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

弗朗西斯·福山（以下簡稱福山）提出，有兩大力量在共同推動着人類歷史的前進，一個是現代自然科學的邏輯，一個是黑格爾、亞歷山大·科耶夫所謂的“尋求承認的鬥爭”：前者驅使人類通過合理的經濟過程滿足無限擴張的慾望，後者則驅使人類尋求平等的承認。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兩股力量最終導致各種專制暴政倒台，推動文化各不相同的社會建立起奉行開放市場的自由民主國家。緊隨而來的問題是，在“歷史的終結處”，政治經濟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夠產生一個穩定的社會，讓生活在其內的人得到“完全的滿足”，抑或，“最後的人”被剝奪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們冒險一試，讓歷史重返混亂與流血狀態。 ^[2]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最初緣起可追溯到1989年福山在《國家利益》夏季號上發表的題目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自由民主政體作為一種政府體制來説，它的合法性在過去時間裏已經得到了高度的認可，因為它戰勝了像世襲君主制、法西斯主義和晚近的共產主義這些與之競爭的意識形態。他斷言，自由民主政體可能構成“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和“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並由此構成“歷史的終結”。

這篇文章馬上招致各方的評論和反對。福山認為，許多人對他所使用的“歷史”一詞產生了誤會，他們從歷史是事件的發生這種常規的意義出發，以柏林牆的倒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為“歷史正在繼續”的例證來反駁他，證明他的錯誤。然而，他所謂的已經終結，不是指事件的發生，包括重大的事件的發生，而是指“歷史”。他聲稱，他對歷史的理解相當接近於德國先哲黑格爾的想法。也就是説，當考慮到所有的時代、所有的民族時，歷史便很清楚地顯現為一個單一的進化過程。為了更清楚地闡明他的觀點。他將文章中的思想進一步展開，形成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這本著作。 ^[3] 

該書從歷史已經終結到歷史如何終結、歷史因何終結，詳盡論述了歷史終結論。

福山首先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裏尋找理論的依據，他指出，對黑格爾和馬克思來説，人類社會顯然經歷了一個過程，一個從基於奴隸制和農業上的簡單部族社會，到各種神權的、君主的和封建貴族的社會，再到現代的自由民主和技術驅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雖然二人都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會最終結束，但是，當人類達到一種能滿足自己最深層、最基本需求的社會形式時，社會的演進也就終結了。因此這兩個思想家都提出了一個歷史的終點：在黑格爾那裏，這個終點是自由國家；而在馬克思那裏，這個終點是共產主義社會。這種認識並不意味着像出生、生活和死亡這類自然週期會結束，重大的事件不會再發生，或報道這類事件的報紙會停刊。相反，這種認識認為，重大的原則和制度已不會再有進一步的發展，以為所有真正重大的問題都已獲得解決。

福山認為，引用黑格爾、馬克思或他們在當代的追隨者的權威來確立某種歷史定向發展的證明是不充分的。因此，福山又根據歷史發展的現實指出，20世紀最後1/4世紀中最突出的發展，是世界上貌似強大的獨裁統治的致命缺點暴露無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從拉美到東歐，從蘇聯到中東和亞洲，集權政府到處都處於衰敗之中。它們雖然沒有完全被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取代，但自由民主仍是全球唯一跨地區、跨文化的組織良好的政治理想。此外，經濟上的自由原則——“自由市場”——廣為傳播。它無論在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還是在二戰結束時屬於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物質繁榮。經濟思想上的自由主義革命推動了全世界範圍內的政治自由運動。所有這些發展表明，人們需要再次面對這樣的問題：這種發展的背後是否存在着某種更深層的關聯，或者這些發展都不過是撞大運式的偶然事例。這就再一次引出了是否有人類普遍歷史這個問題。福山力圖在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

福山力圖用現代自然科學來解釋歷史的方向性和連貫性。他認為，現代自然科學的展開對所有過來的國家都具有一種強制力，這裏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技術給予那些掌管了它的國家以決定性的軍事優勢，給予國家在國際體系中進行戰爭的持續能力，沒有一個重視自身獨立的國家能夠無視國防現代化的要求。第二，現代自然科學建立起經濟生產可行性的統一標準，技術使財富無限積累，從而使滿足人類不斷擴張的慾望成為可能。這種進程保證了所有人類社會同質性的增長，無論這些社會有着什麼樣的歷史起源和文化傳統。所有進行經濟現代化的國家都必然變得越來越相象：他們必然地在以集權國家、都市化取代部落、教派和家庭這類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基礎上，在從功能和效益出發熟悉經濟合理性方面，在向其公民提供普遍教育方面，合理地統一起來。這樣的社會通過全球市場和普遍的消費文化傳播，而日益緊密地相互聯繫起來。而且，現代自然科學的邏輯會促成向資本主義的普遍演變。所謂的“現代自然科學的邏輯”事實上是歷史變革的一種經濟解釋。

福山認為，謀求承認的鬥爭向人們提供了一種從內部觀照國際政治本質的主法，爭取承認的願望使兩個戰士為威望而走向原始的決鬥場，邏輯上也適用於帝國主義和世界帝國。在國際上，民族國家作為整體謀求承認，為謀求優勢地位而進入決鬥場。民族主義作為謀求承認的一種現代的、但並非完全理性的形式，是20世紀謀求承認鬥爭的媒體，也是20世紀最激烈衝突的根源。

該書最後部分談到了“歷史的終結”問題，談到了在終結處出現的造物——“最後之人”（“last man”）。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公民對享有的承認是否“完全滿足”。福山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先於一切地決定了自由民主社會的長遠未來，決定了今後可能出現的替代性選擇。在該書的第五部分，他分別描述了來自左和右這兩個方面的主要反映。左派會説，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普遍承認必然是不完全的，因為資本主義造成了經濟不平等，造成了其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承認的勞動分工。在這方面，一個國家繁榮的絕對水平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仍然還會有相對貧窮的人，這些人會由於貧窮而受到其他公民的忽視。換言之，自由民主社會繼續承認平等公民的不平等。

在他看來，來自右翼的，對普遍承認的第二種批評更具挑戰性。這種批評從根本上涉及到法國大革命對人類平等承諾的橫向影響。哲學家尼采被認為是右派最有影響的發言人。尼采認為現代民主並不代表前奴隸的自我主人化，而是代表現奴隸和某種奴隸道德的無條件勝利。自由民主社會的典型公民是受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的教育的“最後之人”，他或她放棄了自己在自我保護上具有無上價值的驕傲信念。自由民主產生了具有欲求和理性，具有通過計較長遠個人利益而找到滿足大量瑣碎需要的新方法的聰慧，但卻缺乏神性的“無胸懷之人”。最後之人沒有一種謀求被承認為比他人更好的嚮往，而沒有這種嚮往，就沒有可能取得完美和成就。最後之人滿足於他的幸福，對於無法超越的那些需要不感到愧疚。他已不再是人。順着尼采的思想脈絡，不能不提出下列問題：藉助普遍與平等承認得到滿足的人就不再是一個完全的人，是否只能是一種被蔑視的對象，一個不再奮鬥、不具靈感的“最後之人”；人性中是否不再具有有意尋求鬥爭、危險、刺激和勇敢的那些方面；或由於當代自由民主社會“和平與繁榮”的消解，人性的這些方面是否就不再留存；人類的某種滿足是否不再依靠固有的不平等的承認；不平等承認的嚮往是否不再真正構成一種貴族社會具有的，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同樣具有的活生生的生活基礎。該書力圖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3]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於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舒華茲講座、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曾任美國國務院思想庫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著有《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信任》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