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應彬

1935年秋，在上海參加“左翼教聯”和山海工學團，任兒重部負責人，193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不滿15歲，被黨組織安排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共特別支部工作，潛伏十年。

抗日戰爭前，在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抗戰後奉黨組織派遣進國民黨張發奎部從事戰地宣傳、軍事、統戰及中共地下工作，關鍵時刻截取了蔣介石給張發奎的密令，通過組織電告周恩來、葉劍英，挫敗了蔣介石企圖製造第二次“皖南事件”的陰謀，挽救了抗日東江縱隊2500多名骨幹精英，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1944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參謀班。

解放戰爭期間，任中共粵桂邊區黨委軍事特派員，粵桂邊縱隊參謀長。

1947年，奉命轉移香港，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粵桂邊縱隊參謀長。

1949年後，歷任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

曾任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全國第七屆、八屆政協委員，廣東省第六、七屆政協委員。

1993年3月從領導上崗位退下來。

2015年7月13日14時52分，楊應彬同志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94歲。 ^{[1]  [18]} 

楊應彬同志1921年10月出生於廣東大埔縣一個窮苦家庭。1935年秋在上海蔘加“左翼教聯”工作，193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奉黨組織的派遣進國民黨張發奎部戰地服務隊，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黨的特別支部領導下，從事戰地宣傳、軍事、統戰及黨的地下工作，隨軍先後參加了淞滬、武漢、桂柳三個會戰。

解放戰爭初期，在關鍵時刻截獲了蔣介石發給張發奎的密令，冒着生命危險將特急情報轉送給黨的組織，挫敗了國民黨企圖製造第二次“皖南事變”慘案的陰謀，挽救了東江縱隊等北撤的2500多名骨幹精英，為革命立下不朽功勳。1947年8月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命撤退到香港。

1948年5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粵桂邊區黨委軍事特派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粵桂邊縱隊參謀長，為南路人民解放事業作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楊應彬同志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參加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黨校（廣東革命幹部學校）的籌備和組教工作，任組教處副處長。1950年10月廣東土地改革試點運動開始後，任廣東省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三（龍川）分團副團長。他從廣東的實際出發，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和華南分局關於土改的方針、政策，推動了土地改革試點工作的順利開展。1950年12月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調研處處長。1952年7月起先後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主任。1955年8月至1956年8月，在北京高級黨校（中共中央黨校前身）學習一年。

195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廣東省軍管會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在擔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間，主要從事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深入羣眾，積極調研，發現問題，為省委重大決策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1960年至1962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注意到清遠縣洲心公社為解決農民吃飯和生產積極性問題而探索出的“集體統一安排下的田間管理責任制”做法，即“洲心經驗”，及時將有關材料綜合整理出來向省委主要領導推薦。“洲心經驗”在全省範圍內逐步推廣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使廣東較好地解決了農村生產和農民吃飯問題，促進了廣東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期間，楊應彬同志受到衝擊和迫害，被錯誤打倒批鬥關押了6年之久。1973年楊應彬同志恢復工作，先後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副組長，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主任。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楊應彬同志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秘書長。期間，他認真貫徹中央和省委決策部署，全力協助省委主要領導同志抓好農村生產體制改革問題，積極倡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參與總結推廣清遠縣工交企業關於利潤包乾提成的辦法，以搞活企業，提高經濟效益；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為廣東爭取“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啓動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傾注精力，奉獻智慧。

1983年至1985年，楊應彬同志任省委常委，分管全省宣傳、文化、教育戰線的工作。他大力提倡各條戰線必須聯繫羣眾，緊跟改革開放步伐。特別是在廣東率先推行成人高等教育和民辦教育，讓社會力量參與辦教育，使全省一大批因“文革”耽擱學業的中青年通過函授、刊授、電大、夜大等半脱產、脱產的方式接受高等教育。此舉爾後在全國廣泛開展，惠及民眾。在此期間，楊應彬同志還兼任中共廣東省委黨史徵集委員會主任，領導和主持全省黨史徵集和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績。

