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灝

1947年10月參加革命。

1953年起，先後在國家經委、計委、建委等單位工作，曾任國務院工交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專職委員，對外經濟貿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經委秘書長。

1983年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副書記。

1985年08月，任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市長，

1986年05月，任深圳市委書記兼深圳市市長。

1993年03月，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05年12月，組建深圳特區經濟研究會，任會長。

李灝（1926年12月—），1926年12月出生於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中山大學畢業，中共黨員，高中時在高州中學就讀後來中山大學畢業，1947年10月參加革命，194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桂邊縱隊營教導員。建國後，歷任電白縣人民政府科長，國家計委農林局、國家經委農林局組第，國家建委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工交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建委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經委委員、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廣東省副省長兼深圳市市長，中共深圳市委書記，深圳市市長，中共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七屆、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李灝是上世紀80年代至九十年代鋭意改革的政府官員的代表性人物。1985年自國務院副秘書長調深圳工作的李灝，是深圳特區歷史上任期最長的市委書記。在20世紀80年代，他一手推動特區的進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進程。在歷時半年多於11月30日揭曉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相關評比中，他以高票當選人物評選最高獎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傑出人物”，並獲選“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2007年8月榮獲推動中國證券市場傑出貢獻人物。

他的改革意識和施政智慧使得深圳一直很“特區”，擔負了起改革的試點和開放的窗口雙重功能。

李灝在擔任深圳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大力推動了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建立。現任深圳市政府高級顧問，並於2005年組建深圳特區經濟研究會，任會長。曾經在1992年全程陪同鄧小平同志南巡。

任職深圳市委書記後，他力推深圳改革開放。在他的任期內，深圳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1985年頒佈了《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成立了招商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李灝還為經濟特區爭取到了最重要的資源——特區立法權。

1986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制試點的暫行規定》，一些企業根據規定進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還向社會公眾發行了股票。1988年4月1日，深圳發展銀行的股票首次開始實行櫃枱交易。這時，探索建立資本市場，特別是創辦一個股票集中交易的市場，歷史性地擺到深圳決策者的面前。

1987年7月22日，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成立。該公司是管理市屬國有資產的專門機構，是市屬國有的控股公司，具有法人資格。這是我市改革市屬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實行政企分開的大膽嘗試。

1987年9月27日，第一家證券公司——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成立。

1987年12月29日，我國第一家由國家、企業、私人三方合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開業。

1988年4月11日，深發展普通股掛牌上市買賣。

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

1991年10月31日，首家B股深南玻B公開招股。這是中國股份制企業首次發行B股。

調整隻是改革的前奏，改革才是更大的硬仗。只有突破體制障礙，推動制度創新，才能跳出“放——亂——收”的怪圈。

計劃為主還是市場調節為主？曾經爭論不休。深圳的改革試驗，就是在檢驗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是否“兼容”。李灝在接受上海《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提出，深圳的改革要朝着“按國際規則打籃球”的方向推進。“按國際規則打籃球”，有意避開了姓“社”姓“資”的爭論。既參照國際慣例，又從實際出發，走出自己的新路，這是深圳改革的重要特色。

李灝導演了一系列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戲。他説，深圳的改革，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計劃，而是在實踐中遇到問題不得不去解決，改革是被逼出來的。一些問題解決了，可為以後的改革鋪路。先易後難，步步為營，由單兵突進演變到綜合配套。深圳迎來了改革出台最為密集的黃金期。

