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嵐

江嵐，原名江克灼， ^{[10]  [9]}  1915年9月生於晥南涇縣。幼時家境中落而失學，後因過繼給姑母才得以進入涇縣培風中學。江嵐在培風中學學習、生活了整整四個春秋，第一次接觸了新文學，讀到了《語絲》《創造》等刊物。最喜愛郭沫若、郁達夫、茅盾的作品。以後也讀到魯迅的著作，田漢的戲劇，徐志摩的詩，《獨秀文存》，《胡適文存》等，還讀過一些有影響的外國作品。四年的學習為江嵐後來從事政治宣傳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3] 

1934年，江嵐到上海求職考入鐵路系統。一二八事變以後，全國抗日的熱情高漲。1936年3月，江嵐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國會，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3] 

八一三事變以後，為了發動全國人民抗日，培養新幹部，中共中央決定設立陝北公學，並與抗大聯合，向全國公開招生。江嵐與在鐵路上認識的進步青年張鴻承、史達等同志一起，毅然拋棄上海優越生活的“鐵飯碗”前往延安。在陝北公學，江嵐受到成仿吾校長的教誨，聽取毛主席與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學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運工作、抗日遊擊戰爭、政治常識——社會發展史、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樹立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的人生觀。 ^[3] 

1938年2月，“陝公”學習結束之後，江嵐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分配到武漢中國青年救亡協會宣傳團工作，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新四軍，任新四軍第四支隊手槍團政治教員，第四支隊教導大隊政治委員，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直屬政治處宣傳教育股股長。由此他成為一名革命軍人，隨後在人民軍隊中戰鬥了27個春秋。 ^{[10]  [3]} 

1939年9月，江嵐調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先後擔任江北指揮部直屬政治處宣教股長和新四軍江北幹校宣教股長職務。1940年12月起，歷任抗大五分校宣教科長、新四軍後方政治部宣教科長、軍政治部宣傳部宣傳科副科長。1943年6月起，在浙東抗日縱隊政治部任宣教科長。抗日戰爭時期，在黨的培養下，江嵐歷經了淮南、蘇北、浙東三個革命根據地的鍛鍊和考驗，從一名熱血青年成長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 ^[3] 

1941至1942年，是蘇中、蘇北根據地最為困難的時候。日寇不斷地對根據地發動掃蕩，新四軍不但要反掃蕩，還要與國民黨頑固派鬥爭，根據地日益縮小。組織上採取精兵簡政措施，調江嵐到蘇中一師，後因為妻子是浙江温州人，因此一起調到正在組建的浙東遊擊縱隊。離開蘇北時，江嵐正發肺結核病而吐血，是被同志們一路抬着轉移的。他在地委書記王仲良同志家裏“打埋伏”，靠老百姓的保護養好了肺病。在浙東四明山的懷抱中，江嵐經歷了水乳交融般的軍民魚水情，在浙東遊擊縱隊政治部任宣傳科長，辦報紙，編教材，編寫文藝節目，為部隊的政治思想建設，為堅持敵後抗戰起了有力的作用。浙東縱隊在戰鬥中不斷成長壯大以致後來他把四明山稱作“日夜思念的山”。 ^[3] 

抗戰勝利後，江嵐敏鋭地覺察到國共和談政治形勢十分複雜，他與俞德豐同志共同研究、編寫了題為《哀希臘》的劇本，該劇以希臘共產黨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建立的一支武裝，由於在“二戰”勝利後聽信了丘吉爾的欺騙，導致放下武器受到鎮壓的真實故事為題材，來教育部隊保持革命的警惕性。這個劇本正確及時地反映了黨在這一歷史關頭的政策，受到了上級的讚揚。 ^[3] 

1945年12月起，江嵐先後擔任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第三野戰軍20軍59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務。他隨部隊南征北戰，親歷了宿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睢杞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在部隊中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為鼓舞士氣、提高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間，江嵐精心培育的第一縱隊政治部文工團，在戰鬥中功勳卓著。山東萊蕪戰役戰後榮獲集體功，由葉飛司令授獎。 ^[3] 

