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壞聖像運動

380年，狄奧多西一世頒佈法令，對異教信仰進行打擊，確立了教會的國教地位，大量民族宗教傳統和地方神話被整合到教會的神話中，但異教皈信的信徒不習慣崇拜沒有形象的神，這樣的神給人一種與生活距離遙遠的感覺，同時許多曾經為異教製作偶像的藝術家和工匠們轉而為教會服務，教會的藝術風格因而日益受到羅馬既有的藝術風格的影響，也開始描繪栩栩如生的形象，在4-5世紀時期，教會在地下墓穴繪畫和集會所壁畫中採用一些象徵性的符號和形象來代表基督，羅馬及希臘文化與本土的文化結合，將原有對象徵性的基督崇拜轉為對實際聖物的崇拜。聖物崇拜在部分教會人士眼中，完成了對文化程度較低的一般民眾的宗教教育，這對於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功不可沒，但當教徒對聖像從一種符號轉變為一種偶像崇拜時，許多虔誠的教士和信徒感到憂慮。在695年，查士丁尼二世將基督的樣貌刻在硬幣上時，社會上已經出現了有關描繪耶穌的形象，表現神性或者將人性與神性分離開來，只是表現了人性一面的爭議，指將基督刻在硬幣上是異教的行端，《出埃及記》、《利未記》、《申命記》中都對禁止偶像崇拜做出了嚴厲的規定。

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拒絕聖像崇拜是早期基督教確立的基本原則之一，同時譴責把“偶像”神聖化，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對帝王肖像的感染力的迷信（東西羅馬均推行君權神授説），對聖體、聖人遺物的神力的篤信不疑，強化了人們這樣的一個信念：把聖靈、聖人具體形象化（圖像化）就意味着可以與他們直接進行聯繫、溝通。因此，隨着東羅馬的建立——尤其是查士丁尼一世執政以後——擁護、保衞聖像的人數激增。 ^[1] 

總體而言，利奧三世推行運動是因為人民對當時奢華教會的不滿，要求簡化宗教儀式，取消聖像崇拜，教會地位崇高及財富雄厚，帝國政府想利用破壞聖像抵抗修院的勢力，因而藉由認為聖像就是聖經上所説的偶像，有違宗教原則的指責，發動毀壞聖像運動。

破壞聖像運動是一場帝國皇帝與宗教勢力爭奪對教會控制權的鬥爭。自4世紀以來，東羅馬皇帝就對教會握有極大影響力，這是由於早期東羅馬皇帝作為羽翼未豐的教會的保護人而自然形成的。不過，在破壞聖像運動爆發前，皇帝與教皇爭奪權力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自君士坦丁一世於公元324年親自主持召開第一屆大公會議後，狄奧多西一世、狄奧多西二世、馬爾基安和查士丁尼一世分別主持召開大公會議。羅馬主教馬丁曾企圖主持第二次大公會議，但他旋即被君士坦丁二世下令押解至首都監禁，而後遭到流放 。其次東羅馬皇帝擁有控制五大教區，即羅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城和安條克教區的教會高層的任命權，君士坦丁一世、狄奧多西二世及查士丁尼一世分別罷免教區內的大教長及主教職位，教皇維吉呂更被軟禁於君士坦丁堡達7年之久。但教會一直力希望圖擺脱皇權的控制，君士坦丁一世時，主教有權審理世俗法庭審理過的任何案件，而主教的判決被認為是終審判決，狄奧多西一世時，教會進一步獲得了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的特權。7世紀時，教會反對了希拉剋略提出的“聯合論”和“兩性一意論”，羅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更公開反對禁止官員和士兵在未完成職責以前進入修道院的皇帝敕令，又利用東羅馬世俗大貴族爭奪皇權，至7世紀末，羅馬主教色爾爵在與皇帝的鬥爭中公然煽動軍隊反叛朝廷。教會權力不斷的提高，促成了利奧三世發動破壞聖像運動以限制教會的發展。