見效最快的改革是建立外匯調劑市場。李灝上任不久，遇到著名的“特發外匯案”。深圳特發公司參與“倒賣”外匯，被中紀委派出的專案組調查，專案組準備拘捕特發公司總經理和一名副總經理。李灝瞭解案件經過後，認為深圳已在準備外匯調劑改革，特發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匯也只在自己企業內部調整，個人沒有從中牟利，不應該抓人。“特發外匯案”給李灝的震動很大：同一件事情，置於不同的政策法律環境就會有不同的解讀，就會有不同的結局。深圳特區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若不建立新的“遊戲規則”，各項工作就如同捆住手腳，無法施展。不改革外匯制度，諸如“倒匯”的問題還會發生；不建立外匯調劑市場，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是一句空話。李灝上任後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市長辦公會，有針對性地提出建立外匯調劑中心等四個機構。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這項被稱為阻力最大的改革，在深圳破冰。1987年12月1日，深圳會堂座無虛席，一場從未有過的土地拍賣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李灝陪同李鐵映、周建南、劉鴻儒等悄悄坐在後排，前來觀摩的還有參加全國市長培訓班的市長們。這一天，敲響了新中國歷史上土地拍賣“第一槌”。土地在中國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憲法》第十條第四款明確寫着：“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改革突入到禁區，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違憲”這項罪名可是不輕。李灝不是魯莽之人，在實際操作中慎之又慎。派人考察香港土地制度，幾度邀請專家學者來深圳專題研討。不僅如此，他還到北京全國人大面見彭真委員長、王漢斌秘書長，直陳土地制度的弊端。正是由於深圳的改革實踐，七屆全國人大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第十條第四款修改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住房制度改革是最費精力的一項改革。1987年，深圳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負責制定房改方案。深圳提出“提租出售”的思路，房改辦工作人員走訪了5000多人，統計出14萬個數據，經過反覆測算，廣泛徵求意見，1988年6月，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實行“雙軌三模式”：一種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決公務人員和教職工的住房問題；第二種是由市場提供商品房，房地產公司開發銷售；第三種是微利房，面向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困難職工。當時，深圳基本解決了公教人員和企業職工的住房問題，同時滿足少部分富裕起來人士的需求。但遺憾的是，這項改革制度並沒有被鞏固下來。隨着住房貨幣化、市場化潮流興起，深圳也開始“隨波逐流”，具有社會保障功能的福利房制度被取消，兩條腿走路僅剩下市場化一條。回頭看，當時的房改方案也有考慮不周的地方。比如，福利房、微利房作為週轉房，應優先由政府收購，要賣只能賣給政府，這一條沒有實行。另外，對租房的認識不夠，在當時條件下，可能還做不到“居者有其屋”，但可以朝着“居者有房住”的方向努力。

影響最為深遠的改革是產權制度改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股份化就是私有化，無人敢碰。李灝回憶説，他還在國務院工作時，曾看過一份世界銀行關於中國問題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國國企改變現狀的思路：在不觸動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實行股份制改革，把籠統的“國有”變成不同地區、不同企業持有，分割成若干個利益主體，並逐步推進員工持股。這一思路給李灝很大啓發，國企改革只能從股份制突破。1986年深圳推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這是國內最早的關於國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由此，深圳打響了國企改革的攻堅戰。國內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國內第一家股份制銀行，都在深圳誕生。深圳的改革試驗，觸到了產權問題。當時，私營企業身份不明，沒有合法地位。李灝一直在思索：為什麼連外資都可以辦企業，中國人反而不能辦？可否繞過所有制這一敏感區域開啓一扇試驗的窗口？在他的推動下，深圳市政府1987年出台《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明確指出：不僅資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標、專利、技術等可以無形資產入股辦企業，不受僱工人數的限制。深圳華為就是那時誕生的，不少中央、省裏領導慕名來華為公司參觀考察，心中都會產生一個疑問：“沒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資，華為是怎麼搞起來的？”華為老總任正非如實回答道：“我們是靠一份紅頭文件起家的。”任正非所説的“紅頭文件”，就是指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規定》。這一政策的出台，點燃了無數懷揣夢想的科技人員的創業激情。

風險最大的改革是建立證券市場。當時很多人認為資本市場就是搞資本主義，反對的聲音特別厲害。深圳市政府1988年成立資本市場領導小組，迫於壓力，後來把“資本市場”改為“證券市場”。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始“試營業”。第二年7月，深圳證券交易所補辦了開業儀式。在開業典禮上，李灝很高興地説：“今天，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正式開業，是我市在經濟、金融活動中逐步走向按國際規則打籃球所邁出的關鍵一步。”深交所開張前，股票黑市交易近乎瘋狂。在交易所開張的同時，深圳市政府發佈了取締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時調整漲停板的幅度，但沒想到帶來的後果卻是長達9個月的股市暴跌，面臨全面崩盤。深交所負責人禹國剛找到李灝，請求政府出面救市。李灝説，股市下跌，政府出手救市，最重要的是恢復股民的信心，不能再等了。李灝和市長鄭良玉、副市長張鴻義等一起商量，市政府動用兩億調節基金秘密救市。從9月7日悄然救市開始，到10月3日不足一月，股市衝出谷底，市場人氣重聚。建立證券市場，畢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缺乏經驗，管理不善，也會釀成大的風險。深圳股市“8？10”風波就是這樣發生的。李灝説，股票風波是他平生最驚心動魄的事件。作為市委書記，出了那麼大的事，對深圳特區造成那麼大的影響，他心裏很不安。好在中央支持了深圳證券市場的改革，並沒有像人們擔心的那樣關掉深交所。2007年由中國證券市場週刊發起“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傑出貢獻人物”評選活動，李灝名列十名傑出人物榜。頒給李灝獎牌上的評語是：“視野開闊，證券市場摸着石頭過河；膽識過人，開設證券交易所不惜賭烏紗。”

