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幫

在蘇州，從羣體上講沒有比洞庭東山和洞庭西山這兩處的人更具典型性了。細細品味，江湖上的“鑽天洞庭”這個詞兒，似是讚歎——精明能幹，無物不營，無地不去。然而這讚歎中卻也明顯地帶着一種嘲諷和挪揄——嘿嘿，可是慣於削尖腦袋地去鑽營，連無路可上的天庭，他們都有辦法去鑽營呢!

明清以來，在江南以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營能力之強都堪稱雄的商幫是徽商，然而，頗善“鑽天”的洞庭商幫卻能與之分庭而抗禮，以之佐證的是洞庭商幫和徽商相提並論而流傳於民間的一句諺語“鑽天洞庭遍地徽”!一天一地，平分江南秋色。

諸多著述對於十大商幫儘管分法不盡相同，但商幫主體大多是以數省或一省為單元(如有些書中提到粵閩商幫，但更多的書中是將廣東、福建等商幫分列為兩個，其它就是山西、陝西、山東、江右即江西等商幫)，再以下的就是以府(如徽州商幫、寧波商幫)或幾個縣(如龍游商幫)、在這些著述中，以縣以下的一兩個鄉而命名為中國古代商幫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蘇州屬縣吳縣下轄的東山人和西山人組成的洞庭商幫。

洞庭東西山位於蘇州市西南的吳縣境內。東山為伸入太湖之半島，即古胥母山，亦名莫蔽山。西山在太湖中，即古包山。東西兩山在明代弘治(1488 -1505)時共為5個區，12個都，l2個裏；清代康熙(1662一1712)時為3個鄉。現在分別為吳縣市東山鎮和西山鎮。兩鎮面積分別為80和90平方公里這個地方，長期以來連設縣的資格都沒有。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狹小的太湖兩山的行政區域內，自明清以來，卻形成了一個極著名的商人資本集團——洞庭商幫。

王惟貞:

洞庭山人的從商活動，早在北宋元豐年間（1078一1085）就已開始，但真正成為一個商人集團，是到明中葉以後東山大商人王惟貞，是王彥祥第三子。其一脈後來出了一個歷明憲、孝、武三朝，官至內閣大學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這個山中宰相的祖輩，深諳積著之術，善於理財，從而打下了王氏家業的基礎。

王氏稍後，有翁籩:

翁篷，字文夫，號少山。世居東山。明代時，翁籩客於“百貨之湊，河濟海岱間一都會”的清源，招徠四方商賈，南北轉轂，四處販運。數年經營，名聲漸響，以至“聞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一個販布的商人，名聲大到不是他的布，人們就不買來做衣做被的地步，足可見他商業上的成功。

這成功的背後，當然就是財源滾滾了——海內當時稱他為“翁百萬”。翁百萬去世後。嘉靖時的蘇州狀元、萬曆時入閣為大學士、後位居首輔的蘇州人申時行為之作傳。這樣的朝廷名宦權臣竟為他這個商人作傳，由此亦可見他當時的名聲與影響了。與“翁百萬”同時的還有一個許氏許衝宇，也是一個善於治產居積的大商人。當時東山有“言富者，必首稱翁、許”之言。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昔日的翁百萬，謝世以後，家產雲散水流。後代人最後竟把他的墓上之物都弄下來賣了。東山那座建於近代的雕刻大樓，在它的花園大門邊牆上，鑲嵌着一塊圓形的磚雕。磚雕上雕刻着一條造型頗為生動的雲中之龍.一副祥瑞的樣子。這塊叫做“停雲隴”的磚雕，乃是翁百萬的墓上之物。昔日負責造雕刻樓的的東山富户金植之，有人欺他家是個沒什麼根基的暴發户，於是將這塊墓上之物買來送他，本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金氏孤陋寡聞，將不該用於宅院的墳墓之物，嵌於花園邊牆，在這名冠江南的雕花樓旁貽人之一笑柄矣!然而，翁氏後裔衰落潦倒到將乃祖墓塋之物取下出售的地步，卻也使人感慨良多。

翁許貲雄，席氏繼興:

明代的席氏左右源為後世打下經商基業，到了清代康熙南巡、巡幸東山時，席氏家族的席啓寓已是以地方紳士代表的身份迎駕，充分地去沐浴皇恩了。不僅如此，更使席家感到皇恩浩蕩、光宗耀祖的是，皇上駕臨東山竟是駐蹕於他們席家的東園呢!

