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鄉年鑑

《沙鄉年鑑》是奧爾多·利奧波德一生觀察、經歷和思考自然的結果。該書以自然隨筆的形式，描述了沙鄉不同季節的自然生態之美，歌頌了人與土地、河湖、動植物之間“平等相待、和諧共生”的關係之美，呼籲人們關注生態的倫理，認為人類只有“保持生態共同體總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時，才能增進人類自身的福利 ^[2]  。

第一部分《一個沙鄉的年鑑》記錄了利奧波德在沙鄉農場中的體驗以及農場在1到12月間的變化，作者用樸實卻又生動的筆觸描繪了沙鄉一年的景色，從一月的臭鼬到十二月的山雀，無不表現出在自然條件下，動植物肆意活動的蓬勃生機

第二部分《漫行隨筆》講述了他在美國大陸各地的遊歷經歷，這一部分主要講述美洲大陸各地的地景特質，以及在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人與自然的故事，通過這些故事的結局，帶動人們進一步持續思索着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以期重新喚起人們對自然應有的愛與尊重

第三部分《鄉野》主要描述了鄉野、美國文化中的野生動植物、鹿徑、大雁的音樂。由狩獵道德推進到拓荒時期的兩種理念：“輕裝上陣”和“一顆子彈，一頭公鹿”，可是，這種理念被售賣户外運動商品的人無視，他們用各種輕便精良的用具把美國户外運動愛好者武裝起來，用卡車和拖車載滿各種運動裝備，卻只是為了貪圖最後的戰利品，這完全違背了狩獵原則和拓荒精神。

第四部分總結了由利奧波德提出的土地倫理。由倫理的演變和土地金字塔進而引出對土地作為能量循環的簡要介紹。在利奧波德看來所有倫理規則都有一個前提，即個人屬於羣體，羣體中的成員相互依存 ^{[3]  [16]}  。

利奧波德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19世紀中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工業革命在美國的迅猛發展要求不斷從自然中獲得資源，人類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大，對自然的破壞也越來越深。對農業產品的無限追求使得各種功利主義的保護政策出台，真正的荒野迅速萎縮，一切對農業生產沒有經濟效用的生物遭到了人類的屠殺，在國家森林公園就毒殺了數萬只郊狼。樹木同時遭到砍伐，森林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其莊稼一樣的管理，以便它可以不斷的被收穫。自然的經濟利益在這時被最大化了，自然資源的開發、再生作為經濟上的保障必須要為國家的經濟利益服務。

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美國政府頒佈了《宅地法》《造林法》《擴大宅地法》等一系列法令鼓勵民眾向西部移民及對大平原地區進行開發。西進運動中各種各樣的人湧了進來，建設夢想中的家園。還有“箱包農場主”這樣的拜訪者，每年僅來此幾次，花幾周時間，利用機器耕種或收穫。盲目而貪婪的開墾造成了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生態悲劇。沙塵暴襲擊了幾乎整個美國大陸這種乾旱和沙塵暴現象持續了近10年，使數百萬公頃的農田被毀，幾十萬人背井離鄉。

這一時期美國南部大平原急劇荒漠化，20世紀30年代初期，南部大平原被毀的草地達到35%，共計3300萬英畝，生態平衡已瀕臨崩潰。1935年流失的土壤達到8.5億噸，土壤的流失帶走了大量的腐殖質和氮、磷等元素，降低了土地肥力。而河流、水庫則因淤積堵塞無法繼續利用，洪災的威脅更甚。到了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美國真正在公共土地上開始了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這些為利奧波德的思想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治條件 ^[8]  。

利奧波德不否認自己受到了奧斯賓斯基整體主義哲學的影響。他的整體主義生態觀和對自然存在的尊重和價值認定都從奧斯賓斯基的思想中獲得了啓示。

近代社會生活的中心話語是對自然的征服，但是許多善待動物和其他自然物的觀點也被提了出來。儘管關於人與自然物之間的道德問題到了20世紀依然不是理論界的主流，但是可以看到很多思想家在思索着。動物解放論、權利論相繼出現，道德主體擴張到動物身上、非人類中心主義等等思想應運而生。邊沁較早的提出了在道德上要給予動物關懷，將倫理給予了非人類的自然存在物上，利奧波德將這種倫理又進一步進化和擴大。亨利·戴維·梭羅在瓦爾登湖畔搭建自己的小木屋的這一舉動給了利奧波德啓示。梭羅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重新喚回了美國人對自然的喜愛和熱情，利奧波德也通過對自然的審美意識激發人們對自然的熱愛和道德感情。