4世紀以後，教會作為東羅馬的國教，受到特殊的保護，教會財產增加極為迅速。君士坦丁一世的《米蘭敕令》即明確規定，發還教產，許可教徒向教會捐贈各種形式的財產。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後，教會不僅得到了大量地產、金錢和糧食，還興建了大批教堂和修道院，教會的莊園內包括農用耕地、房產、果園、橄欖園、葡萄園、山坡牧場、小型手工作坊、農户、畜羣等，修道院的高牆內，有修士的居室、工作間、教堂、會堂，其周圍的田地亦由下級修道士耕作，此類田產為教會帶來了龐大的收益。同時，教會通過接受捐贈、遺產和經營莊園等途徑，每年都可以得到相當豐厚的收入。教會又吸引了大批青壯年人出家，成為教職人員或修道士。6-7世紀，東羅馬帝國連年戰爭、瘟疫不斷，人力資源消耗嚴重。軍隊人數急劇下降，人力資源的短缺還直接削減了納税人的數量，減少了東羅馬傳統税收人頭税的總量，使國家收入大幅度下降。在利奧三世執政期間，阿拉伯人佔領了帝國大部分的領土，令佔領地內的修士迴流到境內，導致境內的修士人數大增。修士及教會在帝國境內一向享有眾多的特權，他們所佔有的土地卻幾乎佔了帝國的半壁江山，加上教會所擁有之土地內税收及收益，不需繳納給世俗王權，令宗教階層造成重大之影響。因此東羅馬帝國的皇帝透過此運動，大量沒收教產、關閉修道院、強迫修女修士還俗。

為了抵抗外敵入侵，希拉剋略王朝和伊蘇里亞王朝的皇帝大力推行軍區制，將全國處於軍事管制之下，建立軍役和封建義務合一的軍事屯田制。軍區制的實施需要大片的國有土地，但國內大部分的土地均控制在教會之下，致使未能將土地分配給保護國家的軍官，令國家的防衞體系受到動搖。其次，利奧三世所封的軍區領袖大多是來自東方的小亞細亞，這批軍事貴族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一般都有反聖物崇拜的傾向，同時對教會的封建勢力感到恨之入骨，利奧三世為了討好這批軍事貴族，故此發起聖像破壞運動以爭取他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青少年出家當修士，令國家缺乏軍隊兵源，當時拜占庭正面對阿拉伯人及保加利亞人的入侵，帝國不得不解決青少年人逃避到教會的問題，最終以運動來強迫關閉修道院等設施。

也許與上文略有重複，還有一種可能的因素。聖像的製造者是教會的隱修院，而拜占庭皇帝利奧三世不喜歡讓教會擁有這種名利雙收的權力。此外，還有兩個因素值得帝國皇帝的重視：一是與伊斯蘭帝國接壤的廣大地區的人民拒絕聖像，儘管其中也有操希臘語、在崇拜聖像的文化氛圍中生活的居民；二是猶太民族在拜占庭的重要地位。出於對偶像崇拜的懼怕，這個民族可是一直反對崇拜聖像的。 ^[1] 

利奧三世為首位推行此運動的皇帝。利奧三世在726-730年間，兩度宣佈反對供奉聖像的詔令，是為破壞聖像運動。首先他在726年，頒佈了《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中止了君士坦丁堡及各省的一切關於偶像崇拜的活動，同時大批教會的土地被充公，剩下的土地亦必須交税，教會被取締，大批修士還俗，恢復了勞動人民的本色，徵用教會產業，宣佈沒收意大利南部什一税，730年，他召開宗教會議，撤換了反對運動的大教長日耳曼努，代了是擁護運動的大教長阿納斯塔西烏斯，並制定了有關的宗教法規，為此運動提供了宗教上理論的依據。教皇額我略二世對此表達強烈抗議，部分意大利和希臘地區更爆發了人民起義，727年，拉文納更因此脱離帝國的統治，731年，額我略二世更宣佈開除利奧三世和全體聖像破壞者的教籍，不過都無阻破壞聖像運動的進行。