南京解放後，江嵐從20軍奉調到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任副部長。1952年，調任文化部任部長。1956年，宣傳部與文化部合併後，任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在江嵐主持南京軍區文化宣傳工作的這十幾年間，他的政治宣傳領導才能得到了很好的發揮。 ^{[8]  [3]} 

這一時期是南京軍區文化工作的輝煌時期，享譽全國的電影有《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柳堡的故事》；話劇有《楊根思》、《東進序曲》（後拍成電影）。此外還有《烈火紅心》、《第二個春天》和歌劇《紅霞》等一批優秀劇目。特別是六十年代初沈西蒙等同志創作的《霓虹燈下的哨兵》，赴北京彙報演出時，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讚揚。 ^{[8]  [3]} 

1964年因工作需要，江嵐同志轉業到地方工作，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交政治部主任。“文革”期間，曾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 ^[9]  後任上海市冶金工業局黨委書記。他堅持原則，頂住壓力，緊緊依靠工人階級，為上海鋼鐵產量的穩步增長作出了貢獻。 ^[3] 

文革後江嵐重新回到黨的宣傳工作崗位，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委黨校副校長，並擔任上海市對外友協副會長、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參與創辦《大江南北》雜誌，歷任編委會主任等職。 ^[3] 

江嵐離休以後仍然關心黨和國家的命事業，繼續負責《大江南北》雜誌社等工作。 ^{[3]  [7]} 

2007年11月9日上午9時08分，江嵐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2歲。 ^[3]  11月16日，舉行告別儀式。 ^[7] 

江嵐説他的“人生的開始”，是在延安陝北公學。中共中央本來決定，繼抗大之後再辦一所陝北大學。蔣介石不批准，説陝北這個小地方，已經成立抗大，足夠了，不能再成立什麼大學了。於是就改名為陝北公學，與抗大聯合向全國公開招生。江嵐與幾個志同道合的青年，從上海奔赴延安。抗大是七分軍事三分政治，陝北公學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江嵐在這依山傍水風光優美的陝北公學度過了他“人生的開始”的一百天。 ^[6] 

鄧偉志回憶，江嵐由幹校革委會主任調任上海市冶金局當書記時，幹校彷彿炸開了鍋。江嵐是從部隊凋來華東局的，是公認的忠厚長者，大家對他離開幹校擔任新職感到由衷的高興。可是，“校長”都走了，學生難免會思緒紛紛。當時，上海兩報每天的通欄大標題都是：“江嵐上去了，我們怎麼辦？”意思是説，江南造船廠“抓革命，促生產”搞得那麼好，其他單位該怎麼趕上去。於是，幹校學員便把這個時髦口號接過來，自發地喊出：“江嵐上去了，我們怎麼辦？”沒多久，到1971年，絕大部分學員都陸續分配走了，有的回省裏，有的回中央，多數留上海。華東局機關五七幹校是同類幹校中撤銷比較早的一所幹校。 ^[2] 

張效琳回憶，他曾多次到淮海中路江部長寓所拜望江嵐。江嵐的居室異常簡樸，一張單人牀，一張三屜桌，一部18寸電視機，空空蕩蕩，且不説一位市級領導幹部，就是上海一般居民，這樣的陳設也很少見。有一次遇到郭化若中將來訪，江嵐也是在這居室接待的。 ^[6] 

江嵐在華東醫院住院期間，張效琳和老伴去探視，江嵐戴了一個老式助聽器與他們交談。助聽器早已從模擬發展為數碼，一般都是耳道式、耳內式或耳背式，而江部長戴的卻是盒式，像一個小收音機，放在上衣口袋裏，一根長長的導線連接耳塞。他侃侃而談，針砭時弊，親切敍舊，談了個把小時。張效琳和老伴怕他太累而告辭，想不到這竟是和江嵐的最後一次見面。 ^[6] 

蔣靜林是江嵐的夫人和戰友。 ^[7]  1941年，江嵐與蔣靜林相識於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在革命的隊伍中相戀相愛，1944年結為夫妻，他們共同生活、並肩戰鬥60餘載。 ^[3] 

1957年榮獲共和國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1]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