20世紀，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人們逐漸意識到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其本質是價值取向的問題也是人性的問題。生態倫理思想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多元的發展，從之前的動物解放/權利論到生物中心主義倫理都不再將人來當做中心而逐漸將倫理思想向更廣闊處發展，同時，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也做出了更深層次的判斷。利奧波德正是在這個時期，逐漸形成了他的自然觀和生態倫理思想 ^[8]  。

十八歲時，利奧波德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感興趣的兩件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這種興趣最後轉化成了他的專業和畢生工作，在他的一生中，對自然的愛成為其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1935年4月，奧爾多·利奧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一個叫“沙郡”的地方買了一塊被廢棄的農場，其後多年，他和家人種植了上千棵樹以重新恢復土地的健康。利奧波德便開始了在沙鄉十三年的生活，正是在這些歲月裏他和自然有了更親近的關係。他在恢復這個農場的生態平衡的過程中，在對生命的重新觀察和體驗中，很多思想發生了轉變，並把這些思想寫入了自己的隨筆 ^[8]  。

1941年，克諾夫出版社邀請利奧波德寫一本“記錄個人荒野探險的…温馨的、有感召力而且生動的…...給業餘讀者看的書…...”。從接受寫作邀請到出版社同意出版的時間裏，利奧波德邊整理原有文稿，邊創作新作品，並反覆調整書稿內容與結構安排，在滿足出版商的自然寫作要求和完成傳播生態理念的寫作目的間尋找實現方式。

1944年，利奧波德第一次提交給克諾夫出版社的書稿包括“沼澤輓歌”等13篇文章；但出版社認為書稿內容不足、話題分散、文章的視角和風格各異、普通讀者會無法理解作者寫作意圖，提出增加對自然的觀察內容，減少生態學內容的修稿要求。1946年，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建議作者多介紹自己，以個人經歷作為貫穿全書的主線。1947年9月書稿第二次送交克洛夫出版社時，利奧波德重申自己在融合自然事件的敍述與闡釋方面做出的努力，並拒絕出版社的修改提議，他認為書稿已經達到自然寫作要求，內容已融合成令人信服的整體。儘管如此，在1947年秋天到1948年初，利奧波德增寫了“好櫟樹”“大草原生日的葬禮”“斧頭在手”，修改了“雁羣歸類”“合唱的矮樹林”等5篇文章。1949年1月，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保留利奧波德書稿內容和格式基礎下出版了《沙鄉年鑑》 ^[15]  。

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鑑》中提出了新的土地倫理思想。他認為：“在對待某種事物的關係上，只有在我們可以看見、感到、瞭解、熱愛，或者對它表示信任時，我們才能是道德的。”

首先，人們在情感上要“熱愛”和“尊敬”土地，而不是將其作為征服的對象，這樣才會產生道德責任感。“土地倫理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着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其次，人們在理性認識上要有“生態學意識”。“一種土地倫理反映着一種生態學意識的存在，而這一點返過來又反映了一種對土地健康負有個人責任的確認。”其三，人們在思維方式上要“像山那樣思考”，即全面思考生態的整體利益，超越以人類利益為終極目標的狹隘價值觀。“利奧波德倡導一種開放的‘大地倫理’，呼籲人們以謙恭和善良的姿態對待土地。他試圖尋求一種能夠樹立人們對土地的責任感的方式，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影響政府對待土地和野生動物的態度及管理方式。”

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思想建立於全新的“土地”觀念基礎之上。“土地”不是單一的土壤，而是“土地共同體”和“土地金字塔”，“土地倫理”更多是人類在自然中的責任、權利與義務。“只有當人們在一個土壤、水、植物和動物都同為一員的共同體中，承擔起一個公民角色的時候，保護主義才會成為可能；在這個共同體中，每個成員都相互依賴，每個成員都有資格佔據陽光下的一個位置。”“共同體”由土壤、水、植物、動物和人類組成，具有生存權利的天然性和有機整體性，共同體各個成員之間在地位和角色中具有“同為一員”的和諧共生性與自由平等性，各成員共享土地，共存於家園。“土地金字塔”具有以複雜的食物鏈為連結線、各個部分存在合作和競爭、從最高層到最底層數量遞增、內在組織結構精緻多樣、能量的消散衰敗與循環貯存相結合、以土壤和陽光作為能量源泉、以食物鏈作為能量通道等特性。“土地共同體”和“土地金字塔”理論構成了利奧波德土地倫理觀的核心。 ^{[5]  [14]} 

