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三寶紀

作者在《總目序》(卷十五)中，曾説明本書的編寫緣起，認為過去的佛經目錄有的散佚，有的記錄不完備，作者處在南北統一的隋代，又參加國立譯場，接觸到更多的經籍。於是在這種條件下，總結前人的成果，把目錄編纂得更全面和系統化，自有必要。

開皇十四年(594)，隋文帝曾命釋法經等編輯《眾經目錄》七卷，在分類上雖有所長，但記載不夠詳盡，正如法經自己所説：“既未盡見三國(齊、陳、週三朝)經本，校驗同異，”“唯據諸家目錄，刪簡可否，總標綱紀，位為九錄”(見《眾經目錄》卷七序文)。費長房編寫的本書，和《眾經目錄》體例不盡相同，而在內容和幅度上，則比《眾經目錄》要遠為豐富。

《歷代三寶紀》所根據的資料，作者在總目序言中曾説到：“顯茲三寶。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經度時祥，承漢宵夢，僧之元始，城塹棟樑，毗贊光輝，崇于慧皎。其外傍採，隱居歷年，國志典墳，僧祐集記，諸史傳等僅數十家，摘彼翠翎，成斯記翮”(卷十五)。

在這數十種書中，有史傳，有佛經目錄。史傳如《魏書》、《高僧傳》、《象法正記》、《薩婆多記》、《名僧傳》等，除《魏書》、《高僧傳》外，其他多是後世已不存的著作。在佛典目錄中，他引有當時存在的六家目錄，即《眾經別錄》(似劉宋時述)、《出三藏記集》(僧祐撰)、《魏世眾經目錄》(李廓撰)、《齊世眾經目錄》(法上撰)、《梁世眾經目錄》(寶唱撰)、《大隋眾經目錄》(法經等撰)。這六家目錄中，現在《眾經別錄》只殘存一部分(敦煌殘卷)，魏、齊、梁三家目錄已全佚。

此外他還間接引用了《古錄》、《舊錄》、《朱士行·漢錄》、《聶道真錄》、《趙錄》、《二秦錄》、《道安錄》、《竺道祖錄》、《支敏度錄》、《王宗錄》、《宋齊錄》、《始興錄》、《正度錄》、《岑號錄》、《菩提流支錄》、《靈裕錄》、《東錄》、《一乘寺錄》等，這些目錄早已不存。本書在每經之下引用，都註明出處，使這些已佚的目錄還保存一些面目，對於研究古代佛典目錄和譯經史很有作用。

《歷代三寶紀》共分四部分，前三卷是“帝年”，以周莊王十年(公元前687)為釋迦降生之年，從這年開始，到隋開皇十七年止，分上下排列，上列各朝帝王、年號和干支，下記佛教的興替，佛典的傳譯，旁及當時史事，是佛教年表的雛型。其中第一卷是周、秦。第二卷前漢、後漢。第三卷魏、晉、宋、齊、梁、周、隋，而附列吳、苻秦、姚秦、乞伏秦、北涼、後魏、北齊、陳代，因為這八代都曾經有佛經的傳譯。至於蜀漢、前涼、前趙、後趙等十四代，則因為沒有佛典傳譯，故僅在敍錄中提到，而年表中沒有列入，這與後面的代錄一致。

《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本書為三卷，就是指帝年而言，説明這一部分已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第四捲到十二卷是代錄，就是以王朝為線索，把每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佛教譯著，作了統一的闡述。通過它，可以看出佛典的譯傳在各個朝代的情況。所載從後漢到隋共十六代，每代前有敍錄一篇，説明當時的政治情況及與佛教的關係。裏面則以譯述的人為主，考訂他們譯經的卷數、部類、經名異稱、第幾次翻譯、譯經年代和地點、參與工作的人員、曾經著錄的經錄、以及譯人的傳記等。

梁釋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是在目錄之外別有傳記部分，本書則把目錄和傳記合併敍列，對於瞭解一個翻譯家的具體情況實有很大的便利。這當然是由於代錄是以譯人為主的體裁，可以賦予這種形式，以便於知人論世；但作者是在過去經錄已有的基礎上，加以綜合提高，並吸取儒家目錄如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的優點，而加以組織和發展的。(疑、偽、抄經　都包括在翻譯項內，但據本書卷十五《總序》所載：譯述者共為一百九十七人，譯述典籍合為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

第十三、十四兩卷是入藏目錄，第十三卷是大乘錄，第十四卷是小乘錄，都分經、律、論三類，每類又分有譯人名和失譯人名二項，疑惑、偽妄、別生諸經，都沒有列在內，以卷數的多寡作為先後的次第。

第十五卷是總目，載有進本書的表文和本書總序及全書目錄，末尾附有宋、梁、魏、北齊、隋六家經錄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經錄，保存了古代佛教目錄的豐富資料。

