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學派

作為19世紀80年代邊際革命的領導人之一，Leon Walras，在1870到1893年間，一直在位於瑞士Vaud州的洛桑學院任教。後來Vilfredo Pareto繼承了他的位置，Pareto是19世紀80年代新古典一代人中的領軍人物之一。雖然他們二人的核心理論是相同的，不過他們的側重點和分析方式卻迥然不同。從而，我們可以辨別出同屬洛桑學派的早期“瓦爾拉斯”和後期“帕累託”階段。在Leon Walras的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一書中，“Walras”研究方法第一次得到了表述。他的基本分析工具是這樣一套體系，該體系包含了具有同時性的市場需求和供給的方程組。同時，他的興趣主要在於一些宏大的主題：體系的均衡解決方案的存在性、該均衡的穩定性、資本和增長的結合，以及貨幣的出現。

對於Walras的許多追隨者，如Pareto來説，宏大的主題並不是很有趣。相比較而言，他們對於一般均衡體系的微觀基礎更感興趣。自此，洛桑學派開始沿着另一條路線前行——均衡的效率和社會最優狀態。帕累託時期的洛桑學者們專注於分析需求和消費者偏好之間的關係，以及廠商產出計劃和利潤最大化關係。在這個過程中，偉大的洛桑學者們開始使用了現代經濟學者們廣泛使用的微分學和拉格朗日乘數。

其實，洛桑學派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從未突破自己的小圈圈。在英國，它完全被馬歇爾的正統經濟理論給壓制了；在歐洲大陸，德國的歷史學派和法國同類學派成功地阻止了它的深入傳播；而在美國，它根本就沒有什麼機會進入（主要的障礙是語言）。不過，隨着一些擁有數理能力的天才經濟學家的出現，洛桑學派迎來了久違的春天。

為了回答以上的問題，瓦爾拉斯使用了四個聯立方程組。第一組方程表示每一種資源所有者所提供的資源數量取決於一切資源和商品的價格，即為這些價格的函數。由於假設存在着n種資源，所以第一組的方程數為n個。

第二組方程表示對每一種商品的需求量取決於一切資源和商品的價格，即為這些價格的函數。由於商品的種類被假設為m個，所以第二組具有m個方程。

第三組方程表示每一種勞務的供給量等於生產全部商品所需要的消耗量。這一組的方程數為n個。

第四組方程表示每一種商品價格等於它的成本。這一組的方程數為m個。

把以上四組方程聯合在一起,瓦爾拉斯得到2m+2n個方程,其中所包含的未知數為m+n個價格和m+n個數量,其總數也是2m+2n個。 在m個商品價格中,瓦爾拉斯把其中任何一個當作為“計值標準”，從而它的數值為1。因此，未知數的數目變為2m+2n-1個。另一方面，根據“瓦爾拉斯定律”，即一切市場以貨幣表示的全部購買數量恆等於出售數量，所以在2m+2n個方程中，只有2m+2n-1個才是獨立的方程。因此，瓦爾拉斯宣稱：他的方程總數正好等於未知數的總數，從而，他的四個聯立方程體系是有解的。瓦爾拉斯不但認為他的方程具有均衡解，而且方程所決定的均衡也是穩定的均衡。這就是説，一旦經濟制度處於非均衡狀態時，市場的力量會自動地使經濟制度“摸索前進”到一個新的均衡狀態。

為了説明如何“摸索前進”到新的均衡狀態，他使用了“拍賣者”的方法。他認為資本主義市場好象存在着一個拍賣者，首先由該拍賣者喊出某一系列的價格，然後參與經濟活動的人根據喊出的價格而作出各自的反應。如果反應的結果能使各個市場的供給等於需求，那末，此時的狀態便是新的均衡狀態。否則，拍賣者將根據參與經濟活動的人的反應而對上次喊出的價格進行調整以便喊出經過調整後的價格。如果調整後的價格還不能使各個市場上的供求相等，那末，拍賣者還必須按照上述的方式對價格繼續進行調整，一直到各個市場上的供求相等時為止。在整個調整的過程中，參與經濟活動的人被假設為僅僅把他的反應通知拍賣者而並不把他的反應付諸實施，一直到拍賣者最終調整到導致供求相等的價格時，這些人才按照均衡價格進行各自的經濟活動。

