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主義

現代西方國家中一種反對列寧主義但又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最初是共產國際內部一種“左”傾思潮，在受到共產國際的批判後，在黨外發展起來。這股思潮在開始時沒有自稱或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1955年，M.梅洛-龐蒂在《 辯證法的歷險 》一書中，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同列寧主義的對立，並把前者的傳統追溯到G.盧卡奇在1923年發表的《歷史和階級意識》。在這以後，人們就廣泛地用這個概念稱呼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運動中 ，特別在1968 年的法國“ 五月風暴 ”中，這一思潮曾被激進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奉為反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等級制異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馬克思主義企圖把馬克思主義同現代西方哲學的一些流派結合起來，在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對社會主義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寧主義相對立的見解。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內，有兩種不同的趨向：①按照黑格爾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的精神解釋和發揮馬克思主義，被稱作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②按照新實證主義、結構主義的精神解釋和發揮馬克思主義，被稱作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逐漸不適應歷史運動，並對非馬克思主義獲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經常處在不理解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的變化發展的經驗的危險之中。為了防止和克服這種危險，西方馬克思主義斷然反對教條主義 ，主張由每一代來重新發現、重新創造馬克思主義。在“重新發現”和“重新創造”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趨向和流派，都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某個方面，而指責、否定其另一個方面；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對立起來，並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評恩格斯和列寧闡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趨向和流派一致強調借用資產階級思想的偉大成就，它們或者從現代西方哲學的某些流派那裏系統借用概念、術語和範疇，或者進而用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某些思想去“補充”和“革新”馬克思主義，由此形成馬克思主義同形形色色資產階級哲學流派的混合物。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趨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情況和新現象的基礎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痼疾和問題，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徑，並且批評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於它們脱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因而沒有能夠為現代西方社會指出一條擺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真的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了嗎？

提出這樣的問題，似乎讓一些人不可理喻，因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那些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有什麼可懷疑的？提出這樣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然而並非如此。從一些專家學者的講話和文章中，不時透露出另一種看法，那就是認為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了，遺憾的是沒有進行論證，因此不足以服人。本文意在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制度作一探討，看看他們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社會。

資本主義起源於西方，以英美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發跡於資本主義制度，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些國家二三百年的高速發展，難道還仍然停留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嗎？早在一百六十四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對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大加讚揚，認為“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至今一百六十四年過去了，在這一百六十四年中它們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遠遠超過了前一百年，確實已經今非昔比了。隨着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也必然會發生巨大改變。如果説資本主義以前的每一種社會形態，都延續了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話，那是由於生產力發展緩慢所致；資本主義既然以如此巨大的速度發展了生產力，社會形態的變化就不可能還像以前那樣緩慢爬行了。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實事求是地考察分析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制度發生了哪些變化，以便正確地認識它、學習他、趕上它，甚至超過它，而不能總是用一百多年以前老祖宗的觀點對待它們。這就需要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史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分析。只要這樣做了，就會發現：現今的西方發達國家再也不是一百六十多年以前的社會制度了，甚至也不是半個世紀以前的社會了。

起初是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屬於原生態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雖然萌芽於十四、十五世紀地中海沿岸，但是得到大發展還是在十七、十八世紀英法資產階級執掌政權以後。在掃除了封建生產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桎梏以後，資本主義生產力得到解放，沒有任何約束地發展起來。國家只起守夜人的角色，不介入經濟活動。可是到了一八二五年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經濟陷入一片混亂，以後幾乎每隔幾年就重複一次，形成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面對這種形勢，人們站在各自立場上進行了診斷，提出了治療方案，都冠以“社會主義”的美名。所以從“社會主義”誕生那天起，就是以診斷和治療資本主義的弊病為己任的社會思潮，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共產黨宣言》對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分析，這裏不再贅述。

對經濟危機的發生，其中有一種思潮是這樣認識的：資本主義確實得了病，但絕不是絕症，只要經過適當的治療，就會康復，主張通過改良完善資本主義制度。《共產黨宣言》把這種思潮稱為“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認為這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在這種社會主義的引導下，為了解決自由競爭導致的無政府狀態，增強生產的計劃性，減少盲目性，到十九世紀末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進入私人壟斷階段。為了爭奪殖民地，國家從守夜人的角色轉為公開出面保駕護航向外擴張，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雖然在其壟斷的範圍內增強了生產的計劃性，減少了盲目性，但是整個社會的生產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結果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爆發了波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險些葬送資本主義的性命。

為了挽救危機，在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引導下，以美國為首發展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前台直接操控經濟。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國家壟斷資本的固定資本的投資佔國民生產總值比率達到了17.4%——35.1%。這説明資本主義已經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統領經濟發展的階段。在這期間，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統領下，經濟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繁榮；為了穩定國內局勢，同時也為了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競爭，建立並不斷完善了從出生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

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家直接操控經濟的弊端逐漸顯現，而社會保障的剛性特徵使其不能消弱，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下，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滯脹型”經濟危機出現了，促使國家不得不另尋新路。以往的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同時發生，這次卻恰好相反，是生產不足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這就暴露了國有經濟只能起救急的作用，決不能成為經常性的經濟形式。因為國家政權作為上層建築的主體對經濟基礎只能提供良好的服務，而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經濟基礎的職能。至於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在各個經濟發展階段是不同的，應該根據當時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來確定。面對滯脹性新的經濟危機，人們在思考發生的原因，很快就認識到經濟停滯是國家壟斷經濟造成的，但人們對社會保障的剛性需求是不能減弱的。出於這種認識，以美英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了國有經濟私有化的過程，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同時騰出另一隻手建立國際貿易新秩序，為經濟全球化創造有利條件。資本主進入了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新階段。