最費時的改革是推行社會保障制度。這項改革從1987年醖釀，經過考察、反覆論證，到1992年出台方案，前後歷時五年。過去實行供給制，保到老死，搞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不與個人貢獻掛鈎，這顯然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照搬西方，特別是高福利國家那一套辦法，寅吃卯糧，過度消費，我們也搞不起。通過考察，反覆比較，深圳社保方案參考了新加坡、智利的一些經驗，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户相結合的辦法。這項改革方案覆蓋了養老、醫療、工傷三大領域，一項改革解決了三大難題。1992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李灝和鄭良玉去北京拜訪勞動部負責同志，徵求他的意見。這位負責人爽快地説，“你們是特區，也有一定條件，你們搞這個試驗我不反對。但目前我們國家財力有限，你們這個方案恐怕還很難在全國推開”。不久，市政府就頒佈了《深圳市社會保險暫行規定》；同時頒發了《職工養老保險及住房公積金實施細則》、《職工醫療保險實施細則》。

深圳的改革需要立法權，在大力推動各項改革的同時，深圳也在積極爭取立法權。當時只有國家和省一級有立法權，授予一個經濟特區立法權，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沒有先例，其難度和阻力可想而知。李灝説，“從某種意義上説，沒有立法權就沒有改革權。”改革開放以來，深圳不斷吸引外商投資，可是卻沒有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使得外商對特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心存疑慮；另一方面，深圳特區作為改革開放試驗地，同樣也需要完善的法律體系來保駕護航。幾經周折，全國人大終於授予深圳立法權。有了立法權，意味着特區法規只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則就可以了，深圳具備了進行改革的重要條件。李灝説，“獲得立法權，這是中央對深圳最大的支持”。

李灝南下履新前夕，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尉健行找他談話，詢問有什麼困難？李灝坦率地説，很多困難通過努力都可以克服，惟獨對兩件事沒有把握，一是發行特區貨幣，一是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如何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腦海裏盤旋最多的就是這個問題。李灝在民主法制、行政體制、思想文化教育、新聞輿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大膽探索。

深圳在全國率先建立監察局。借鑑香港、新加坡的做法，1987年成立的監察局，與檢察院、反貪局不同，監察局的主要職責是“監察同級”，重點是監察市政府領導班子，從市長開始。首倡“立法、教育、辦案”的六字監察方針，把制度建設放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最後才是辦案。李灝説，與香港、新加坡不同，我們提倡預防為主，教育為主，既體現出法律的尊嚴，也體現出愛護幹部，善待同志，保證我們的事業不受大的損失。

注重新聞輿論監督，鼓勵批評報道。在1986年深圳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李灝指出，特區的新聞工作者要以主人翁精神，着重抓好三個方面工作：首先是抓好新事物的宣傳報道，熱心地為新事物鳴鑼開道，促使其茁壯成長；其次，注意抓傾向性問題的報道，善於抓住一個時期帶傾向性的問題，及時地進行批評揭露，儘可能使一些不良傾向解決在萌芽狀態；第三，要抓好典型報道，包括人和事，也包括對一些專題的調查剖析。李灝認為新聞報道要以正面報道為主，也要適當登些批評稿件，既要報喜，也要報憂。報紙不開展批評是沒有生氣的。即使是他本人或市政府的某項具體工作，如果確實做得不好，批評一下對於改進工作有好處，應該歡迎。

深圳率先在全國推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早公開招考局級幹部，對幹部的選拔和使用作了大膽嘗試，推動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對行政體制改革，深圳也做了一些探索，曾嘗試設立政務諮詢委員會、立法委員會，將決策、執行、監督有效整合。

