效果。“拿的是現鈔，遞的也是現鈔，所以蹤跡全無。”

1976年，隨着洛克希德事件（1976年2月，因美國上院多國籍企業小委員會上的證言而被新聞界曝光的航空業界黑金事件，系日本戰後四大丑聞之一。美洛克希德公司通過對日本政府高官行賄，變更了全日空公司從美國採購的飛機機型。事件導致田中角榮政權下台，田中角榮及其秘書、前運輸大臣及次官、全日空、丸紅公司高官多人被起訴。一審、二審判決有罪。）被媒體曝光，已於兩年前“退陣”的田中因受賄和違反外匯管理法嫌疑被捕。這是戰後由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一路開創的、被稱為“保守本流”的保守政治的最大危機。本來此前圍繞“保守本流”的是非存廢，政壇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勢力，始終在較勁。但此時，兩種力量突然聯手，矛頭一致對準拿洛克希德事件開刀的首相三木武夫，旨在“倒三木”的“舉黨體制”迅速形成，連此前最大的反田中派福田赳夫也加入其中。

至此，現代日本的政治機器開始在與道德不同的座標下運轉，田中被捕後，其評價反而上升，輿論和政界的同情明顯向田中傾斜。從當時的主流民意來看，逮捕前首相的做法，無論如何有些“過了”。這裏，日本社會心理中保守性的一面再次浮水：國民的潛意識（或集體無意識）有時可超越道德律法，更看重現實的遊戲規則。

田中果然“有種”，在拘留所裏無論檢方百般質詢，誓死不吐一字。一個月後，被保釋。最後，在有罪終審判決之前病歿。田中其人到底是不是一塊“善玉”另當別論，但其繼承和主導的“保守本流”的政治成色，至今仍是日本政壇的背景主色調則是不爭的事實：直到其因腦梗塞病倒、喪失語言和行動能力的1985年，田中一直是政壇的幕後操盤手，不折不扣的政治梟雄、“造王者”（King Maker）；直到今天，源自前身田中派的町村派，仍然是自民黨內最大的實力派系。

作為日本尚健在的頭號大牌政治記者，渡邊與戰後歷屆首相及實力派政治家均有過從，可謂閲人無數。同時，政界人脈多多，從政機會數不勝數。經他介紹，做政治家、甚至首相秘書官的記者同僚、部下有之；前首相三木武夫也曾説服其棄紙（報紙）從政。況且，渡邊其人對政治本身並無“潔癖”，至少不討厭。但他在長達60年的政治記者生涯中，卻始終未曾有過“下水”的衝動，真正做到了“常在河邊走，從來不濕鞋”。一般人會以為，這需要極大的定力。但對“新聞原教旨主義者”渡邊來説，則未嘗不是順理成章的選擇。在渡邊心中，甚至連世界第一大報《讀賣新聞》社長的位子都無所謂，“只要能將主筆進行到底。生涯，只想做一名新聞記者。”

對被稱為傳媒社會的日本而言，新聞界不僅僅是社會政治單純的旁觀者、報道者和評論者，在某種意義上，其本身就是現實政治遊戲的參與者。渡邊恆雄作為政治記者的言動，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遠的不提，從幾年前，針對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罔顧對中韓外交的失政、惡化，一再偏執于靖國參拜的問題，與《朝日新聞》主筆若宮啓文（Yoshibumi Wakamiya）長篇對話，指小泉作為政治家“沒有教養”，到兩年前做局，撮合前首相、自民黨總裁福田康夫和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實現峯會，動議朝野兩黨保守聯合，日本媒體大力介入現實政治操作，以輿論本身來誘導、釀造輿論的主動投球的激進姿態令人印象深刻。

也許，正因了這種顯赫一世的權力，洞若觀火如渡邊恆雄者才寧願放棄現實政治中“王者”寶座的逐鹿遊戲，而甘願做“無冕之王”，也未可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