利奧三世於740年去世，利奧三世的兒子君士坦丁五世子承父業，繼續推行此運動，雖然運動因阿爾塔瓦茲德中途奪位而暫停，但在743年，君士坦丁五世復位後再次推行，大量的聖像藝術品焚燬，教堂內的聖像雕刻被石灰水洗清，破壞聖像運動的推行一直打擊教會的收入及發展，更重要的是破壞聖像運動一直在教會中未找到定案，此運動一直激發各教義派別的矛盾，令社會處於不安的情緒，結果君士坦丁五世得此加強集權統治，754年，君士坦丁五世更於一次宗教會議中，將聖像崇拜的擁護者大馬士革的聖約翰遂出教會。另一方面，教皇哈德良一世為了救助受到君士坦丁五世迫害的信徒，於782年，復修了希臘詠經團聖母堂，作為收容逃難信友。

君士坦丁六世繼位，但由於年幼由伊琳娜女皇攝政，但伊琳娜女皇很快就廢掉君士坦丁六世的皇位，伊琳娜女皇和支持聖像派妥協，教宗哈德良一世得以在787年召開第二次尼西亞公會議，討論敬拜聖像在教會中地位的問題，結論是不斷注目於繪畫的圖畫能夠維持一個人的信仰，並使人經常留心其中的教訓，肯定了聖像之重要性，且重申聖像可以被重視但不可以被當成神來崇拜。並下令把反對聖像崇拜者的法令、文件和著述全部銷燬，但這次會議並未停止聖像破壞運動。

到了815年，利奧五世召開宗教會議，恢復聖像崇拜禁令，廢黜大教長尼基弗魯斯，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崇尚毀壞聖像的主教，利奧五世是破壞聖像運動的堅定支持者，他以君士坦丁五世為榜樣，重新推行被廢止的破壞聖像法令，否認第二次尼西亞公會議的決議。直至843年，米海爾三世登位，攝政皇后提奧多拉頒佈反對破壞聖像的尼西亞法規，此運動才得以終結，沒收的教產不用交回教會，而聖像則免於遭受破壞。

這一時期建築業冷落，新工程數量少、規模小，相對比較重要的建築有聖依琳娜教堂和塞洛尼卡的聖索菲亞教堂。對建築裝飾畫的毀壞是一貫的，沒有間斷比如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大教堂的一部分鑲嵌畫被十字架所取代。但是，遭毀壞最嚴重的還是聖像畫和書籍的裝飾畫，後者被認為是最容易受到教徒個人單獨膜拜的聖像，因此危害更大。

仇視聖像時期的建築物裝飾，以動植物和幾何圖案為主，這正好和早期基督教的某些教堂和東方王宮的裝飾圖案一致。教堂裏，前幾個世紀流行的“全能基督”不見了，代之以穹頂和後堂裏的巨型十字架。

很難見到仇視聖像時期的藝術實物，以為在正統派取得勝利後（公元843年），當時的藝術品幾乎盡遭譭棄。比較完整的殘留物在各行省零星的小教堂裏尚有遺存。

手抄本裝飾畫的出路較多，因為自然科學的書記還在刊印，如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現存梵蒂岡）。當時，隱修院負責刊印的宗教書籍數量很少，但是，其中還是有與嚴禁聖像的禁令“對着幹”的裝飾畫冊問世，如現存莫斯科的《魯道夫聖詩集》。從拜占庭移民西方的藝術家在查理曼（又譯查理大帝，742-814年）的王宮裏從事基督教圖書的編纂和畫細密畫的工作。 ^[1] 

