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千里

1933年10月12日，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童年隨父母到江西省九江市生活，先在廣昌縣白水鎮第三區中心小學、後入南昌省立第一中學、九江同文中學讀書。

1950年8月-1951年1月 在南京大學電機系學習。

1951年1月-1956年7月 在張家口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初期稱“軍委工程學校一部”，1955年12月後改稱通信學院）學習。

1956年6月 授予上尉軍銜。

1956年7月-1969年11月 任通信學院、通信兵學院、軍事電信工程學院、通信兵工程學院教員（張家口，西安，重慶）。

1969年11月-1971年5月 通信兵五七幹校（許昌）學員。

1971年5月-1980年2月 任通信兵第十九研究院科技部工程師。

1980年2月-1982年7月 任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部副總工程師。

1982年7月-1984年1月 任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處處長。

1984年1月-1991年7月 任總參謀部通信部副部長（分管科研、裝備、訓練），兼任總參謀部通信部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總參謀部通信專業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主任，總參謀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

1988年9月 授予少將軍銜。

1991年7月-2000年12月 任總參謀部第61研究所研究員，兼任軍事通信衞星工程副總設計師、應用系統總設計師，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通信學會常務理事。 ^[2] 

參加了我國第一代同步通信衞星通訊系統的設計和試驗。曾二十餘次隨團或率團出訪東歐、西歐、北美、日本等國，協調與有關國家共同進行衞星通信試驗。

被北京大學等10餘所大學特聘為兼職教授與博士生導師，並被中國證監會、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中國衞星通信廣播集團等多個單位特聘為顧問或技術專家。

2020年3月11日凌晨，楊千里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1] 

兼任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專家組成員，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通信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防通信技術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政協委員，還兼任衞星有效載荷專業組成員，衞星應用專業組成員，軍用儀表專業組成員，多所大學和研究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跨國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高級會員、北京分會執行主席。

他主持的“國防通信網建設理論與應用研究”項目，1997年獲軍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999年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牽頭承擔的“國防通信網建設研究”項目，199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1999年，被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主持的軍事通信衞星應用系統項目，2001年獲軍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還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和國防科工委授予“軍三星工程研製建設先進個人”。

流星餘跡通信，是利用流星穿過大氣層時形成的短暫電離痕跡對無線電波的反射或散射實現的遠距離通信，生存能力強，抗毀性強，20世紀50年代末受到各國軍方注意。1960年，西安軍事電信工程學院承擔了流星餘跡通信研究項目，楊千里參加了該項研究，主要負責流星餘跡通信系統總體設計、各分系統技術指標要求制定、系統總聯試以及實驗電路的通信試驗。他擬製的流星餘跡通信系統技術論證報告、流星餘跡通信系統總體設計及分系統指標報告，成為該項目開展研究的重要依據。他參與組織翻譯的1957年和1958年美國PIRE雜誌刊載的關於流星餘跡通信系統文集，在該項目研究中發揮了重要參考作用。

1960～1961年，他牽頭建立中國第一條1000多km流星餘跡通信試驗電路時，同項目組其他人員一起，進行了大量的試驗、測試、統計、分析，掌握了流星餘跡電離強度、對電磁波散射或鏡面反射的機理，隨季節及晝夜的變化規律。他提出的利用主信號定值定時截尾的技術構想和利用突發Es層提高通信時效等建議，解決了流星電離信號尾部強烈起伏振盪所引起的誤碼問題，有效地改進了系統性能。試驗結束時，他執筆撰寫了流星餘跡通信系統試驗總結報告。他參與的對流星餘跡通信進行的早期探索，為西安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後來深入研究並取得重要成果奠定了一定基礎。

1974年，經毛澤東主席批准、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中國第一代同步通信衞星工程正式啓動。該工程規模大、技術新、涉及面廣、組成複雜，包括電視、廣播、傳真、模擬話、數字話以及各種速率的電報等多種業務，包含海用、陸用和固定、移動等多種站型。1974年底，楊千里參加該工程的通信系統研製工作，完成的工程總體技術方案和系統聯試方案及計劃等文件，成為指導工程建設的依據。在總體方案擬製、論證和優化設計中，為解決衞星轉發器非線性交調的計算機模擬與實測等問題，他參與研製出了各載波的數學模型。為充分利用轉發器容量，他建議利用轉發器寬、窄帶之間的頻率資源，使一個轉發器在滿足交擾調製指標的基礎上，容納更多數字羣路載波，實現了容量的充分利用。在衞星功率較小情況下，他提出採用門限擴展解調的方法改善了電視接收效果。在組織指導全系統聯調期間，他既參與系統操作、設備連接、問題及結果分析等工作，又組織第一批國產衞星地球站的設備安裝與技術協調，及時解決了昆明站的常温參放噪聲温度不均勻、烏魯木齊站15m玻璃鋼天線面板安裝精度低及波導損耗大等問題。在組織通信系統第一次地面聯試時，他負責擬定計劃和方案，組織培訓聯試人員，經過反覆測試和分析，證明地面通信系統達到設計要求。

