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饋

楊存堂

楊存堂，筆名柳植，男，1934年11月29日出生於陝西省鳳翔縣的一個叫做六冢地方的農民家庭。^[1]

中文名: 楊存堂
國籍: 中國

籍貫: 陝西鳳翔
出生日期: 1934年11月29日
職稱: 教授

楊存堂基本情況

楊存堂先生

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國內知名的蘇聯史學家。長期從事世界現代史、蘇聯史的教學、研究。曾給本、專科學生、研究生、博士生講授過世界現代史、蘇聯史等課程多門，曾獲校教學質量優秀獎。主要研究蘇聯史和史學理論，曾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陝西師大學報》等權威、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60餘篇，出版了《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研究》、《蘇美冷戰中一次極限》、《世紀性的實踐》等專著，在學術界產生一定反響，一些文章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校文科學報文摘》全文轉載或觀點摘編，同時先後獲陝西省教委優秀社科成果獎2等獎、和陝西省政府優秀社科成果獎3等獎。研究課題《列寧最後思想》1983　年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曾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28、29卷，曾參加《蘇聯史綱》編著。曾任中國蘇聯歷史研究會副會長、陝西史學會副會長。

楊存堂生平

他懂事的時候，中國正處在全面抗戰之中，留在他幼小心靈中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日本飛機對寶雞的不斷轟炸和農村中流傳的中條山戰役的悲壯故事。七歲那年，被送到村莊旁邊的六冢小學讀書。這個學校原是一所半私塾式的學堂，後來改建成中心小學。那個年代，農村生活十分艱難，連小學生的課本都買不到，只有借高年級用過的，還不能人手一冊。會寫字以後，經常在課堂上照着老師的板書抄課文。小學五年級暑假的一天，他和幾個同學到鳳翔縣城，發現到處張燈結綵，鞭炮陣陣，這才知道抗戰勝利了。小學畢業後，家境貧困，上不起普通中學，便考進了有學生津貼的鳳翔師範學校。這時，又逢國共內戰，國統區抓兵徵糧，學校裏常鬧學潮，鳳翔又處於雙方激烈爭奪的地區，經歷兩次解放。中學生活基本上也是在激烈動盪的環境中度過的。

1949年鳳翔第二次解放後，新政權建立。不少教師學生參軍、參幹，致使小學老師缺員，1950年8月，年齡不大的他被派到鳳翔縣西街小學任教，1952年2月，又調到鳳翔師範附小，是一位小有名氣的音樂教師。4年的小學工作，奠定了他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的基礎。在擔負繁重教學和社會活動的同時，自修了自己未完成的高中課程。1954年考入西安師範學院歷史系學習。在大學學習的幾年，是他成長過程的重要階段，不僅學習了系統的專業知識，而且入了黨，在各種政治和社會活動中虔誠激進，衝撞陶冶，也犯了一些左的錯誤，留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大學畢業後留在歷史系，先擔任行政工作，後轉為世界史教研室的助教。從1960年底到1963年底，跟胡錫年先生讀完世界現代史研究生課程，結業時寫的關於蘇聯裁軍問題的論文曾在全校學術大會上作了報告。

“文革”以前，師範院校以教學為主，對青年教師要求很嚴，要經過長時間認真備課，寫好講稿，取得指導教師認可後，方能逐步走上課堂。經過幾年的努力，開始上課了，卻碰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1964年去宜君縣參加農村社教，1965年又參加西安市的城市社教，接着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十幾年，不只荒廢了正值黃金年華的旺盛精力，而且“文革”中幾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不過，經歷是個人的寶貴財富，經過這些折騰和磨練，不僅使他變得理智和成熟了，而且對未來的為人和研究工作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文革”晚期，學校成立了寫作組，開始由郭琦領頭，楊存堂和歷史系的孫達人、何清谷、中文系的寇效信、政教系的陳俊民等都曾先後參加。陝西師大的文科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視，校寫作組曾幾次被邀到《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寫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打倒“四人幫”以後，寫作組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正確對待知識分子》一文，是“文革”後在全國首先提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文章。楊存堂就是那篇文章的主要執筆者之一。在歷史學科，搞世界史比搞中國史要難，不僅有語言文字的難關，而且在國內能看到的資料也極為有限，當時又很少有出國留學的機會。眼看着搞中國史的同事不斷出成果，他卻被外語和資料攔着路，因此曾對堅持自己的專業產生動搖。就在校寫作組期間，由於要配合政治任務，便同孫達人、何清谷等一起寫有關評論秦始皇、呂后及其他中國歷史問題的文章，這使他對中國史的研究發生了興趣，一度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這一改變似乎也行之有效，竟然在《歷史研究》等雜誌上發表了幾篇受到國內學者注意的中國古代史的文章。後來還是回到了自己本來的專業上。