在20世紀20年代，Etienne Antonelli和Gustav Cassel揭開了蒙在Walras成果上的晦澀塵土。Cassel對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體系的重新表述在歐洲大陸激起了陣陣漣漪。這促成了Vienna Colloquium的成立，在這個論壇裏，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們致力於解決該理論的棘手問題。在美國，Irving Fisher的Theory of Interest（1930）的出版，證明了洛桑學派的一般均衡體系對宏觀議題的解釋能力。同時，Henru Schultz接過了Moore手中的接力棒，試圖將洛桑學派的經濟學與經驗分析結合起來。

以上是瓦爾拉斯思想的復甦，而帕累託體系的再次輝煌卻是20世紀30年代的事情了。不過，它的復甦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John Hicks和R.G.DAllen1934年的那篇關於偏好派生需求的文章，成為了帕累託思想復甦的催化劑。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John Hicks、Harold Hotelling、Oskar Lange、Maurice Allais、Paul Samuelson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經濟學家，發展了帕累託一般均衡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帕累託者對效率的專注考慮，新福利經濟學誕生了。

人們應該注意到，洛桑大學自身在那個過去的世紀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剝去了初始思想的很多數理裝飾，並開始關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共同領域。不過，洛桑學派的這第三股支流依然可以從瓦爾拉斯和帕累託的作品裏找到根源。

奧地利學派和洛桑學派是經濟學界如雷貫耳的兩大經濟學流派。前者發軔於卡爾.門格爾，經龐巴維克、維塞爾、米塞斯、哈耶克，流變至今。後者以瓦爾拉斯為鼻祖，後繼者中著名的有帕累託、巴羅尼、蘭格、里昂節夫。

如果以一個統一的學術集團這個標準來衡量，那麼，兩者都已經成為歷史。奧地利學派因納粹主義興起的威脅，其成員鳥獸散，哈耶克去了英國，米塞斯、馬克魯普、哈伯格等去了美國。隨着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界獲得霸主地位，這個學派的影響一度式微，直到20世紀的60年代中後期才又重振旗鼓，殺回到經濟學界。至於洛桑學派，因它的創始人里昂.瓦爾拉斯任教於洛桑大學而得名，不過這個學派的隊伍從來就沒有達到過奧地利學派那樣兵強馬壯的程度。瓦爾拉斯將教授席位交給了帕累託，在他之後，除意大利的巴羅尼還被學術史家提到，繼任者中沒有什麼有名的經濟學家。但是洛桑學派的理念和方法影響的程度在西方經濟學界則是奧地利學派望塵莫及的。這不僅是因為里昂節夫通過投入產出分析將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論推向應用，更因為德布魯等人在數學上證明了一般均衡狀態的存在性，加上希克斯、克萊因等人的工作，洛桑學派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已經融進了經濟學主流。相比之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只是經濟學界被邊緣化的少數人的圈內事。即便是哈耶克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科學獎，這個學派的影響在圈外有所回升，它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地位也仍然無法和洛桑學派相提並論。

不過，在那次影響深遠的大爭論中，認為社會主義具有可行性的經濟學家，論爭開始之前的瓦爾拉斯、帕雷託和巴倫尼都是一般均衡理論的創始人，他們所抱有的共同認識就是運用一般均衡理論可以使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配置達到最大效率的均衡。勒納、迪金森、蘭格以及隨後的伯格森也都是一般均衡理論的信奉者或者直接參與了這個體系的補充和完善工作。而與此相對的社會主義反對派幾乎是清一色的奧地利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龐巴維克雖然沒有參與對洛桑學派社會主義者的論戰，但是他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批評通篇滲透了奧地利學派的精神。維塞爾對待社會主義則要温和得多，原因可能與其出身的家庭（父親是奧地利審計院副審計長）和受社會學特別是孔德的社會學思想影響有關，他受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影響在奧地利學派中是最弱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毫無疑問，都是奧地利學派的傳統薰陶出來的經濟學家。羅賓斯本人不是奧地利學派的成員，但是與這個學派的聯繫極為密切，他是米塞斯研討班的成員，也是哈耶克的朋友。由此可知，社會主義經濟可行性的論爭乃是西方經濟學的學派之爭。