利奧波德認為，除了從經濟利益考慮土地外，還應當從美學的角度考慮。“利奧波德的土地美學思想是《沙鄉年鑑》的重要思想內藴，作家的美學思想不僅滲透在“年鑑”、“隨筆”之中，還包含在“結論”部分“保護主義美學”專節之中。利奧波德所指“保護主義美學”並非通過法律、政府撥款、地區規劃或其他慾望形式使荒野原地不動建立在經濟利益上的局部的“保護主義美學”，而是以不損害荒野為代價卻能使人獲得審美愉悦的整體的“土地美學”。

就審美的主體而言，利奧波德主張無身份與地位差別的“對自然進程的感知”的審美觀照，重視對人們土地審美感知能力的培養，堪稱“感知美學”；就審美對象而言，利奧波德認為，植物和動物共同體的紛繁複雜就是有機體固有的美，土地的美在於生命，在於野性、自然、自由與和諧。因此，他堅持以各種感官來“感知”土地上動植物的形色與神態的“美麗”。

《沙鄉年鑑》展現了人與土地和諧共生的無限意藴。“這些牧草地的歲月是沼澤地居民的田園牧歌時代。人和動物、植物以及土壤，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在相互寬容和諒解中生活和相處着。”在沙鄉，一塊舊木板是一種“大學校園裏還未曾講到的文獻”，一棵大果橡樹是一個“歷史圖書館”，一個河邊農場是一個“隨意閲讀的圖書館”。“每個農場都是一本動物生態學的教科書，熟知森林的人的知識是這本書的説明。”

利奧波德與松雞、野蜂、兔子、山雀、林鴛鴦為鄰，不斷在荒野生活中汲取知識，獲得與大地和諧共在的審美愉悦。“這個世界的啓示在荒野。”人們只有在對土地的審美體驗中，才能獲得真正的詩意棲居。

人與土地生態關係的惡化是利奧波德審美批判的對象。他對土壤流失、河湖枯竭、植物衰亡、動物滅絕等各種“生態醜”深懷焦慮；將土地倫理、土地美學作為拯救現代生態惡化的思想武器，不斷反思人類在“進步”、“機械化”、“新發明”、“人工管理”名義下對荒野的毀壞。 ^{[5]  [14]} 

《沙鄉年鑑》三大部分，生態散文《沙鄉年鑑》的結構時空分離又巧妙貫通，體現出作家獨特的藝術構思。

“隨筆”語體與“年鑑”語體相融合的語體多元性、各種話語結合的跨學科性以及作家與讀者之間的真誠對話性是《沙鄉年鑑》的話語特色。“隨筆”體話語以生活體驗為素材，以現實需要為觸媒，以沉思為思維方式，表面上輕靈隨意、無拘無束，內裏卻藴藏熾情熱愛與玄思幽想。《沙鄉年鑑》的“生活”是在沙鄉的勞動與不同地區工作的經歷，其“思想”是在其工作和生活中對土地倫理的感受與思考，其散文話語皆充滿個性和靈性，讀來如佳釀入口，醇香四溢。

《沙鄉年鑑》中，鳥、蟲、樹、花皆描其狀貌，風、雲、雨、河皆摹其形色，作家運用富於質感的詩性話語營構了一個形色味聲並俱的散文空間，讀來如臨其境，同感其情。《沙鄉年鑑》呈現了作家情思的形成過程，是作者與自己心靈的真誠對話，也是作家與讀者的真誠交流。《沙鄉年鑑》是一次將自然科學理論與人文科學理論有機融合的跨學科創作嘗試，藴含着生態學、林學、動物學、植物學、倫理學、美學的知識。 ^[14] 

