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

民科的出現也與“大躍進”思潮、20世紀80年代中國官方對於科學家的宣傳和重視，等歷史因素有關。

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強化着這樣一種價值觀念：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理想（比如為國爭光，為人類造福等等），為此，個人的物質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並且應該犧牲的，是謂獻身。當不足以犧牲生命時，就強調對物質生活的犧牲——“苦行”。在這種語境中，苦行與犧牲都具有很高的意識形態價值。反過來，苦行與犧牲的決心與程度，又成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純粹的標誌。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理想主義姿態與這種語境正相一致。同時，這種“爭光理想”與某些傳統思想，如孟子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民間之“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表現形式上並無二致。因而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理想主義表觀下，也可能潛藏着某種功利之心。

從五四運動開始，科學的地位日漸提高。1949年之後，唯科學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科學常用作形容詞，代表正確的、高明的、有效的。投身科學事業一度是廣大青年的美好選擇。然而在文革期間，雖然“科學”這個詞仍然具有意識形態價值，但具體的科學工作和科學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一再下降，甚至有了負的意識形態價值。這時，科學已經不能作為實現“爭光理想”的手段。

1976之後，中國社會開始發生鉅變。1977年高考恢復，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在中國大地突然降臨，科學家重新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成為當時的流行語。甚至在1980年前後高中文理分科時，曾存在普遍的文科歧視——只有理科學不好的人才會去學文科。 ^[9] 

民科所作的發明研究對社會是有益的。（昆明少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鬍磊 評） ^[3] 

民間科學愛好者中有的人不乏真知灼見，不應給他們戴上“偽科學”的帽子。（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宋正海 評） ^[5] 

越來越多的人去探索科學，是社會文明成熟度的體現。社會和媒體不應過度解讀民科現象，應給民科以更多的包容和尊重。官方的科技協會或社會團體應該向民科開放，既讓民科瞭解科技界的研究方向，也為他們的科學研究進行引導。（雲南大學生態學與環境學院院長段昌羣 評） ^[3] 

民科大概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對於探索未知世界有強烈的熱情。第二，這些人一般屬於偏才。第三，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依靠自學，對於自己的研究非常執著；或受過高等教育，但努力方向卻並不在他所學的專業方面。第四，他們的研究完全是出於興趣而不是功利。體制內的專家，往往從學科的角度，對他們的研究持保留意見。這本來不奇怪。問題在於，對他們探索科學的熱情，往往缺少必要的寬容。（中國青年報 評） ^[6] 

"民間科學家"這個詞多半出自讚譽,各國各民族文明發展史證明,不僅在古代,甚至近現代許多重大發現和發明都是"民間科學家"完成的。（論文作者海河評） ^[10] 

他們的發明或許最初只是為了方便自己，或許只是為了證明一種可能性，但是當他們傾注了時間和精力時，便演變成了勇於創新和改變的精神，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品質。（某研究生評） ^[11] 

民科聽到了科學史上一些關於科學發現的小故事，以為科學靠靈機一動、—拍腦子就能得到，所以他們就拍腦子，腦子上拍的全是包。（科學史學者田松 評）

力挺“民科”，反映了科學教育的欠缺。（心理學學者唐映紅 評） ^[7] 

民間科學家，從嚴格意義講，絕對不能算科學家，而應該算空想家。（中國青年網 評） ^[2] 

民科的真正對立面是科學而不是官科，科學需要系統而不是妄想，民科成不了科學（騰訊網 評）

民間科學傢俱有深度“科學情結”，但又對真正的科學研究缺乏基本瞭解，獨自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個羣體性完全無視四百年來科學家們的成果，企圖靠自己單槍匹馬打倒“官方”科學家，這無異於唐吉珂德騎驢持矛試圖打倒邪惡的“風車巨人”。（搜狐文化 評）

“民科”們大多不屑於研究小問題。他們的“研究”往往針對某個重大的科學問題，要麼試圖推翻著名的科學理論，要麼致力於建立某種龐大的理論體系，立志於研究一些聽上去很玄、很牛的東西。他們基本沒有受過專業科學訓練，也無意接受科學訓練，數理功底較差，並且常常把科學和神話混搭，“洋”為“中”用，“科”為“民”用。（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副研究員鄭永春 評）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