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嵐子監獄

上世紀30年代，殷鑑、楊獻珍、薄一波、安子文等一批共產黨人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他們迅速着手成立獄中黨支部和紅色黨校，決心“扛着紅旗出獄”。1933年何應欽統治北平後，加強了對政治犯的審查，放風次數少了，時間短了，不許看書看報，時常搞突擊檢查。為此，獄中黨支部再一次對全體黨、團員進行了嚴格的教育，堅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心。

1933年敵人開始了第一次反省大審查，這次是談話式的，提出家庭關係、個人前途、政治立場等問題讓大家回答，藉機威脅利誘，大家早有準備，都以“我們抗日有理，愛國無罪，我們無過可悔，無省可反！”鏗鏘應答。第二次大審查是政治犯挨個被叫去回答兩個法官的輪番提問，政治犯沒被問着，倒把法官們呲了一鼻子灰。第三次大審查是嚇唬式的，敵人把政治犯叫到飯堂裏訓話，語重心長地説再不轉變就統統槍斃，這豈能把同志們嚇倒，第三次審查也只好草草收場。

審查不成，敵人轉而變着法地從生活上折磨共產黨人了，1934年的冬天，北平奇冷酷寒，大家凍得直打哆嗦，敵人就是不給生爐子。獄中的伙食也比以前更糟了，新病號不斷增加，老病號病情一天天沉重，獄中黨支部發動大家進行集體絕食鬥爭。7天7夜後，敵人沉不住氣了，答應了同志們提出的一些條件，允許大家看書看報，給病號和身體不好的人下銬，增加幾個火爐，改善伙食等等，絕食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薄一波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在草嵐子監獄，華北的國民黨當局凡碰到內政外交不好解決的問題，就來問這個高級顧問。這一點，在國共雙方的檔案中都有記錄。薄一波總是來個下回分解，話説到關鍵的時候，總是話鋒一轉，給不給你們支招，得請示我們黨。國民黨沒辦法，只好代他去找組織。這樣一來，薄一波跟中共華北局取得了穩定的聯繫，時不時有限度地給國民黨出出主意，想想辦法，也最大限度地爭取到了一些政治條件。中共瓦窯堡會議的文件，同志們就是在監獄裏看到的。

草嵐子監獄裏關押着的同志們的情況牽動着黨組織的心。1931年，中共唐山軍委書記孔祥禎不幸被捕，關進了草嵐子監獄。一年多後，孔祥禎因病保釋出獄。1936年的一天，孔祥禎在黨的北方局工作的徐冰同志家中接受了一項任務：黨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幹部出來工作，黨中央已做出了決定，給草嵐子監獄裏的同志指示，讓他們用假自首和登報啓事的辦法出獄。

怎麼能和草嵐子監獄聯繫上呢？一次上街，孔祥禎偶然遇到了幾年未見的獄友魏文伯。魏文伯提出自己的侄兒魏茂林跟監獄有些聯繫，可以往監獄傳送東西。很快，第一封由孔祥禎給獄中黨支部書記殷鑑的密信到了殷鑑的手中。殷鑑又傳給當時的支書薄一波同志等人看。大家覺得來信可疑，擔心是敵人設下的圈套，更不相信是黨中央的指示。第一封密信就這樣擱下來了。緊接着孔祥禎又寫了第二封信，説明了局勢，明確地代表組織做出了出獄指示，並向大家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保證。獄中同志見到這封信後共同商議，由楊獻珍用外文執筆向北方局和黨中央彙報了他們“不同意登報出獄”的意見。

對於“假自首”營救獄中同志集體出獄的模式，薄一波開始時一聽就不幹，他認為這樣以後就講不清楚，清白也不清白了，他寧願把牢底坐穿，也不想這樣出去。最後經中央批准把“假自首”記檔，他才勉強同意。

外面的同志焦急萬分，不久第三封信又傳了進來，這次是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等人寫的，隨信附來了北方局向黨中央建議中主要內容的抄件。信中充分證實了這些信件是黨中央的指示，讓同志們打消了顧慮。這麼多人同時要求出獄，敵人也沒見過這種陣勢，難辨真假，更不敢貿然批准，一個月過去了還沒有消息。就此，獄中支部認真分析研究後決定，分批出獄。

1936年8月底，第一批獲釋的薄一波、周仲英、楊獻珍等9位同志出獄了。黨組織根據獄中同志的聯絡暗號，送去了一隻雞，表示的確是組織上指示出獄的。就這樣，又經過三三兩兩前後的8次出獄，53名同志全部獲釋。為了減少敵人的注意力，大家出獄後分散活動，在街上行走彼此裝作不認識，後來逐漸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接受了黨的工作分配。

出獄以後，任弼時同志專門和薄一波一行談話，安定他們有關假自首的心結和情緒。一次，柯慶施對薄一波開玩笑説：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

61人的出獄，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1943年，薄一波還向毛澤東彙報他們被營救出獄的經過，毛澤東説：“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同時，還對他們在獄中的鬥爭給予了肯定和讚揚。

但是，這事到了“文革”，被康生等人利用，大做文章，並藉此整倒一大批當年曾在草嵐子監獄裏的同志，最後一舉拿下劉少奇。直到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的通知》，正式為“六十一人案”平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