1977年，在研製第一代同步衞星通信系統的同時，楊千里參與簽訂了關於中國與西德合作利用德法研製的“交響樂”衞星進行通信試驗的協議，並被指定為中方技術總協調人。回國後，他組織編制了“交響樂”衞星試驗總體技術方案和實施計劃，組織協調國內各方展開試驗準備，確定試驗站址和地球站站型。1978年起，他組織各類地球站利用“交響樂”衞星進行星地大聯試。聯試中，他親自測試、分析地球站的性能指標，發現問題就組織有關技術人員逐一解決。先後完成了電視、話音、數據信號的傳輸與測試，對比分析了不同天線口徑地球站的電視接收質量，經飛行銫鐘法對比測試，證明中國計量科學院參加試驗的衞星雙向時延抵消法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驗證了中國高教部幾所大學的衞星電教試驗技術方案先進可行，首次使用中國剛建成的3個大型衞星地球站，通過“交響樂”衞星對西德開通了電視會議。試驗期間，他還利用“交響樂”衞星傳輸的衞星信號，進行了信號起伏規律及電離層影響的研究，得出法拉第效應並非主要因素，而低仰角大氣湍流影響信號起伏是主要因素的結論，還驗證了小型機動站衞星大環路校頻等先進技術。不但證明中國自行研製的大、中、小型地球站的衞星通信設備達到國際水平，也為中國通信衞星的研製、生產、使用培養了一批技術骨幹。該項試驗榮獲國防工業重大改進一等獎。1980年1月，他率領中國“交響樂”衞星試驗代表團赴西柏林參加國際“交響樂”衞星試驗總結大會時，宣讀了題為《“交響樂”衞星試驗在中國》和《“交響樂”衞星試驗中的信號起伏分析》等論文，獲得與會專家的高度評價。

1984年4月8日，中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衞星發射成功。楊千里組織已建成的幾個衞星通信地球站迅速捕獲到衞星信號。由於前期系統聯調和利用“交響樂”衞星進行星地大聯試的基礎紮實，中國第一代同步衞星通信系統很快轉入實用階段，並擔負了向邊遠地區傳輸電視、廣播、報紙版型等重要任務。在此基礎上，他又投入到中國同步衞星通信系統的續建工程之中，經過10年的不懈努力，參與指導建成大、中、小型地球站800多個，為基本建成中國同步衞星通信系統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80年代末，為做好打贏未來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準備，切實增強戰場機動通信能力，中央軍委決定建立軍事衞星通信系統。楊千里受命主持軍事衞星通信系統的立項、綜合論證、型號研製和總體技術指標及方案的制訂與協調，相繼擔任應用系統總師和工程副總師。

擔任應用系統總師期間，他主持進行了該系統總體技術方案與指標的制定、協調，審定各類地球站的技術方案和指標，制定全系統工程的標準，模擬優化系統信令的可靠性和容量配置，組織進行了多次星地聯試及各類地球站大聯試的技術協調工作。在應用系統的具體研製中，他力主採用使衞星通信易於實現“動中通”；採用系統設置密鑰自動分發措施，實現一字一密、一話一密，確保了通信的安全保密；採用改善衞星通信網絡管理及信道分配軟硬件平台可靠性等辦法，實現了衞星資源動態分配、隨機調度，增強了有限資源的利用率；提出增加手持式雙向數據終端、改進網管信令信號格式魯棒性等意見，確保了全系統的接通率；還運用系統工程理論，研究制定了總體規劃和各類地球站的工程標準、系統聯試大綱、軟件工程要求等規範；按照總體目標對工程的各個“節點”進行檢查評審，及時發現漏洞，確保了研製設備的性能指標和工程進度；通過計算機模擬、半實物仿真和仿真評估等方法，預測工程進展情況和工程質量情況，對工程實施科學管理，確保了各項研製任務按期完成。該應用系統投入使用後，性能達到設計要求，榮獲軍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擔任工程副總師期間，他對整個工程，尤其是運載火箭與應用系統精心指導，注重解決星地一體化抗干擾實用系統及其實用方案中的各種問題。為此，他多次召開有關該工程的抗干擾研討會、抗干擾實用系統評審會，研究確定了星地抗干擾指標。通過在地面設立一個軟件智能化終端，在星上有關係統中採用多種技術及抗干擾措施，有效地解決了抗干擾問題。他十分重視星地對接試驗。在其推動的多次星地對接試驗中，針對相位不對、信令設計不對、星上動態範圍不夠和假鎖及突發誤碼等問題，指導有關人員及時修改工程標準，修改軟件，消除了各種隱患。研製後期，在分工處理有關技術問題時，他善於傾聽各方面意見，善於科學決策，確保了整個系統運行後的性能穩定可靠。在軌測試期間，他深入測試現場，聽取彙報，認真分析測試結果，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有關問題的技術措施。他還組織各類地球站反覆進行集中、分散及全網大聯試，成功地使業務測控系統首次在地球站全面開通，為新一代軍事衞星通信系統投入使用奠定了基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