何以洛桑學派的成員和信徒傾向與社會主義，而奧地利學派的成員則堅決反對社會主義。這種系統的區別來自這兩個學派的哪些特徵？也許從哈耶克後期關於建構理性和演進理性的知識類型區分中可以找到答案。一般均衡論無疑是人類認識經濟運行的基本邏輯的極為出色的成果。但是這個理論由於高度的抽象，與經濟生活的實態有很大的差異，而為一般均衡論的理論大廈所折服的人，往往將這種理論上的狀態與生活上的事實混淆起來。以為資源配置的問題就是求解聯立方程組。所以受洛桑學派影響較深的學者容易偏向建構理性主義的世界觀。與此相反，奧地利學派十分強調個人的選擇，個人的主觀感受，個人的判斷以及個人和外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具體生動有效的情節，強調時間的不可逆性和預期的意義。這種特點使得學者更多的注意力關注於經濟生活的過程的意義，關注人在這個過程中的自適應，自學習和自組織的特性，對於一般均衡作為事實上的結果反而看得較輕。哈耶克甚至認為，一般均衡是一個有害的範式，因為他誘使學者偏離了實際經濟運行的真實常態。而從個人的主觀感受和個人意志的角度來研究中央集中計劃，必然產生出對這種資源配置有效性和可行性的懷疑。不僅如此，他們必然會擔心這種集中計劃對於生長在人類歷史文化之中的文明受到摧毀。所以，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和研究範式決定了它的成員對社會主義這類建構理性的產物沒有好感。 洛桑學派的一般均衡論本身是人類的理性高度發達的產物，而這種關於經濟體系的認識又必然會強化人類主宰外部世界的信心。所以説一般均衡是經濟理性主義的登峯造極的理論成果，應該説是恰當的。

隨着先進的數學手段的不斷引進，一般均衡論越來越精巧，越來越遠離現實，雖然是一個理解經濟運行的模型，反而更像是牛頓力學這類自然科學的模型。在一般均衡體系中，人性的因素，個人的主觀感受和豐富多彩的探索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迷惘、痛苦、歡樂全部勾銷，剩下的是一個沒有人的經濟體系的各個變量之間相互關係的模型。所以一般均衡論所暗示的在經濟生活中實施集中控制的可能性，使得後來的許多學者為其着迷。社會主義者認為在瓦爾拉斯的經濟體系中找到的建設性的構想要比在馬克思作品中多。一般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是有力的內在的。它的結論與馬克思在中年作品中所顯示出來的願望有着某種極為接近的特性。這也是瓦爾拉斯主義者即使不喜歡社會主義，但也很願意在理論上給予社會主義以支持的理由。同樣，社會主義者對於瓦爾拉斯體系的好感似乎也要遠遠超出其他的西方經濟學體系。所以從一般均衡理論生長出來的西方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真正基礎乃是理性主義或者説是建構理性主義的訴求。