《沙鄉年鑑》第一部分敍事策略的第一重陌生化表現是敍事時間的陌生化，具體體現為線性敍事基礎上的月曆敍事（日曆的月份）與時距角度的巧妙設置。利奧波德此種月曆敍事與以往自然文學的季節敍事傳統不同：首先，在傳統自然文學作品中，季節敍事是最為原始、最為普遍的敍事方式。其次，利奧波德遵循自然之道：即對於自然而言，無論季節孰長孰短，都難論孰輕孰重。他毫無偏見地對待大自然的十二個月，讓“它們”以平等之姿出現在讀者面前，因而讀者體會與感悟到的不再是人類價值評判標準下季節的孰好孰壞，也不再是分割的春、夏、秋、冬四季。

利奧波德在此呈現的正是人類所見的、流變的、原初的自然世界，這動搖了根植於人類認知傳統中對大自然時序的評判標準，使大自然褪去人類強加於其的面紗，以“嶄新”的面貌引發讀者對於人類中心價值評判體系的思考。

其二，《沙鄉年鑑》敍事時間的陌生化還表現為時距方面的巧妙設置。時距是熱奈特對於敍事學中敍事時間的一種劃分，根據時距的長短可分為概述、擴述、停頓、場景、省略等。《沙鄉年鑑》中，利奧波德通過巧妙安排時距達到了陌生化的表達效果，延長感受時間，遲滯其審美快感的到來，從而達到一種延宕之逸 ^[17]  。

《沙鄉年鑑》敍事策略的第二重陌生化表現是敍事聲音與敍事視角的陌生化，具體體現為敍事聲音的不穩定性及敍事視角的轉換與“越界”。在《沙鄉年鑑》中，利奧波德對敍事聲音的陌生化處理在於使其具有不穩定性，具體表現為第一、第三人稱的變換與第一人稱的單複數變換。

《沙鄉年鑑》通過第一、三人稱間的變換實現“不穩定的敍事聲音”、給動物開口説話的權利秉承了自然文學的敍事傳統。儘管利奧波德在敍事聲音上仍沿襲自然文學傳統，看似落入俗套，但自然文學與其他文類相較仍不甚普遍。這種敍述聲音的不穩定性及動物發聲的設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動搖讀者人類中心自居的觀念。

利奧波德將“狗”、“鳥”從描述動物的慣用語義系列拉出，將“溪流”從描述自然環境的慣用語義系列拉出，與“我”並置，打破了讀者對於“我們”涵指的期待視野，同時衝破了語言潛在讀者頭腦的囚籠，使讀者產生了與自己慣受思維相異的新奇感受與體驗：即“我們”用以指代包括人在內的動物與自然界，萬物同享生命，萬物皆有靈。另一方面，將“我們”這一含納人類與自然的集合詞置於世界主義與生態批評的背景下，“我們”還可被視作一種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命運共同體”指稱，這是對“我們”一詞的陌生化延釋。

敍事聲音的不穩定通常伴隨着敍事視角的轉換與“越界”。在視角的轉換過程中，利奧波德將河流、金翅雀設定為觀看的主體，以河流之眼、金翅雀之眼觀人、觀物，顛覆了以往只有人才能“觀看”、“凝視”的模式，破除了人的專屬“觀看權”，實屬視角的“越界”，為確立動物、河流（自然萬物）作為凝視主體、建構其主體性提供了可能性。視角在人、動物、河流間流轉，最終又回到人，形成了一條動態的凝視鏈。在此過程中實現了人與動物、河流的相互“觀看”及人類缺席背景下的河流看金翅雀、金翅雀看鹿、蒼鷺的兩組觀看。前者喻指在人與動物、河流的雙向觀看中，傳統的“看”與“被看”所攜的“規訓”與“被規訓”意指已然淡化甚至被打破；而後者隱含着生態批評視域下的非人類中心主義要義。儘管存在對於動物擔任觀看主體的擔憂，但利奧波德對於視角的轉換與“越界”的確為讀者呈現一個個嶄新的異質視界 ^[17]  。

《沙鄉年鑑》情節設置以事件性與動搖人類常規價值評判標準為旨要，是該作敍事策略的第三重陌生化表現。其中，利奧波德對山鷸高飛的事件化註解與改寫使尋常之事成為神奇的陌生圖景，消解了日常生活的‘機械性’，抵制了讀者對於鳥兒飛翔的審美疲勞。