家族的經商靈魂，始終縈繞在東西山的一代代人的心中。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攻佔南京、蘇州等地，江南震盪，東西山人頓失經濟的地盤和依託，於是羣趨滬江。自是時起至20世紀前半葉，由於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國內的其它商幫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幫卻在上海灘上實現了它的近代轉型—紛紛佔據外國洋行和銀行買辦的職位。

以東山席家為例:

席氏後人席正甫自1874年至1904年任英商匯豐銀行買辦共30年，後又將這一職位傳於其子席立功。席立功從1904年至1923年任匯豐銀行買辦近20年，父子二人控制匯豐銀行買辦之職長達半個世紀。席立功後，又將買辦的職位傳給兒子席鹿笙，席鹿笙從1923年至1929年任匯豐銀行買辦。祖孫三代世襲匯豐銀行買辦長達56年，這在近代，可謂是絕無僅有。

不僅如此，無論是自席正甫擔任英國匯豐銀行買辦，還是在他以前的他的舅父沈二園擔任新沙遜洋行的買辦後，他們都是立即熟門熟路地將洞庭商人昔日經商時多用族中子弟的做法移植於外國人辦的銀行、洋行之中，一時顯得頗具中國特色。

以席正甫和他的兄弟這一代人算起，他們席氏祖孫三代共有11人，如果再加上幾個女婿，那就共有14人。這14人先後擔任了上海20多家較有影響的外商銀行中的6家英商銀行(匯豐、麥加利、有利、寶信、中華匯理、德豐)、3家美商銀行(花旗、信濟、通運),2家日商銀行(住友、橫濱正金)和法(中法工商)、俄(華俄道勝)、意(華義)各1家銀行的買辦，從而形成了中國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席氏買辦集團和名副其實的買辦世家。

然而，這僅僅是東山的一個席氏家族。如果再加上東西山的其他家族在金融、工商等領域的發展，洞庭商幫在近代的轉型那就非常明顯了。

前文所及的“一天一地”的洞庭商幫和徽幫、依然在無聲地較量着。

這較量的結果就是近代上海灘上流傳的一句口諺:“徽幫人最狠，見了山上幫，還得忍一忍。”

范成大“不可不考”地去弄他的考據，王學士“搗漿糊”地説兩湖本是一湖。然而，如果我們如範氏那樣也“不可不考”地對洞庭商人的行蹤細細考之，卻發現東山人大多沿運河沿線，而西山人卻大多遠走洞庭湖畔的荊襄兩湖地區。

顧炎武《天下利國郡書》説東山人“商遊江南北.以迨齊魯、燕、豫。隨處設肆，博錙銖於四方。“翁澍《具區志·卷二》中記錄明代人李維禎的話説:“東山多大賈，走江、淮間。”

生於東山的清初文人翁澍於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修撰成書的《具區志(卷一三)·人物》載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蹤軌跡。

東山翁氏——“翁百萬”〔翁籩〕的父親翁參時，就經商清源。因大行善舉，“義舉震齊魯間”。自翁少山(即翁籩)時，“江北聞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

東山席氏—早在席左源和席右源時他們就北走齊燕，南販閩廣，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聞京師、齊魯、江淮。”

此外，東山葛氏經商於徐淮，東山葉氏早在元末就經商於淮上.後世經商開封。賣布人陝。施氏在明代時就經商淮揚，等等。

相比之下，西山商人就大相徑庭了。他們的主要活動地區在長江沿線。這正如一首《西山富》之謠所説:“士人無田可耕，詩書之外，即以耕漁樹藝為業，稍有資蓄則商販荊襄，涉水不避險阻。”（轉引自馬學強《鑽天洞庭》）而且，在東山人的活動區域內，他們中的一些人並不如魚得水。

西山沈氏—明初時沈季文就往來於淮楚間。稍後有沈愷，“壯遊荊襄。”其後沈冕，長期經商於荊襄間。沈賓經商於湖湘，沈賓之子沈棠年少就經商於淮海、荊州等地。沈九華客居楚地，開店設肆。清代康熙年沈氏後人沈升，因家貧欠債，經營荊湖之地10餘年。沈啓芳也逐利該地，家日隆起。