破壞聖像運動的產生，遏制了教會無限膨脹的經濟特權，限制了教會的擴張，這次運動是君權與神權的交替，此運動在各方面打擊教會，導致教會需依附在君權之下，皇權高於教權的原則並未發生動搖，並加深了東西教會的裂痕，促成1054年東西教會大分裂。在毀壞聖像運動之前，教會佔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這場運動打着宗教的旗幟，自上而下，矛頭直指教會土地和財產。對教會打擊最為嚴厲的是在君士坦丁五世時期，他大量沒收和剝奪教會佔有土地，打擊和迫害修道士，使教會在經濟上受巨大的損失。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又嚴重打擊了聖像崇拜者的主張，鞏固了拜佔廷帝國統治，重新樹立了皇權對教權的高度威權，導致了教會階層的相對衰落。在東羅馬帝國的歷史上，教會始終未能像羅馬教會那樣發展成為凌駕一切的至高權力。另一方面，中部意大利脱離東羅馬帝國，在法蘭克帝國的矮子丕平支持下建立了教皇國，教皇本身的獨立性增強了，從而為中世紀西方教權向鼎盛時期發展準備了條件，加速了東西方教會走向分裂的進程。但另一方面，破壞聖像運動亦促使了部分的省份，脱離帝國的統治，打擊了帝國的税收。

在當時來説，教會的權力並非一般貴族或騎士可比擬，教會地位下降，取而代之是貴族和騎士的地位提升，改變了整個社會階層，加快了封建化的進程。長期的對外戰爭使軍區製得到了迅速發展，政府對軍隊上層進行大規模分封，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軍事封建貴族階層，運動中被沒收的修道院的土地，大部分被新興軍事貴族所佔有，大部分成了軍士的封地。軍事貴族領地上的村社農民更快地淪為依附農民或農奴，從而加速了拜佔廷帝國的封建化進程。東羅馬皇帝為拉攏軍事貴族杯葛教會，有意識地賦予大地主各項經濟、行政、司法和軍事特權，進而加強了他們發展的趨勢。由此，促進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發展。不過，興起的以大地產為後盾的軍事貴族成為帝國晚期政治分裂的主要因素。軍事貴族的實力不斷的增強，逐漸形成了與中央集權抗衡的地方分裂勢力，他們借經濟勢力與中央政府抗衡，又與中央政府的官僚勢力爭權奪利，明爭暗鬥，部分更推翻當朝皇帝，自立為帝。

這場運動帝國從外族人侵、包圍、挾攻的危亡中拯救出來，聖像破壞運動帶來軍事上的轉機和強大以來，帝國從國會中沒收得來的財產重新分配給國內的軍事貴族，令軍士們勇於為國家戰鬥，雖遭受過無數次的外族人侵，但都回擊了人侵者的進攻。最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強大保全了西方的發展，拜佔廷帝國實際是基督教歐洲的東方前哨，如果沒有拜佔廷，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徒就會直接衝擊西方國家，給西方教權和皇權的統治帶來威脅。正是由於聖像破壞運動才使拜佔廷帝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強盛起來，有力量對付周圍的阿拉伯人、保加利亞人、斯拉夫人的無數次進攻，保全了帝國，同時也保全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及宗教發展。

破壞聖像運動對於拜佔廷文化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在破壞聖像運動中，大量聖像被破壞，這對於帝國文化是一個無法估量的損失。拜佔廷帝國在早期的聖像創作中出現的許多藝術珍品毀於一旦，以至於到都很難找到毀壞聖像運動之前產生的聖像，著名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亦是運動中的犧牲者。另一方面，也興起了世俗藝術的熱潮，無法逃離拜占庭的學者或藝術家們為了生存放棄了自己的主見，改變了自己的創作風格、特色，被石灰水刷掉聖像的牆壁上出現了以皇帝圖像和花草動物等自然景物為主的世俗繪畫，其中不乏對重大戰役、皇家生活、公眾活動和賽車競技等場面的描繪。同一時間，逃到意大利的學者在那裏建立高校和修道院，將東方文化傳入西方，對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有很大影響。經歷了過百年的破壞聖像運動終於落幕，印證著盛行崇拜諸神雕像藝術的希臘文化戰勝歷來反對偶像崇拜的阿拉伯文化，使希臘文化得到了復甦。但希臘文化本身與東方文化是相互排斥的，同時又難於接受西方的拉丁文文，阻礙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不利於文化發展。

補充一句：聖像危機下，許多匠人流向西方，這就使得拜占庭帝國在失去在意大利的領土後，他在西方的影響依舊可以保持下去。事實證明，流亡西方的拜占庭藝術家的影響在歐洲中世紀的藝術創作中得到了反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