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兩種新的所有權、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和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們是：中產階級、法人所有權和知識產權，知識經濟和股份公司。

在今天，經濟增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於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應用，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50%以上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技術和知識的增長佔了美國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這説明，知識經濟已經取代了物質經濟在生產發展中的主導地位。

股份公司的出現，把原始私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結合了起來；把資本家趕出了生產第一線，使“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經理的薪金只是，或者應該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一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十七章）；而工人和資本家不再直接發生關係，前者是出賣自己勞動力在一定時期內的使用權，後者是把自己的貨幣資本以股份的形式投資給股份公司，兩者都把自己的財產交給經理去管理，但前者較之後者具有更大的優越性：工人按照合同有固定的收入，合同期滿可以收回；資本家的投資只能轉手不能收回，與企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微觀生產關係，完全改變了勞資之間的傳統關係。如果説在一百多年前股份公司還只是剛剛興起的話，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已經成為普遍的企業形式。由於經理階層的形成，就使得工人階級新增加了一個重要成員，從而壯大了工人階級的隊伍，提高了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

一百六十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現了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的不相容性”，導致“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恩格斯《反杜林論》）。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和消除兩大對立，在當時“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恩格斯語）還沒有產生消除弊端手段的情況下，兩位革命導師就開動自己聰明的大腦，把希望寄託在改變生產關係上，提出“消滅私有制”建立打破國界的社會所有制的革命性主張。可惜這個主張至今也沒有實現。蘇式社會主義雖然在一國之內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社會所有制，但是並沒有能夠消除兩大對立，國民經濟嚴重失衡，國民基本生活資料長期嚴重短缺，形成短缺經濟，維持了不到一個世紀就崩潰了、劇變了。這就證明，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要想通過改變所有制消除兩大對立，是此路不通的。而股份公司這種新的微觀生產關係的出現，顯然已經為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指明瞭出路，因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資本論》第三卷493頁）；法人所有權和知識產權的出現，更證明在所有制上已經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知識經濟的異軍突起打破了原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所有這一切，表明馬恩發現並被繼承者們反覆強調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已經基本消除。由於科學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為生產企業及時掌握市場信息和及時把產品送到消費者手裏提供了物質手段，政府的宏觀調控引導企業及時調整生產方向和生產計劃，這就為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奠定了基礎。正因為如此，所以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後基本上沒有再發生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

經濟基礎的變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憲政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形態自古有之，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性質。古希臘的民主只是自由民擁有政治權利，並不包括奴隸。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雖然推行憲政民主，但最初對享受民主權利的人有財產、性別、種族等諸多限制，以後隨着社會的進步才逐漸取消了各種限制。英國由大地主有選舉權到全民普選用了300年，1832年才打開了資產階級進入議會的大門，到1948年才實行一人一票、一票一價，1969年實行普選。美國1776年建國時只有擁有足夠財產的白人男子才有選舉權，約佔當時人口的10%，1920年婦女獲得選舉權，1965年黑人獲得選舉權，1979年實行普選，前後用了200年。憲政民主的完善保障了全體國民都獲得了民主權利和各項自由，使得民選的各級政府首腦和民意代表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時不得不考慮廣大選民的利益，在行使權力時受到三權分立的制約和輿論的監督。由於任何時候必定是廣大勞動人民是國民的多數，民主的多數決原則也就決定了任何決策必定更多地反映他們的意志和要求。這樣的政權難道還不是人民的政權嗎？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政權，所以發達國家的勞動人民才擺脱了奴隸地位，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正是由於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所以從出生到死亡的基本生活才有了法律保障，各項民主權利和自由才得以落到實處；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不再反對現行的國家制度。這些國家驕傲地自稱是“自由世界”。難道在法無禁止國民即可行、法無規定執政者不可行的社會里，還不是“自由世界”嗎？難道這樣的國度還不是革命導師所向往的“自由人聯合體”嗎？對發達國家這種發展趨勢，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晚年已經預料到了，因此才與時俱進地主張無產階級通過民主選舉執掌政權，取得執政地位以後再去改造社會，不再堅持武裝奪取政權。

在發達國家，由於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和國民主人翁地位的確立，一個新的階級產生了，那就是中產階級，並且成了國民的主要成分，在社會發展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領導着社會發展的新潮流。在這些國家，傳統的體力勞動者的人數在減少，掌握高科技的人數在增加，他們的收入除滿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外還有剩餘，有餘力投資股票市場，獲得財產性收入，成為有產階級。在美國，持有股票的居民已經達到50%以上，説明大多數家庭成了有產者。中產階級的形成和不斷壯大保障了社會的穩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已經消亡。

通過上面的簡略分析，我們確實應該轉變對發達國家的傳統看法，一些學者提出那裏已經是社會主義了並非沒有道理。在此文結束之際，讓我們重温馬克思1853年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的未來結果》中的一段話：

“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在為新世界創造這樣的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一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的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在159年後的今天，資產階級是否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了呢？當今“最先進的民族”如果不在發達國家，又是在哪裏呢？我們應該服從哪個民族的“共 ^[1]  同監督”呢？如果找不到這樣的民族，人類的進步是否還要“象可怕的異教神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