1985年9月至1993年1月，楊應彬同志任政協廣東省委員會第五、六屆副主席、黨組書記。他團結帶領黨組“一班人”，充分發揮政協黨組作用，旗幟鮮明地堅持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抵制各種不良思潮，維護了黨的權威，確保了政協工作的政治方向。他聯繫自己的經歷，提出統一戰線不但是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而且也是改革開放建設的一個重要法寶。他積極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加強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把各方面代表人物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為廣東省改革發展匯聚了強大合力。他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組織政協委員圍繞廣東省實施經濟和社會發展“七五”、“八五”規劃、促進科技進步、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和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等重大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協商議政，提出了大量有價值有見地的意見建議，為廣東省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善於開展團結聯誼和對外交往工作，廣交、深交黨外朋友，為促進祖國統一和港澳繁榮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楊應彬同志是中共十二、十三大代表，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3年1月，楊應彬同志離開領導崗位，但仍十分關心黨和國家的事業及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為黨和國家建言獻策，發揮餘熱。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兼任全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陶行知研究會名譽會長、廣東省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長、廣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名譽會長、全國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中華詩詞學會會長等，2004年9月辦理離休手續。 ^[4] 

1937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日戰爭階段，時任淞滬戰場右翼軍總指揮兼第八集團總司令張發奎邀請郭沫若幫助成立“戰地服務隊”，很快聚集了三十多名作家、音樂家、戲劇家等骨幹成員，其中十位是共產黨員身份。1937年10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10位黨員在戰地服務隊內部成立“中共特別支部”，由左洪濤擔任書記，當時剛年滿16週歲的楊應彬是年齡最小的一名成員。

1938年底，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戰地服務隊被解散了，特支成員被分散在張部各級要職上，左洪濤等在長官部任秘書；楊應彬與其他六名成員被分在長官部警衞營。

1940年，左洪濤對楊應彬説道：“從長遠地看我們要設法打進國民黨的核心部門。”於是在1940年5月份，經左洪濤的推薦，由張發奎本人保送楊應彬去貴州獨山軍校第四分校17期。

入校半年，楊應彬通過不懈努力，在升學時的技術測試中竟然在23總隊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他還經常搞些文娛活動，與同學們相處融洽。

1940年12月，“外面有人給楊應彬去信，引起學校當局的懷疑”。軍校區隊長王應鍛接收到了上級下達的“秘密槍斃楊應彬”命令。

左洪濤獲悉楊應彬陷入險境以後，告訴張發奎，同時告訴張發奎説楊應彬思想純正，富有才華，在軍校全總隊考了第一名，為四戰區爭了光，希望張發奎能去函嘉獎。

張發奎的信到達軍校後，對楊應彬的審問終於停了下來，“槍決楊應彬的命令”也隨即取消了。

為了消除懷疑，左洪濤與楊應彬、鄭黎亞商量後，決定舉行一場講點排場的結婚儀式，並請張發奎作證婚人，希望他屆時能講話祝賀。

邀請張發奎時，張發奎開口便説：“我要先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兩個都不是可以結婚，兩個都是也可以結婚，最怕一個是，一個不是，將來一個要做鰥夫或一個要做寡婦。”

楊應彬夫婦沒有想到張發奎會問得這麼直接，他們沉着地回答説：“我們跟你這麼多年了，是什麼人你最清楚，我們都不是。”張發奎笑着説：“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1945年12月3日，張發奎出席並在婚禮上作了講話祝福，這打消了一些人對楊應彬和鄭黎亞身份的懷疑，緩和了楊應彬的危險處境。 ^{[3]  [5]} 

1946年1月，軍調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國民黨代表黃偉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組成的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到達廣州進行軍調工作，解決東江縱隊北撤問題。司令部的氣氛又驟然緊張起來。