在《沙鄉年鑑》中，打破人類價值評判標準的陌生化體驗具體體現為弱化人類視覺主導，恢復其它感官體驗。利無論是給聽覺讓位，還是讓嗅覺迴歸，利奧波德意在打破人類對於視覺的過度依賴，呼籲讀者恢復聽覺、嗅覺的感官體驗，不僅要以眼觀世界，還要以耳聽聲，以鼻嗅氣，以心感知自然。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鑑》弱化視覺主導、調動多重感官感知自然的傾向是為了能讓讀者恢復對生活的感知，為其提供重新審視自然與世界的新途徑。與其説利奧波德意在打破人類價值評判標準，毋寧説他在恢復為人類所忽視、但的確存在於人類身邊的自然界法則與規律，這對於呈現反人類中心主義趨向與親近自然、瞭解自然、迴歸自然的主題發揮了作用 ^[17]  。

《沙鄉年鑑》開頭：“每年，在隆冬的暴風雪過後，冰雪彷彿在一夜之間開始消融，水滴落地的聲音清晰地震動着鼓膜。水滴聲不但喚醒了夜裏沉睡的生物，同時也讓冬眠的生命雀躍躁動。”冰雪融化成水，水滴答的流動意味着生命的復甦與開始。利奧波德用簡單的語言描繪着一副冬去春來、大地復甦的自然之景。水給人流動之感，為文章的開頭增添了動態感，展現在讀者面前的不是一派沉寂的景象，而是一趟由水開始的自然之旅。首尾呼應，利奧波德在這一章節的末尾寫道：“最終，它的蹤跡消失在一堆浮木中，不再出現。此時，我聽到了浮木堆裏水珠滴落的叮咚聲，我猜它一定也聽到了。我轉身回家，途中依然納罕不已。”這裏的它指的是串聯起整個故事的臭釉，令利奧波德納罕不已的這隻臭鼬既對獵取食物沒有多大興趣，也對於鄰居的喧鬧和下場滿不在乎，那麼這隻臭鼬究競在想什麼？這隻臭鼬好比此刻旁觀自然界所發生的一切的作者，“水珠的叮咚聲”將兩者拉入了同一陣地，“我”聽到了，它一定也聽到了，水的生命靈動感將兩個生命融為一體，利奧波德將人與自然看作一個共同體的思想在此處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利奧波德在沙鄉十三年的觀察，記錄下了許多自然界報復人類的事例。“鋸子繼續行進，現在來到1910至1920年間，那是人們做排水夢的十年。那時，蒸汽挖掘機集結在威斯康星中部地區，期望抽乾沼澤地裏的水，造萬畝良田，結果卻是廢土渣遍地堆積。我們的沼澤逃過一劫，並不是因為工程師們的謹慎與寬容，而是因為4月的河水氾濫猛烈......“河水氾濫猛烈一或許是一種自衞性的猛烈”正是以水錶徵自然界對人類的罪與罰。

此外，水作為自然界對人類罪與罰的表徵還有其他方式。例如：“靜靜的湖水呈現出翡翠般的深綠色，想必是湖中有藻類的緣故，這樣一來，確也絲毫不輸給綠色。”水本身具有純淨特點，因環境污染等問題造成了不輸綠色的湖水，通過突顯水的清濁概念，激活了人類的環境道德觀和價值觀。該處也可以發現利奧波德的文筆充滿幽默色彩，他並非一味地抱怨，直接抨擊人類破壞環境的行為，而是以一種輕鬆的語氣表達污染的湖水顏色也不輸綠色，悲涼之意油然而生，不免更能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

在“水”意象中，藴含着利奧波德生態自然觀的影子：在生態系統內部，物種與物種、物種與環境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關係。一方面環境決定物種的存在和發展，為物種的生存提供物質、能量和活動空間：另一方面物種的活動會對環境產生影響，物種反作用於環境。利奧波德的這種生態中心主義的觀點，喚醒了人類的環保意識，為人類指明瞭處理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方法，更為人類的長遠發展指明瞭方向。 ^[18] 

在生活環境和神話原型的影響下，山自然而然有了崇高感和神聖感，利奧波德筆下的山也充滿了雄渾的厚重感，令人肅然起敬。山以其厚重的物理特性，常常被作者應用於表達某種情感的程度之深。