與此相反，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使得他們對於一切總體性的、一般性的、客觀性的理論抱有懷疑。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就像是他們所研究的企業家一樣，始終以個人的眼光來看世界，始終以自己的標準來作決策。至於宏觀事實完全被當作是個人問題的有機聯結體。他們拒斥一切個人不能接受和理解的，對個人的經濟活動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外部世界的圖景。這種主觀主義、個體主義、演進主義決定了這個學派的經濟學家在理解任何經濟現象時總是抱有一種深切的人道主義的關懷。本能地反對那些有可能對個人自由和個人幸福帶來後患的社會設計和規劃。這個學派的成員討厭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體系中散發出來的這種氣味，對這種體系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聯姻更是十分擔憂。因為，社會主義思潮本來在20世紀初已經趨於弱化，原因正在馬克思未能給這種理論的實際應用提供任何具體的符合經濟運行一般邏輯的設想。西方社會體系內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處於分崩離析之中，現在一些經濟學家要把社會主義和一般均衡論之間的內在聯繫明確化，試圖以此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提供邏輯基礎。對此的擔憂，奧地利學派的學者要比任何其他經濟學派的學者要嚴重。這或許是一般均衡論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從提出的一開始就受到奧地利學派的抨擊的緣由。

由此看來，社會主義經濟論爭反映出了西方理論界和思想界自身的深刻的世界觀分歧。這種分歧在以前的研究中被嚴重忽視了。這種分歧的嚴重性從蘭格一直到後來還無法真正理解哈耶克的批評這一點就能夠看出。哈耶克想要説明的是，經濟社會中的分散的知識是難以集中利用的，而這種分散的知識之與經濟活動的意義如此之重要，以至於沒有有效利用這種分散知識的機制，便沒有合理的經濟活動。他堅持認為市場正是發現和最有效的利用這種分散知識的手段。而蘭格一直為計算機技術進步所預示的社會主義集中計劃控制的更大可能而樂觀。凡是仔細研究過哈耶克“知識的社會利用”這篇重要論文的人，不可能不為其中閃耀的知性之光所震動。可是蘭格好像沒有真正理解哈耶克要説的道理。坦率地説，蘭格對人類社會經濟生活本質的理解就其深度而言無法與奧地利學派的任何一個成員相提並論。所以兩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討論幾乎沒有在一個層次上。毋寧説除了顯然是操作性的問題的討論能夠產生一些對話外，大部分今天看來意義重大的討論幾乎可以説是自説自話，各唱各的調。結果是，社會主義者更加信奉社會主義，而反社會主義者更加反社會主義。

無論是在經濟理論上還是在數學方法上，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論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之處。例如，方程的數目和未知數的數目的相等並不能保證聯立方程有解。在瓦爾拉斯和帕累託之後，西方經濟學者從1930年開始對洛桑學派所建立的一般均衡論作了一些補充並加以進一步的研究，他們是沃爾德（1902～1950）、希克斯（1904～　）、阿羅（1921～　）、德布魯（1921～　）等人。他們的研究主要在於論證三個問題：

①洛桑學派的方程體系是否具有均衡解，即是否存在着至少一個非負數的價格向量能滿足該方程體系；

②該方程體系所尋求的均衡是否為穩定的均衡，即如果均衡遭到破壞，市場的自發的力量能否使經濟制度回覆到均衡狀態；

③這種均衡是否符合帕累託效率的要求，即無法在不減少任何一個人的利益的前提下來改善其他人的利益。

對於上述三個問題，研究結果雖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然而，肯定的答案卻是建立在一系列嚴峻的假設條件之上。例如，假設存在着完全競爭，存在着為數眾多的不同條件下的期貨市場，缺乏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果或負效果等等。由於這些假設條件違背事實，一般均衡論的結論不可能符合現實情況。目前，由洛桑學派所創建的一般均衡論仍在發展之中。西方學者認為,一般均衡論的傳統問題已經解決,他們的任務在於放棄一般均衡論的某些假設條件，研究由此而造成的後果，或者擴大它的範圍使它能在較大的程度上和現實相聯繫。例如，放棄完全競爭的假設，把不肯定性引入理論體系之內或者把考察的領域擴展到規模收益遞增或遞減的情況。

總的來説，一般均衡論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純粹抽象的社會。只有當把這一研究成果和資本主義聯繫起來時，它才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工具。否則，一般均衡論僅僅論述在一個設想的社會中所可能發生的一些經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