楊應彬也不敢懈怠，他密切留意司令部的各種動態，空閒時就偷偷記下廣州行營的具體佈置情況，以防出什麼意外時能提供一些幫助。

一天，楊應彬在參謀處無意間看到諜報隊的一位姓甄的參謀在與其他人細聲説着什麼，楊應彬側耳細聽，果然聽到國民黨諜報隊的人已化裝成第八小組駐地的工作員，監視方方等人的一舉一動。楊應彬馬上告訴左洪濤這條消息，希望老左能儘快想辦法通知方方。左洪濤以照顧第八小組人員的生活為由，得到張發奎同意，以行營副官處代理處長的身份見到了方方，左洪濤事先準備了一張寫着“服務人員均是特務，提高警惕。”的紙條，在與方方握手時送了出去，方方會意接下了這個情報。

按照國共雙方的協定，東江縱隊將在深圳大鵬灣附近聚集，隨後北撤到山東煙台。一切似乎都談妥完畢，剛想鬆一口氣的楊應彬，很快又緊張起來。

楊應彬當時在參謀處作戰科負責分管兵力、駐地等等工作，談判剛剛結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關於兵力調遣、駐地變動的軍事調動命令，楊應彬認真仔細地看看，發現上面有蔣介石下達給張發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張發奎在我武裝部隊陸續集結之際，“聚而殲之”、“一網打盡”。

楊應彬大為震驚，深感事態嚴重，立即將蔣介石的密令及國民黨的廣州行營軍佈局情況告訴了左洪濤和何家槐，商議如何將信息儘快傳遞出去。

但此時第八小組方方等人已離開廣州，特支部成員無法直接與東江縱隊取得聯繫。緊急時刻，左洪濤猛然想到當時香港中共領導的《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在廣州，急忙找到他，委託薩空了火速趕回香港，把特急情報和國民黨廣州行營佈置情況轉告林平。林平隨之告知方方、曾生並電告周恩來、葉劍英。

周恩來、葉劍英獲悉後，一方面動員香港的進步報刊公開揭露蔣介石的陰謀，東江縱隊也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應對戰鬥的準備。

在我黨我軍有力的反擊下，蔣介石、張發奎停止了偷襲我集結部隊的陰謀計劃，我2500多名抗戰骨幹和家屬安全北撤。第二天上午上班前，左洪濤興高采烈地跑來對楊應彬説：“送到了，送到了。”楊應彬會意一笑，心裏懸着的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

東江縱隊順利北撤之後，國共和談破裂已成定局，軍統特務開始對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員進行瘋狂搜捕，特別支部成員的處境也越來越危險，此時周恩來指示特支成員見機相繼撤退廣州行營，到更需要的地方去開展工作。特支成員隨後相繼撤離。 ^[7] 

1946年秋天，左洪濤也離開了張發奎的司令部，整個特別支部就只剩下楊應彬和鄭黎亞兩人。1947年夏天，楊應彬和鄭黎亞最終也撤離廣州。 ^[3] 

1945年9月，楊應彬隨張發奎部到廣州參加了對日受降，並出版了《廣東受降記述》和《八年抗戰史料圖解》兩本重要史書。1947年8月，楊應彬夫婦奉命從廣州撤退至香港，準備參加游擊戰爭。第二年春，楊應彬奉中共香港分局指示，以分局和粵桂邊區黨委軍事特派員身份，先後到十萬大山和雷州半島，瞭解當地工作情況，協助他們開始武裝鬥爭。他成功接應陳一林的起義部隊，參加了攻打湛江，解放遂溪、廉江諸縣的戰鬥。1949年6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中國人民解放軍粵桂邊縱隊成立，楊應彬任縱隊參謀長。

1949年9月，新中國即將成立，華南分局決定讓楊應彬離開雷州半島，參加接管廣州的工作。9月底，楊應彬在大鵬灣參加教導團的工作。9月30日下午，楊應彬從香港報紙上獲知全國政協決定於10月1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舉行開國大典，還説到國旗的顏色和樣式。他親自繪製圖案，幾位女同志按圖裁剪縫製，於10月1日清晨在王母圩駐地升起了鮮豔的五星紅旗。雖是根據電訊提供的信息繪製國旗，但到廣州後發現與正式的國旗完全一樣，楊應彬“心裏非常高興”。 ^[18] 