西山秦氏—明朝時秦隆就“壯遊名區，達荊楚。”秦仁因家貧，放棄學業而轉營商業他東至齊魯未獲成功.又改到西山商人萃集的沅湘之地，為人從事販運貿易前後達20年。

西山鄭氏—鄭宜誠在瀟湘雲夢間販運，鄭以傑在同一地經商，數年間擁資百萬。郊祿溪從外舅服賈於楚。鄭泰，世代業賈，長而幹練，販木於吳楚之間。

西山鄧氏—從明末至清，有不少人在長江干線經商。鄧文經營楚漢間40餘年、鄧秉臣隨父商於楚，“自少至壯，往來於三湘七澤間”。鄧學敏.吳頭楚尾，賈舶往來.長沙及其世業地。”鄧士瀛同父輩數人一起經營楚南。鄧玉相，依靠先人經營遺資，遍及三湘七澤間。鄧大木，承其先祖遺業，在汨羅江畔經理農田數百畝。

西山徐氏—西山徐氏商人興起於清初。徐四宣家貧。“問生於外，自是歷皖豫，溯荊襄，往來數年而資有所積”，徐學貢，“三湘七澤間.足跡幾遍”徐三函家貧，無以逢給，營運於楚，家境逐漸饒裕。徐四綏棄儒服賈，“謀生產來往楚中者二十年，而家得稍裕”

西山孫氏—明後期即有不少人貿遷於荊襄如孫炳販米湖廣，孫大璇兄弟三人經商湖廣四川，孫經設業楚南，服賈達40年，孫錕服賈楚南、經營數載。

此外.西山楊宇、秦元悌、鳳世昂等康熙初年行商荊襄等。

為了利用鄉幫的力量展開商業的競爭，西山商人於明嘉靖、萬曆年間在長沙建立了金庭會館，而經商於長沙、湘潭、益陽、常德、寧鄉5處的西山商人也在漢口建立了金庭會館。

金庭—金洞庭之謂。上而連篇累犢地引述，只是意在説明兩山之人各有各的商業地盤。這地商業地盤也絕非老死不相往來，東山人也會到荊襄地區做生意，例如，東山徐氏、明朝時即有徐禮“懷資客荊襄，家以日起”，徐氏後人也“為貨殖計，遊於楚荊襄間”。東山席氏的席右源之子席本禎，明末時從湘潭買了大批藍靛，用船裝順江而下，後在龍江關被扣而釀成“藍靛之獄”。

從整體上講，西山人大多經商於洞庭湖畔，更似乎存在着一個洞庭湖情結。

幾乎就在龍游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太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

當年範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豔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

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着。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着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講究具體的經營手段，而這些手段看起來則非常符合現代經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場信息，時常預測行情，在經商過程中，洞庭商人會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策略，不拘於成見，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還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比如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因地制宜的採取獨特的經營方式。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始終推行着重農抑商、重本輕末的經濟政策。儘管商業文化並不見容於當時的正統思想和文化，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終於認識到恰恰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商業文化非但沒有滅絕，相反卻不絕如縷地存續到現代。歷朝歷代始終有着大小商人頂着“無商不奸”的斥責聲，在做着經商的買賣在他們生存狀態的流走及其演變過程中，有着許多在當代人看來都是很有價值的東西於是，關於中國古代十大商幫的著述，一部部地冒出水面。

由親緣組織擴展開來，便是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地緣組織——商幫。由於籍貫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習慣，甚至相同的思維習慣和價值取向，從而形成同鄉間特有的親近感，自古有把“他鄉遇故知”視為四大樂事之一，俗語説“親不親，家鄉人”，都表明中國人特別是傳統中的中國人的鄉土觀念是極為濃厚的，商幫就是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商人組織，按地域劃分，有所為本幫和客幫之分；按行業劃分，又有行幫之分，明清時代先後活躍在商業領域的商幫：山西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徽州商幫、洞庭商幫、潮汕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

晉商俗稱“山西幫”，亦稱“西商”、“山賈”。在漫長的歷史中，晉商以山西富有的鹽、鐵、麥、棉、皮、毛、木材、旱煙等特產，進行長途販運，設號銷售，套換江南的絲、綢、茶、米，又轉銷西北、蒙、俄等地，其販運銷售活動遍及全國範圍，形成了成為能與南方徽幫相抗衡的最有經營實力的北方晉幫集團。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兑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鹹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佔全國的匯兑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

徽商與晉商齊名，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間形成商幫集團。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販運鹽、茶、山貨，經營文房四寶，走出一條日後教科書上才有的貿易路線：東進蘇杭無錫常，搶灘蕪湖商道，掌控長淮水運口，南達湘、蜀、雲、貴、川，往來京、晉、冀、魯、豫間，遠涉西北、東三省。最後，西進贛、湘，沿東南達閩、粵兩省，直至揚帆入海與日本進行貿易。此時的徽商達到鼎盛時期，“無徽不成商”開始叫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