面對當時的狀況，利奧波德在《像山那樣思考》一節中提供了方法論——生態整體主義方法論。山、狼、鹿羣、人類，還應該包括空氣、土地、水等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人類錯誤地以為自己與生態處於同一並列關係，殊不知自己包含於生態這個大整體中。人類應該如利奧波德所説的“像山那樣思考”，把整個生態系統視為一個獨立的整體來分析，不輕視每個生物個體的權利，而是把眼光放在整個生態系統中各物種的生存狀態和長遠利益，把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完整理解為保護環境的根本所在。 ^[18] 

《沙鄉年鑑》以自然景物、生活事件、沉思遙想來進行詩性闡釋，建構了一個立體多維的情感世界，呈現了利奧波德的心路歷程。

當利奧波德看到人們在密西西比河上築壩、抽乾沼澤致使動物植物區系滅絕時，他心裏湧起了巨大的“失落感”；當利奧波德擔任林務官時，他質疑牧民對狼和熊獵殺的“正確”，懺悔自己獵殺灰熊的行為，感到自己“充當了一個生態謀殺者的幫兇角色”；在利奧波德擔任國家森林監察官時，他悔恨自己曾是滅絕灰狼而導致整個地區生態系統失衡的“幫兇”，並對狼懷有一種“負罪感”。“我們樹立了一個紀念碑，用它來作為追念一個物種的葬禮。它象徵着我們的悲哀。我們悲痛，是因為活着的人們將再也看不到這勝利之鳥的氣勢磅礴的方陣。”

利奧波德悲嘆一棵老橡樹的逝去、一隻美洲野牛離開和最後一棵指南花的消失，悲悼候鴿的死亡與荒野松雞被獵殺，還悲痛孤狼淒厲的嗥叫與失羣鳥兒的哀鳴。熱愛與崇敬、懺悔與悲傷、痛苦與歡悦的情感波瀾在《沙鄉年鑑》中相互激盪。 ^[14] 

《沙鄉年鑑》被認為是“生態思想的聖經”，影響許多環境思想者、環境行動者。它與《瓦爾登湖》和《寂靜的春天》並稱為“自然文學三部曲” ^[6]  。

《沙鄉年鑑》曾被紐約公共圖書館評為“20世紀自然寫作領域十大好書之一” ^[10]  。

2002年，《沙鄉年鑑》中的《大雁歸來》被選入人教版語文教科書八年級下冊；2005年被選入魯教版語文教科書七年級上冊；2017年被選入教育部統編版語文教科書八年級下冊 ^[11]  。

美國生態學家和哲學家加勒特·詹姆斯·哈丁：《沙鄉年鑑》是自然文學的經典之作，它用詩意的語言，在審美愉悦中喚回人們對生態的最初的關注，折射出作者高超的創作水平 ^[12]  。

《紐約時報》：《沙鄉年鑑》是户外隨筆寫作的最佳作品，也是一本犀利的書，充滿了美好、活力和感染力 ^[9]  。

美國環境教育和環境史學科的開創者和推動者之一羅德里克·弗雷澤·納什：《沙鄉年鑑》是美國曆史上意義最為重大的環境運動的智慧試金石 ^[15]  。

蘭州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郭茂全：《沙鄉年鑑》是利奧波德一生觀察、經歷和思考的結晶，是一部關於土地的“詩”與“思”，以其深邃的自然哲思、鮮活的荒野形象、真誠的情感體驗、詩性的散文話語成為了世界綠色經典 ^[14]  。

湖北工業大學院副教授陳彧：《沙鄉年鑑》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共同體，也是得到讀者認可的“共同體” ^[15]  。

《沙鄉年鑑》初版於1949年問世，後由利奧波德家人增補調整、於1966年出版增訂版。增訂版刪除了第二節《殘存的荒野》第四段162個字符；刪除了《殘存的荒野》倒數第二段末句中的後半句共89個字符，另用137個字符替換；在第五節《荒野的保護者》第二段末添加了一句話共46個字符；把《荒野的保護者》第三段第一句由簡單句改為並列句，增加了第二個分句共73個字符。並將編排順序進行了調整 ^[7]  。

《沙鄉年鑑》被翻譯成了12種不同的語言發行，《沙鄉年鑑》中文譯本首次翻譯於1989年10月由侯文蕙完成，於1992年出版 ^[13]  。

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伯靈頓市，美國環境科學家，環境保護主義的先驅，20世紀前半期著名生態學者，被譽為“美國新環境理論”的創始者和“生態倫理之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造詣很深的作家，一生共出版了三本書和大約500篇文章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