1973年3月，楊應彬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副組長，後又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他在任上全力協助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同志落實幾項工作：一是抓好農村體制改革問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基礎上，積極倡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村出現了較好形勢；二是陪同習仲勳到清遠總結推廣工交企業關於利潤包乾提成的辦法，這個辦法兼顧了國家、企業、職工三者利益，把企業搞活了，提高了經濟效益；三是大力協助習仲勳堅決執行中央改革開放政策，為廣東爭取一些特殊政策、創辦特區，為改革開放奉獻智慧。

對於廣東最知名的中山大學，楊應彬也有淵源。他支持中大中文系辦“刊授教育”，1984年，中大中文刊授教育中心開學，全日制正規大學辦刊授在全國是首創。當時，中大中文系每年招考100人左右，加上夜大才200多人，而這次報讀刊授中心的人就數以萬計，廣州市就有3萬人之多,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成百倍地增加。

有人評價説，楊應彬按照陶行知“活到老，學到老”的思路，在廣東率先推行成人高等教育和民辦教育，使全省一大批因“文革”耽擱學業的中青年通過函授、刊授、電大、夜大等半脱產、脱產的方式接受高等教育，此舉之後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如此惠民之舉值得銘記。 ^[18] 

妻子：鄭黎亞

長子：楊小斌

次子：楊小青

三子：楊小村

四子：楊小楊 ^{[2]  [8]} 

1938年，楊應彬認識了同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戰地服務隊工作的江蘇省海門縣靈甸鎮人鄭黎亞。潛伏敵營十年期間，楊應彬和鄭黎亞結下深厚的戰鬥情誼。根據他倆約定，直到日本正式簽字投降的次日，兩人才在報上刊登訂婚啓事。 ^[6] 

建國初期，楊應彬在葉劍英領導下的廣州軍管會任副秘書長，後歷任省政府辦公廳主任，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鄭黎亞任廣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後，楊應彬和鄭黎亞仍十分關心國家與家鄉的建設和發展，關心貧困山區老百姓的生活和下一代的成長，多次向貧困山區進行捐助，累計捐款10多萬元。

晚年，楊應彬、鄭黎亞夫婦合作出版了《金華集》《東廓吟鞭》等著作。其中，《金華集》記錄了楊應彬入黨後從事革命鬥爭60年的崢嶸歲月，文集中《六十年的戰鬥歷程》一文，由楊應彬口述、鄭黎亞記錄而成。《東廓吟鞭》由鄭黎亞在年屆八十之時，用毛筆一筆一劃抄錄楊應彬的主要詩詞作品編錄而成。 ^[16]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共廣東省委原常委、秘書長，廣東省政協第五、六屆副主席、黨組書記楊應彬同志，因病於2015年7月13日14時52分在廣州逝世，享年94歲。 ^{[9]  [12]} 

楊應彬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 習近平、李克強、俞正聲、劉雲山、張高麗、汪洋、趙樂際、胡春華、朱鎔基、温家寶、張勁夫、葉選平；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常委及有關方面負責人黃華華、黃麗滿、歐廣源、林樹森；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及有關省、市、區老同志杜導正、張嶽琦；廣州軍區領導同志徐安祥、安兆慶和部隊老同志陳超；廣東省領導同志朱小丹、黃龍雲、王榮和老同志吳南生、寇慶延、朱森林、盧瑞華、高祀仁、李灝、張幗英、盧鍾鶴；習仲勳同志夫人齊心等，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楊應彬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2015年7月23日上午10時許，胡春華、朱小丹、王榮、黃華華、高祀仁、張幗英和廣東省委、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有關領導同志及老同志等，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楊應彬同志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楊應彬同志的遺體三鞠躬，並與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問。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廣東省有關地級以上市黨委、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省直、中直有關單位，駐粵部隊有關單位和楊應彬同志家鄉負責同志，前往送別或以各種方式對楊應彬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楊應彬同志生前友好及幹部羣眾代表也前往送別。 ^[10] 

