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獻珍

原名楊奎廷，曾用名楊仲仁，曾就讀於湖北省立第八高中（現十堰市鄖陽中學）。1916年考入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學習，1920年畢業。1926年入黨後任武漢第三區區委委員。大革命失敗後被捕，經社會各界人士營救於1929年7月被無罪釋放。1929年9月起在中共中央文委領導下的上海滬濱書店任編輯。1930年9月赴河南開封從事黨的地下活動。1931年春到華北開展政治情報工作和營救被捕的順直省委負責同志。

1931年7月在北平被捕。經黨組織營救於1936年9月出獄。

1936年10月至1940年初任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委員。曾參加實際上由黨掌握的軍政訓練班、民眾幹部訓練團的工作，任軍政訓練班第六隊指導員。曾任晉南決死隊第三縱隊隨營三分校主任，該校改為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四分校後任校長。

1939年春起任山西第五專署黨團成員、秘書主任。1940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黨委書記兼教務主任。1942年2月根據北方局決定專任黨校工作。

1944年12月起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第一副處長。1945年12月起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副校長。1948年夏調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48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教育長。

1953年3月至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副院長。1955年4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黨委書記。1955年被中國科學院聘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科學獎金委員會委員。1959年4月當選為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黨委副書記。1965年9月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副所長。

“文化大革命”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受迫害，被開除黨籍（後恢復），長期關押，後下放陝西。

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黨校顧問。1979年7月增選為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80年8月起按中央國家機關正部長級待遇。1980年11月中共中央黨校為其平反。

1992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楊獻珍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委員（八屆五中全會遞補），中共十二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常委。曾當選為中國政法學會理事。長期致力於黨的幹部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作。

著有《論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什麼是唯物主義？》、《論黨性》、《我的哲學“罪案”》等。

上世紀30年代，殷鑑、楊獻珍、薄一波、安子文等一批共產黨人被國民黨關押在草嵐子監獄，他們成立獄中黨支部和紅色黨校，決心“扛着紅旗出獄”。1933年何應欽統治北平後，加強了對政治犯的審查，但面對堅定的革命者,他們敗下陣來,審查不成，敵人轉而變着法地從生活上折磨共產黨人了。

1934年的冬天，北平奇冷酷寒，監獄裏的惡劣條件讓獄中的病號一天天多起來，重病號雖被送進了病號房，卻無人照料護理。被捕前系河北省委巡視員的楊獻珍同志心急如焚，他主動請纓，自願照顧病友。監獄當局正愁無人照料這些病號，楊獻珍不費任何周折，很快就調到了病號房。每天不等天明，他就起牀打掃室內衞生，刷馬桶，提水打飯。許多同志患的病傳染性很強，楊獻珍在沒有任何消毒和防護設施的情況下，依然精心照料，大部分同志生活不能自理，楊獻珍就全部包攬，協助病友解手，生爐子，燒水熱飯，很多同志逐漸脱離了險情。楊獻珍同志出獄後，才知道自己在監獄時已被傳染上了肺結核。只不過由於他身體壯實，沒有強烈發作而已。

周仲英同志，在草嵐子監獄關押時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身體日漸消瘦。一天，周仲英昏死過去。大家和獄醫都認為周仲英已經死去，看守把周仲英抬進了停屍間。楊獻珍不甘心，趁放風的時候向敵人疏通，和徐子榮等一起到停屍間最後確認。他發現周仲英的胸口還有些微温，還可以感受到心臟的微微跳動。楊獻珍欣喜若狂，急忙找來看守和獄醫又把周仲英抬回到病號房，經過搶救，周仲英又活了過來。

每天把病號安頓好之後，楊獻珍就開始自己的翻譯工作，給同志們源源不斷地送來精神食糧。他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等一大批馬列著作，通過學習這些著作，大家增強了共產主義信念，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監獄裏環境惡劣，在大家傳閲完畢後，楊獻珍只好忍痛割愛，將書稿泡到水裏化成紙漿後倒掉。 .

草嵐子監獄裏關押着的同志們的情況牽動着黨組織的心。黨中央已做出了決定，給草嵐子監獄裏的同志指示，讓他們用假自首和登報啓事的辦法出獄。

對於“假自首”營救獄中同志集體出獄的模式，薄一波開始時一聽就不幹，他認為這樣以後就講不清楚，清白也不清白了，他寧願把牢底坐穿，也不想這樣出去。最後經中央批准把“假自首”記檔，他才勉強同意。

經過三三兩兩前後的8次出獄，53名同志全部獲釋。

61人的出獄，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1943年，薄一波還向毛澤東彙報他們被營救出獄的經過，毛澤東説：“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同時，還對他們在獄中的鬥爭給予了肯定和讚揚。

但是，這事到了“文革”，被康生等人利用，大做文章，並藉此整倒一大批當年曾在草嵐子監獄裏的同志，最後一舉拿下劉少奇。直到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的通知》，正式為“六十一人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