作者對於佛教史籍有相當研究，在該書編纂過程中，曾經參考羣書，綜合各家目錄，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如魏竺律炎的名字各家記載不一，“或雲將炎，或雲持炎，或雲律炎”(卷五)；乞伏秦聖堅，“或雲堅公，或雲法堅”(卷九)，作者因“未詳孰是，故備舉之”。又菩提流支和瞿曇般若流支，時代有前後，“眾經目相傳抄寫，去上菩提及般若字，唯雲流支譯”，有些書不能確知是那一個流支所譯，作者因説：“今羣錄交涉相參，謬濫相入，難以詳定，後賢博採，幸願討之。”(卷九)又《高僧傳》雲“(覺)賢(佛陀跋陀羅)出《泥洹》及《修行》等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依《寶唱錄》，足《無量壽》及《戒本》。部數雖滿，尚少二卷”(本書著錄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但是未詳何經，故盼“來哲博聞，式希續繼，冀補遺漏”(卷七)。

至於過去目錄中的錯誤，作者也多所訂正。如《放光般若經》二十卷，竺道祖、僧祐、王宗、寶唱、李廓、法上、靈裕等錄都作朱士行譯，經作者校勘，認為“《支敏度錄》及《高僧傳》、《出經後記》、諸雜別目等，乃是無羅叉、竺叔蘭等三人詳譯，朱士行身留停于闐，仍於彼化，唯遣弟子奉齎經來到乎晉地，斯豈得稱士行出也”(卷六)。又僧祐把月支沙門曇摩羅察和法護分為二人(見《出三藏記集》卷二)。作者認為：“其(月)支菩薩(曇摩羅察)即竺法護，無別二人，《出三藏記》便成二舉，小非詳審。”(卷六)這説明作者編寫時的求是態度，可惜這種精神沒有貫徹在全部書中，有些地方還存在着混濫的缺點。

該書著錄的翻譯家和經典，較之過去各家目錄，顯著地增加很多。比《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經論錄》所載自後漢至梁的翻譯人數增多一倍半以上。再以著錄的譯經來看，如後漢安世高，《祐錄》作譯經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本書則作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吳支謙，在《祐錄》作譯經三十六部，四十八卷，本書則作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晉竺法護，在《祐錄》作譯經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本書則作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姚秦鳩摩羅什，在《祐錄》作譯經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本書則作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似這種情形很多。其中雖然有些錯誤，已為唐釋智升所指出(見《開元釋教錄》卷一至卷四各本條)，但不少是經過作者搜尋研究而後才收入的。在安世高譯經下面，作者説：“房廣詢求，究檢羣錄，記述世高，互有出沒。……今總羣篇，備搜雜記，有題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隨逐因緣從大部出，錄目分散，未足致疑。彼見故存。此寧不纘？敢依諸集，輯而編之，冀廣法流，知本源注。”(卷四)在支謙的譯經下面，作者也説：“僧祐《三藏記集》錄載唯三十六部，慧皎《高僧傳》述止四十九經。

房廣檢括眾家雜錄，自《四十二章》已下，並是別記所顯雜經，以附今錄。……錄目廣狹，出沒多異，各存一家，致惑取捨。兼法海淵曠，事方聚渧，既博搜見聞，故備列之。”(卷五)另外《祐錄》中失譯的經典在本書中也勘查出一些翻譯人名。他的篳路藍縷之功，還不難看出，至於本書卷十二《大隋錄》一卷，所記都是當代的事，象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等人的譯經，詳載翻譯的起訖年月、譯經場所及度語、筆受、制序人等，都極新穎翔實可貴。

《歷代三寶紀》除著錄譯經外，還記載當時的佛教著述，這裏麪包含有註疏、論著、傳記、目錄、類書等，很多是現已不傳的書，如北周曇顯的《菩薩藏眾經要》、《一百二十法門》，慧善的《散華論》，隋靈裕的《塔寺記》、《僧尼制》，僧粲的《十種大乘論》，彥琮的《通極論》、《辯教論》、《通學論》，慧影的《傷學論》、《存廢論》、《厭修論》，劉憑的《內外傍通比較數法》，開皇十五年撰的《眾經法式》等，並一一加以扼要的記載，使後人能知道這些著作的大概。從所記的著述中，還可以看出各個時期佛教發展的趨向。

《歷代三寶紀》取材廣泛，錯誤之處也在所多有，作者自己就説：“自從後漢迄我大隋，其間譯經凡十六代，所出之典諸大小乘，或處經同緣人致別，或時世異而人出同，或止一翻，或復重譯。無問人撰傳錄集記，但是一言贊述三寶，語誠鄙野，意在光揚，疑妄偽真，註解論記，依括羣目，稷稗皆存，合彼金沙，為其錄體。可謂蘭艾共篋，龍蛇未分者焉。”(卷十三《大乘錄入藏目敍錄》)唐釋道宣也評本書：“房錄後出，該瞻前聞；然三寶共部，偽真淆亂。”(《大唐內典錄》卷十)由於本書是綜合前代的經錄而成，雖然所費的功力很多，但是因為時地的限制，不可能完全看到所著錄的書，致有以訛傳訛的地方。如《二百六十戒合異》，本書據別錄作竺法蘭譯(見卷四)，智升則根據《合異》序文，勘正應作東晉竺曇無蘭撰(《開元釋教錄》卷十五)。