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他被任命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由於1957年以來的極左思潮打亂了正常的教學和學術規律，困難時期又把大批青年教師下放，“文革”中個別老教師被迫害致死，世界史的教學與科研力量受到很大損失。在世界史教研室的恢復和振興工作中，他一方面抓教師隊伍的補充，恢復和健全正常的教學工作；另一方面則確定世界史的科研方向，以提高學科的學術水平。胡錫年先生擅長日本史，1978年學校招收第一屆碩士生時，他就爭取給胡先生招收了日本史研究生。為世界史思考的另一個科研點就是蘇聯史。要為改革開放提供歷史借鑑，就必須重新認真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郭琦副校長在“文革”前曾為學校的科研提出“出潼關、上北京”的口號，意思是要追趕省內和國內的先進水平。蘇聯史是解放後才有的新學科，全國各校的處境、水平差不多，校圖書館保存有比較豐富的俄文資料，因此，他覺得，只要組織一批力量，下功夫研究，就能在這一學科爭取到國內的發言權。想好這一點後，他給李綿校長寫了一份報告，請求在歷史系建立蘇聯史研究室。李校長聽了彙報後，表示支持，並叫教務處的領導給予具體幫助。

建立蘇聯史研究室的想法得到領導首肯，但當時教研室從事蘇聯史研究的只有楊存堂一人。在這種情況下，他從三方面着手：第一，收攬人才，人才是研究室能否存在的基礎。可這方面國內的人才很少，即使有也是各單位的骨幹，難以調來。所以就決定招收研究生，自己培養。當時楊存堂系講師職稱，沒有資格招收研究生，他就動員“文革”後期同自己一起寫《赫魯曉夫傳》的朱本源老先生，1978年在朱先生的名下招收了兩名蘇聯史研究生。1982年楊存堂晉為副教授，取得招生資格，蘇聯史研究生就一直招下去，先後培養了十來屆20名碩士生。這不但解決了蘇聯史研究室的人員問題，同時也為國內其它院校和單位提供了這方面的人才。第二，創辦《蘇聯歷史問題》雜誌。要開展這一學科的研究，必須有自己的學術陣地，發表研究成果，同國內學者建立聯繫和交流。在教務處領導的支持下，1978年出刊了《蘇聯歷史譯文輯》，先刊登多年來被忽視了的重要資料和國外的研究論文。這個刊物一出現就受到國內同行的歡迎。1982年改為《蘇聯歷史問題》，面向全國內部發行。因為它是國內僅有的反映蘇聯歷史研究狀況的專業刊物，很快就招徠國內研究者的關注和投稿。辦一份雜誌不容易，研究室並沒有專業編輯人員，就靠幾個教學和研究人員在業餘加班加點，艱苦奮鬥。為了集中全部精力於蘇聯史學科的建設，楊存堂辭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職務，只擔任蘇聯史研究室主任和雜誌的主編。雜誌確實帶動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養，參加過編輯本雜誌的幾位年輕教師的研究水平提高很快，後來，葛新生還被調到世界歷史研究所做《世界歷史》雜誌的編輯。圍繞《蘇聯歷史問題》雜誌，研究室同全國的蘇聯史研究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雜誌在全國的世界史和蘇聯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份內部發行的刊物，在1992年竟被評為全國史學類的核心刊物。遺憾的是，由於經費困難，1993年被迫終刊。從創刊到終刊共出刊50多期，它不僅是我校學術史上的一項紀錄，而且也是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進程中的一份記錄，至今許多人還念念不忘。第三，組織力量，潛心研究。由於培養研究生、創辦雜誌，蘇聯史研究室逐漸積累了一定的力量，到90年代初，已經有了一支年齡分佈合理的梯隊。這支隊伍的研究成果，在各次會議上的發言，受到國內同行的重視。隨着研究室的發展和壯大以及《蘇聯歷史問題》影響的不斷擴大，陝西師大便成為國內公認的蘇聯史研究中心之一。因此，1984年我校就成為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的發起和籌備單位之一。1985年由我校籌辦在西安召開了成立大會，楊存堂被選為研究會副秘書長，後來擔任了副會長（退休後卸職）。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的十週年、二十週年學術討論會都在我校召開。