楊應彬同志不但政績卓著，而且是位才華橫溢的作家、詩人，上世紀六十年代就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和黨政領導崗位上，在緊張的戰地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之暇，耕耘不止，寫下了大量的論文、散文和詩詞，出版了《小先生的遊記》、《嶺南春》、《碎磚集》、《東湖詩草》、《東山淺唱》、《東廓吟鞭》、《金華集》、《楊應彬作品選萃》、《楊應彬文集》、《楊應彬詩詞》等大量著作。

楊應彬同志長期擔任廣東省重要領導職務，是中國革命，特別是廣東省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參與者和歷史見證人，為廣東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楊應彬同志參加革命80年，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都始終牢記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黨和國家的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他熱愛祖國，對黨忠誠，忠於人民，關心同志；他心胸寬廣，勇於擔當，堅毅寬容；他勤學敏思，勤奮工作，任勞任怨，永葆革命青春；他高風亮節，光明磊落，顧全大局，善於團結同志，待人忠厚温和；他作風正派，樂觀豁達，謙虛謹慎，廉潔奉公，嚴格要求家屬子女以及身邊工作人員，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

楊應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的一生。斯人已逝，風範長存。楊應彬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優良作風和光輝業績，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楊應彬同志永垂不朽。 ^[4] 

1935年開始發表作品。196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先生的遊記》，散文集《嶺南春》，論文集《碎磚集》，詩詞集《東湖詩草》《東山淺唱》《東廓吟鞭》《金華集》(與鄭黎亞合作)、《楊應彬作品選萃》《楊應彬文集》等。

楊應彬和歐陽山、杜埃、吳有恆有“嶺南四大才子”之美譽。從20世紀三十年代起，先後出版了《小先生的遊記》、《廣東受降記述》、《八年抗戰史料圖解》、《嶺南春》、《東湖詩草》、《東山淺唱》、《春草集》、《碎磚集》、《楊應彬文集》、《東廓吟鞭》、《金華集》、《楊應彬詩詞》等十餘部著作。創作散文、詩詞、政論等多種體裁的文章130多萬字，刊印30多萬冊。1995年，楊應彬與妻子鄭黎亞合著回憶錄《金華集》，記錄兩人入黨後從事革命鬥爭60年的崢嶸歲月，是作者給抗日戰爭50週年的禮物，也是他參加革命60週年的紀念，更是這對革命伴侶、恩愛夫妻的金婚紀念冊。 ^[18] 

2013年7月22日，楊應彬革命生涯陳列室在廣東省大埔縣百侯鎮侯南村永慶堂正式掛牌揭幕。廣東省文聯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曹利祥，梅州市政協副主席張光明，深圳市警備區原副司令、著名書法家張俊煥等嘉賓，縣領導林健雄、曾昭明、鄧加光、李禮醒、李宏、張紅梅、熊華、楊竹玲以及各有關部門負責人蔘加了楊應彬革命生涯陳列室掛牌揭幕儀式。 ^[11] 

2016年6月5日，為紀念詩人、廣東中華詩詞學會創始人之一楊應彬逝世一週年，《楊應彬詩詞》首發式暨研討會在廣州東園賓館舉行。由花城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楊應彬詩詞》，以楊應彬過往出版的詩集《東湖詩草》《東山淺唱》和《東廓吟鞭》為基礎，同時收錄了不少遺漏之作，題材多樣，內容豐富，共近千餘首詩詞楹聯。 ^[15] 

2021年10月20日，楊應彬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暨詩詞書畫作品展開幕儀式在大埔縣田家炳演藝中心舉行。活動現場舉行《楊應彬百年誕辰紀念圖集》《楊應彬詩詞》贈送儀式。隨後，與會領導和嘉賓到大埔縣博物館參觀了楊應彬詩詞書畫作品展覽。據悉，此次作品展展出時間為10月20日至24日，為期5天，共展出詩詞書畫作品100幅。 ^[17] 

2023年7月5日，楊應彬故居（毓秀居）被梅州市人民政府公佈為第九批梅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