一座城市要有高揚的精神旗幟。1986年，在全國精神文明建設經驗交流會上，深圳提出“開拓、創新、獻身”的特區精神。對“特區精神”，李灝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深圳特區是多元化的社會，可以表達多種意見，自由空間大，但不能沒有主旋律，“開拓、創新、獻身”就是主旋律。特區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既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又要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優秀成果，形成一種具有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1989年，李灝在《求是》發表《抓好法制、道德、理想教育》文章，再次闡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李灝認為，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應該從法制、道德、理想三個層面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人員來自五湖四海，人們的行為靠什麼來約束？主要靠法制。商品經濟最本質的內在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是在自由平等基礎上的競爭，要求人們尊崇誠實守信、質量至上、追求效益等觀念。理想教育是更高層次的思想教育，一個社會，需要有約束和規範人們行為的法律和道德，更需要有激勵人們前進的精神動力。這種精神動力就是人的理想。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這幾個方面都抓好了，全社會就會有良好的精神風貌，必定是一片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

李灝主政深圳8年，最令他難忘的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視察。李灝回憶道，這次小平很興奮，一路看一路講，充分肯定了深圳的發展成就。那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在深圳基本搭起來了，小平感到有抓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走得通的。他高興地説，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要敢闖，往哪裏闖？小平同志點破了中國改革的敏感禁區——市場經濟。他説出了那個著名的論斷：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李灝至今還記得那個場景，在陪同去華僑城參觀的路上，他向小平彙報説：特區經濟發展了，日子好過了，要反哺內地，1989年深圳成立了經濟合作發展基金，每年從市財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貸款方式幫助扶持貧困地區，發展造血項目。小平聽了很高興地説，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可帶動後發達地區，將來用轉移支付的方式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

“八年過去了，這次來看，深圳、珠海特區和其他一些地方，發展得這麼快，我沒有想到。看了以後，信心增加了。”小平所説的八年，正好與李灝主政深圳時期相吻合，這是對特區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李灝人生的最大褒獎。

半個多世紀的內憂外患和時代變遷，在李灝身上打下鮮明的印記。可以説，時代的滾滾洪流推動他不斷進步與成長。

李灝少年時代酷愛讀書，渴求知識，立志學到知識和本領，報效國家。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日愛國思想和民主思想在他腦海裏萌芽。李灝的家庭是一個特別的家庭。1939年、1941年，李灝的父母先後病逝，他的二姐李嘉、二姐夫梁之模和表哥鄭奎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對李灝的思想產生重要影響。從1941年開始，中共茂電信地委和電白縣黨組織就以李灝家為秘密據點開展工作， 1941年至1949年間，地區和縣領導人在此活動和隱蔽長達八年之久。

李灝1943年高中畢業後，本來打算去昆明投考西南聯大，因家庭困難籌措不來旅費，他只好在當地找事做，先後在兩個鄉村小學擔任校長。李灝先後安排中共電白縣委負責人嚴子剛及劉俊才、黎成儒擔任教導主任，學校骨幹也多是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1946年，李灝的三位親人被國民黨殘忍殺害。國難家仇，對李灝觸動很大。李灝這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在黨組織的影響和安排下，他積極配合黨組織做了許多工作。

1946年初，李灝從家鄉步行到廣州，參加了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廣西大學等院校舉行的招生考試。放榜後他驚喜地發現，所報考的學校均錄取他，並且名列前茅。李灝就近選擇了中山大學，成為農業系的一名學生，師從著名的水稻專家丁穎教授。大學期間，李灝在投身學校各種進步活動的同時，還與劉積昌、李卓儒等成立“電白留穗同學同鄉會”、“秋白社”，秘密出版《電風》、《電聲》刊物，同時多方籌款、籌物運送到茂電信游擊區。1947年他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地下學聯，194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由於李灝的身份暴露，黨組織決定讓他從學校撤出，調到粵桂邊區茂電信地區工作，從而開始了他的職業革命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在廣州期間李灝開展了對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最出色的成果就是策動陳賡桃起義。陳賡桃是李灝的一個疏堂舅父，原是國民黨正規部隊的團長，山東戰役後回廣州，任廣東保三師少將副師長兼保九團團長。李灝利用關係主動做陳賡桃的工作，吸收陳的兩個兒子參加地下學聯，共同做策反工作；乘陳招兵買馬之機，介紹一些可靠人士進入保九團。1949年10月，陳賡桃率領保九團及保十團一營共1000多人起義，茂電信一帶局面發生很大改觀。起義部隊整編後，粵桂邊縱任命李灝擔任邊縱暫二團一營教導員。

1950年，粵桂邊區全境解放，李灝從部隊調回電白縣工作，參加支援前線、民主建政、恢復經濟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先後任電白縣政府黨組成員、秘書、科長及土改工作隊長、代理區委書記等職務。

1953年，國家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需要大批技術幹部歸隊，李灝奉調北京，這一去就是32年。這個期間，李灝經歷了農業、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對外經濟貿易等不同崗位的歷練。