楊存堂在主編雜誌、擔負教學任務的同時抓緊研究，寫了不少在學科中有獨到見解、對國家改革事業提供有益借鑑的文章，例如，《在小生產佔優勢的國家怎樣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關於赫魯曉夫主義及其社會歷史根源》、《十月革命與歷史的選擇性》、《農業集體化的理論與農民經濟的歷史命運》、《1917年俄國革命的原因與後果的相悖現象》等，受國內世界史、蘇聯史學界的重視。楊存堂還應邀參加了全國協作項目《蘇聯史綱》的撰寫工作。198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專著《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研究》。1988年晉為教授職稱。楊存堂的研究成果曾兩次獲得陝西省社會科學優秀獎。他曾擔任陝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

楊存堂並未輕視教學工作，先後給本科學生上基礎課世界現代史和選修課蘇聯史、當代社會主義等課程，獲得學校第一屆教學質量優秀獎。

1996年退休後，在堅持帶完自己的研究生的同時，又投身於一項新的工程。歷史檔案是研究歷史最重要的依據和資料。還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後期，蘇聯當局就開始逐步解密了一些國家和黨的檔案。作為蘇聯史的研究者，他深知收集利用這些檔案的重要性，在《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上就刊登過一些檔案。蘇聯解體後，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走完一個過程，這是研究蘇聯歷史的大好時機，世界範圍內出現了研究蘇聯史的新高潮。正好，蘇聯時期的歷史檔案大量解秘。不僅俄國國內的學者抓緊時機，利用這些檔案，而且其他大國也在爭先恐後地從俄羅斯購買、複印這些檔案，在自己國家大量翻譯和出版。但是，我國國內的研究單位大都經費不足，沒有能力翻譯出版這些重要資料。正當研究蘇聯歷史的學者對這種局面一籌莫展的時候，青年學者沈志華在前些年的商業大潮中掙了一筆錢，願意拿出100萬元來幹這件事。包括楊存堂在內的國內幾位年齡大的蘇聯史學者深受感動，便踴躍地參加了這一工作。沈志華成立一個機構，僱傭了幾個資料員和計算機操作員。把從俄國的各種雜誌上、俄國國家檔案館、其他國家研究機構收集和複印到的檔案，組織俄語人才進行翻譯，然後由這些研究人員分頭校對、整理、編輯和註釋。這件事整整幹了6年。後來這一工程被收到社會科學院，列為該院的一項重要項目。為了適應這一工作的需要，楊存堂自己買了電腦，不顧自己年老心拙手笨，硬是學會電腦操作。這些年，他還利用手中的檔案資料撰寫了幾篇文章和《美蘇冷戰中的一次極限——加勒比海導彈危機》一書。在2004年70歲的時候，為了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一總結，編輯了《世紀性的實踐》文集，同國內其他三位蘇聯史學者的文集一起被冠名《中國史家論蘇聯四種》，2005年出版。這套書集中了四位作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已被許多學校作為蘇聯史博士生的必讀書。

檔案出版後，楊存堂和編輯檔案的幾位學者又開始了一項新的工作——撰寫多卷本的蘇聯史。2004年1月楊存堂被校學位委員會列為博士導師，現在還帶着一個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