支婁迦讖譯經中，本書列有《古品遺日説般若經》一卷，《寶積經》一卷，乃是根據《出三藏記集》卷二而來，智升則考證二經“既是同本，不合再出”(《開元釋教錄》卷一)。類似這種情況的很多。也有由本書作者的疏忽而造成的錯誤，如西晉法立和法炬共譯的只有《法句本末經》和《福田經》，這在《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記載得很明白，但是本書除此二經外，把法炬譯的《樓炭經》、《大方等如來藏經》一併誤作兩人共譯(見卷六)。後漢嚴佛調是沙門，本書誤作清信士(見卷四)；西晉竺叔蘭是居士，本書則誤作沙門(見卷六)。此外在各代譯經中，把譯人的名字張冠李戴，或是有譯人名的誤作失譯人名，失譯人名的誤作有譯人名，或是失譯經誤加年代，或是一經重見複出，或是異經誤作同本，這些錯誤《開元釋教錄》中都已分別指出。

在帝年中，紀年也有錯誤的地方。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的干支應推遲一年，南齊永明元年、永泰元年、永元元年的干支應提前一年。其他如梁的承聖，苻秦的皇始、壽光、永興、甘露、建元、大安、太初、延初，姚秦的皇初、弘始，乞伏秦的建義、更始、太初、永康、永宏，後魏的正平、後元，北涼的永安、玄始、承玄、義和、永和，陳的永定、至德，紀年或提前或推後，有的以少作多，有的以多作少，都有不同的錯誤。

本書的入藏錄部分，有許多經典作者沒有親見，以致糠稗同收，而且分類簡單，與代錄也不盡一致，因此這一部分最為後人所詬病。道宣批判説：“入藏瓦玉相謬，得在繁富，失在核通。”(見《大唐內典錄》卷五)智升也説：“長房入藏錄中事實雜謬，其闕本、疑偽皆編入藏，竊為不可。”並舉出其中重複及前後不一致的十處錯誤(見《開元釋教錄》卷十)，實際錯誤還不止此，小乘阿毗曇失譯錄中有《六足阿毗曇》一卷，就明顯是有部《六足論》之誤，這一部分，是據法經《眾經目錄》增減而成，與代錄很多矛盾，甚至將疑偽一併收入，潦草成篇，比前兩部分遠為遜色。

《歷代三寶紀》流傳既久，其中有後人羼雜的成分。卷三帝年本應到本書進至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丁已為止，但是後面卻增加了六十六個年代，迄於癸亥(即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在開皇十八年以後，到隋煬帝大業年間，還有紀事。唐自武德元年戊寅以下，則只有干支。這可能是武德元年間的人所補入，所以沒有標明武德元年以下的年號，只是把干支預填到這一甲子完了為止。此外卷九北涼失譯經後所載的《入大乘論》二卷，乃後人據《大唐內典錄》(卷三)所附入，而佚去譯人道泰的名字。又高齊那連提耶舍的譯經中有《大世三十論》一卷，下注“見《唐內典錄》”，同卷陳真諦的譯經中有《大空論》三卷，下注“《唐內典錄》雲《十八空》”，後人據《大唐內典錄》增補的痕跡是很顯明的。

前代經錄大抵專紀經典，本書是三寶通紀，體裁也多新創，而功力最深的則是代錄部分。本書對於隋以前的譯經和撰述，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並保存了一部分過去已佚經錄的面貌，但是取材還不夠謹嚴，所收多有混雜，尚有待於加以揀別。

《歷代三寶紀》成後即上於隋廷，文帝曾下令流通，自唐開元以後遂收入大藏經中。在它以後的《大唐內典錄》、《古今譯經圖記》、《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有的模仿它的體例，有的承襲了它的一部分內容，有的在它已有的基礎上加以勘正提高，足見它在佛教目錄學上有過很大的影響。 ^[1] 

(蘇晉仁)

長房是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本出家為僧，博學而精於玄理。北周建德三年(574)廢佛法時，他乃還俗。隋開皇初佛教復興，他被召任翻經學士，在大興善寺國立譯場，參加譯事。自開皇四年到十七年(584～597)，那連提耶舍譯《大方等日藏經》、《力莊嚴三昧經》，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善思童子經》、《移識經》、《觀察諸法行經》、《商主天子問經》、《金光明經·囑累品》及《銀主陀羅尼品》等凡八十餘卷，都由他筆受(見本書卷十二及彥琮《合部金光明經序》)。同時，他又致力於佛經目錄的纂輯，到開皇十七年，撰成本書十五卷，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進獻於隋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