最初李灝被分配到國家計委工作，參加了國家“一五”計劃農村部分的調研和起草工作。1956年國家計委一分為二，李灝被分配到國家經委工作，任國家經委農業局綜合組組長。兩年後，國家經委的職能調整為主管工業、交通方面的工作，李灝的工作從農業轉到工業上。1960年李灝擔任經委領導的秘書，直至1965年。1965年3月，他調到新組建的國家建委工作，任黨組辦公室副主任。

“文革”開始後，李灝一度受到衝擊。1969年恢復黨組織生活，重新開始工作。其間，曾調到小“計委”工作一段時間，參與了第四個五年計劃第一稿的起草工作。以後，李灝又回到國家建委工作，直到“文革”結束。

1979年8月，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成立了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一個機構兩個名稱），李灝任“兩委”的副秘書長和專職委員，從事對外經濟工作。1982年，國務院各部位機構調整，他調任新組建的國家經委委員、秘書長。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李灝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副書記，組織參與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

李灝在中央機關工作，雖然只是“幕僚”，但對農業、工業、交通、建設、外經貿等都有較多瞭解，他熟悉了國家經濟運行的機制，鍛鍊了個人的工作能力，又培養了宏觀經濟觀察能力。多年積累的知識財富和工作經驗，為他日後在深圳大刀闊斧推進改革和建設奠定了基礎。

1993年4月，李灝從深圳市委書記崗位上退下，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正部級）。他分工主要抓立法工作。八屆人大期間，財經委員會負責證券法、銀行法、國有資產法、破產法、期貨交易法等10部法律起草工作和幾十部法律草案的審議工作。

2004年9月，李灝經中央批准離職休養。李灝説我幹了幾十年，年事已高，要開始做一個清閒人。其實，他離休後依然忙碌，非常關注深圳的發展。深圳建設國際化城市、特區內外一體化、深港合作、廉政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大學城建設等，都是他關心和思考的問題。

李灝離休後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對經濟特區的發展歷史進行全面的回顧和科學的總結，既對歷史負責，也啓示後人。在李灝的倡導下，經深圳市委批准，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於2005年12月正式成立，李灝擔任研究會第一任會長。他對深圳特區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曾風趣地對特區研究會的同志説，“你們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守住特區，別把特區搞丟了”。

在改革開放30年曆程中，深圳無疑是中國最傳奇的城市之一，李灝也無疑是傳奇的人物之一。2008年11月，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舉行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論壇及評選活動”，李灝被評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傑出人物和30名社會人物。這是對李灝當年改革實踐的公正評價。李灝獲悉這一消息後謙虛地説：“雖然是我個人當選，但實際是對深圳這座改革城市的肯定。”

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採取靈活措施的空間，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

深圳未來的發展，最值得重視的是與香港的合作。深港兩地的合作應有戰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國具備條件建設世界級大都會的還有京津和上海地區

“15年了，我確實很懷念小平同志！”和兩年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一樣，李灝又習慣性地揮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問題，的確讓我們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二次南巡時，李灝任職深圳市委書記。他於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區“非常時期”一度給人以“鐵腕”印象。現雖已久居二線，但他對“一都兩市”或“一都兩區”的深港一體化憧憬，對深圳經濟特區使命及前途的思考，從未停止過。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週年，作為該歷史事件的重要見證人，80歲高齡的李灝再次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如果沒有15年前的講話

《第一財經日報》：1992年小平南巡時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國內出現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等爭論。當時深圳的情況是怎樣的？作為深圳的“一把手”，您對小平南巡有着怎樣的期待？

李灝：深圳特區從建立開始到小平南巡，其間對特區的非議、反對聲音一直不斷，主要便是圍繞建立特區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特區進行的各項改革，是頂住各種壓力，冒着很大風險進行的。

這期間，我們在致力於發展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的同時，率先進行了物價、勞動工資、國有企業、外匯、證券市場、土地住房、社會保障、行政管理監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

但這些改革對或不對，期待着小平同志來檢查指導。當小平同志給予充分肯定，並斬釘截鐵地説特區姓“社”不姓“資”時，特區人真是感動得熱淚盈眶。當然，我們也想將今後要做的事，向他彙報，聽取他的指示。

由於行程比較緊張，一直沒有找到更多彙報的機會。在小平同志要離開深圳的前一天，我盤算了一下，還有幾個問題我還沒有向他彙報，於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車上向他彙報了今後的幾點打算：

第一，進一步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也就是要構建一個類似香港的自由港區；第二，搞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把第三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抓；第三，撤銷寶安縣，建立三個區，逐步推進特區內外的農村城市化。

這三個打算當場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説：“我都贊同，你大膽去幹。”如今看來，其實這幾個設想都還在逐步實踐中。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曾寄望深圳“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試敢闖”，“你們要搞快一點”。您當時是如何理解這一精神的？

李灝：我的理解是，這句話不僅是對深圳、也是對全國講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裝的是我們整個中國和人民，想早日擺脱貧窮落後的境況，早日實現現代化。他對深圳人的叮嚀，不更是對全國的期望嗎？

小平南巡並不是我請來的，我之前曾幾次請他來深圳看看他都沒來，這次我還未來得及邀請，他就主動要來了（大笑）。

深圳成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開放的實踐地，如果實踐是成功的，也就證明了他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從創建特區開始，他時刻關注着深圳每一步的發展，關注着牽動全局的試驗。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小平同志南巡及發表的重要講話關鍵解決了什麼問題？

李灝：南巡講話對全國而言，既是動力又是壓力。南巡講話後，市場經濟體制被正式寫入黨章和憲法。最重大的意義就在於用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處理好普遍政策與特殊政策之間的關係。任何一個地方，不統一不好，統得過死也不好。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果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靈活措施的空間，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假如當初中央不讓廣東、福建在改革開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許特區作改革試驗的話，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的改革開放將如何向前推進，也不會有今天的輝煌。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在深圳、珠海等地視察的企業，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湧現出大量優秀的民營企業，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李灝：深圳的確在之後的15年中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這一現象一點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當時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便已開始發生改變，國有企業在進行政企分離後，也不再佔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地位。同時，為搞活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我們還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我們對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一視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們便出台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決定，鼓勵興辦各種形式的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的發展，體制環境很重要，不是説政府下命令辦好哪個企業就能辦好。而在同樣的環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成功，還須要有一批富有才幹的管理人才和技術骨幹。這些企業能在深圳誕生，按照華為公司老總任正非的話，是因為深圳當時能為他們提供“準生證”，是因為深圳着力營造一個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土壤和環境

20年前，他們親歷了鄧小平同志南方之行，見證了“春天的故事”，20年後，他們受邀來到深圳蓮花山，與習總書記一起回顧廣東改革開放歷程，他們表示要老當益壯，“為改革開放鼓與呼”。

習近平總書記在蓮花山視察時，深圳原市委書記李灝作為陪同的四位老同志之一見證了全程。近日，李灝在深圳麒麟山療養院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採訪。

在李灝看來，習近平總書記此次來深圳視察，沒有封路，沒有安排宴請，沒有入住迎賓館，而是住在一間普通套房，吃飯也只是自助餐，這些都體現出習總書記身體力行踐行新八條規定，態度鮮明。

回憶習總書記向小平同志塑像敬獻花籃的場景，李灝無比激動，“我很幸運，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新一屆領導人視察深圳，能看到改革開放精神的傳遞與堅守。20年的路，足以證明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性，改革的步伐不能停頓”。 ^[1] 

李灝還回憶了鄧小平南巡的情景。李灝説，特區人最感謝鄧小平，如果沒有小平同志的指引、支持和信任，就沒有如今的深圳。1992年，在全國都在討論經濟特區“姓資姓社”的時候，鄧小平來到了深圳，一番談話，為深圳指明瞭發展方向。

在李灝看來，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第一站就到深圳，就是説明中國仍然要堅持鄧小平的道路，要把改革開放堅持下去。

“儘管我們的環境與20年前大不一樣了，但小平同志的講話仍然指導我們前行，經濟特區仍然要敢闖敢試，小平同志當年重視試驗田作用的做法，也應繼續引起我們的重視。”李灝説，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是一陣春風，給處在改革十字路口的廣東送來了春天的生機和活力，習近平總書記此次廣東視察像一道陽光，給轉型中的中國以前進的勇氣和力量。“我希望，南粵大地繼續當好改革開放的窗口，續寫‘春天的故事’。”

李灝認為，作為改革的先鋒城市，深圳一直在改革，改革任務仍很繁重，例如如何使人民幣國際化，如何攜手香港創建國際化城市等。而且，作為改革“試驗田”，深圳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嘗試，如財富的二次分配、遺產税等。“其實，深圳的改革空間還是很大的，畢竟中央此後再也沒有增加過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