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千里

楊千里，本名錫驥後改天驥，字千里。生於清代光緒壬午八年（1882年）。這就是費孝通先生自己常説的對他影響最大的大舅父。在家中楊天驥排行老二，老大楊紉蘭。千里8歲時隨父到鎮江丹徒任所，深受楊老先生的國學薰陶，文字功底深厚。後隨父回到同裏，在家中“安雅堂書塾”繼續接受父親的教授。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年僅17歲即入泮，光緒二十八年成為優貢。1899年千里入上海南洋公學，受教於唐文治先生，1901年8月曾在東文學堂學日語，1903年民主革命者鄒容在上海愛國學社撰寫《革命軍》宣傳革命，號召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中華共和國。章炳麟為此書作序，楊千里與同鄉金松岑一起資助鄒容出版《革命軍》一書。1903年夏《蘇報》發表文章推薦鄒容的《革命軍》，並發表章炳麟駁斥康有為改良主義政見的文章，鼓吹革命。《蘇報》被封，清政府又勾結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章炳麟後把鄒容抓捕入獄，史稱《蘇報》案。血氣方剛的楊千里積極奔走參加營救章炳麟的行動。

1904年，楊千里到上海澄衷學堂執教，新的思想新的教法深受學生愛戴。胡適當年是澄衷學堂的學生，在他的《四十自述》中寫道：“澄衷的教員中，我受楊千里（天驥）先生的影響最大。”“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他出的作文題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楊千里的啓蒙，使胡適成為一個適者生存《天演論》的信奉者，他與他哥哥商量“將自己的名字‘胡洪騂’改為‘胡適'，字適之。”

1904年2月25日蔡元培任主筆的《俄事警聞》停刊，楊千里積極參加重組的報刊編輯班子。停刊的第二天即以《警鐘日報》繼續出版，刊登揭露英、法、德等帝國主義侵凌中國主權的事實並加以抨擊的文章，特別重視清政府外交情況的報導。1905年3月《警鐘日報》被封。當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蔡元培參加了同盟會並任上海分會會長，楊千里參加了同盟會。

1909年楊千里，幫助於右任、範光啓創辦《民呼日報》，以揭露清王朝的腐敗，鼓吹民主革命，“大聲疾呼為民請命”為宗旨，有通訊、言論、紀事、叢錄等欄目。5月15日創刊號出版，清廷視《民呼日報》為眼中釘，8月14日即與租界當局勾結，強行封閉，前後共出了報紙92期。後又創《民籲日報》。1909年11月陳去病發起成立“南社”，楊千里也加入了南社，未填入社書，柳亞子將其入社號定為“六六”，而“66”號為費公直。

1910年10月又參加創辦《民立報》，激烈攻擊清政府，報導各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動態，宣傳政治主張。

楊千里在《民呼報》，《民籲報》與《民立報》均任編輯，自己以駿公、東方、楊東方、六一翁等筆名發表文章。在民立報社他是中堅，葉楚傖進民立報社就是楊千里所推薦的。這段時間裏，楊千里與于右任、陳其美、宋教仁等結成了莫逆之交，他是上海著名的報人與新聞記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鼓吹者，著名的革命黨人。清政府到處搜捕革命黨人，楊千里屬於重點搜捕對象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上海革命黨人積極響應。在陳其美率領下革命黨人攻打江南製造總局，楊千里積極參與行動。在攻佔江南製造總局後，總辦張楚寶逃跑。陳其美將繳獲的張的黃漆馬車贈給楊千里，從此楊千里乘坐此馬車到報社上班。

此後楊千里曾一度主筆《申報》，後到美國人福開森辦的《新聞報》擔任主筆。福開森一派傲然的老闆派頭，楊千里看不慣這種霸道與之針鋒相對，福開森揚言要撤楊千里的職，千里昂然而去。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千里一度離滬去湖南湘岸榷運局任稽核官。不久即去北京，任教育部、外交部、司法部秘書、參事等職務，前後共4年時間。

1917年7月，爆發第一次護法戰爭，孫中山先生準備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派遣錢剛（滌根）到上海，組織國會護法議員前往廣州。由王寵惠等聯絡楊千里南下廣州，加入中國國民黨，任護法國會參議員。千里民國9年（1920年）又到北京政府國務院任秘書。民國10年（1921年）太平洋會議召開，任中國代表團諮議出席會議。會議自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由英、美、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國九國參加，會議實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列強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所簽訂的《九國公約》是使中國處於被列強掠奪的地位，楊千里當時是諮議，屬顧問僱員身份。

1923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粵軍將領的邀迎下，從上海到廣州，3月2日成立大元帥大本營。北洋政府於3月20日任命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這是軍閥吳佩孚、曹錕等迫內閣總理張紹曾下的令。張紹曾還以內閣全體名義，派王寵惠與楊千里二人持函到廣州見孫中山先生。函中勸中山先生取消大元帥名義北上合作。楊千里、王寵惠是老國民黨員，他倆到了廣州，在中山先生的大元帥大本營中供職，使吳佩孚等人的打算全部落空。此後楊千里就擔任王寵惠的秘書。

民國14年（1925年），由曾孟樸推薦千里先生任無錫縣縣長，楊千里積極參與葉楚傖等人的革命活動，奔走“蘇浙皖三省聯合自治”，反對北洋軍閥孫傳芳的專制統治，被孫傳芳列入拘捕暗殺的對象之一，進行搜捕。民國16年1月同鄉錢剛（滌根）在上海組織軍隊準備配合北伐大軍，事泄被駐滬直係軍閥李寶璋捕殺。楊千里亦被李寶璋的流氓暗殺隊所跟蹤，暗殺隊攜槍在交通要道和楊家寓所附近頻繁活動，情勢危急。楊千里陪伴老父敦頤先生，佯病躲藏於法租界廣慈醫院，10天過後租界當局與院方對他們警告，限他們出院。千里無奈喬裝由上海乘夜船回到吳江家鄉，再到浙江，與北伐軍21師嚴重部會合。嚴重部進攻江蘇，民國16年（1927年）3月19日到達松陵，擊潰孫傳芳的兩個混成團。在松陵鎮成立吳江縣臨時行政委員會，推舉楊千里任主席，下設民政、財政、公安、教育、實業、公益、司法七科，楊千里以其才能治理家鄉縣務，時間不長。

民國17年（1928年）1月，楊千里任國民政府交通部秘書，是年父喪。民國18年（1929年）7月楊千里又被委任為吳江縣縣長。民國20年（1931年）2月于右任出任監察院監察長，楊千里於4月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秘書、代秘書長，民國22年（1933年）2月任國民黨中央監察院監察委員。抗日戰爭期間，1938年1月25日，楊千里到香港以經濟委員會委員身份協助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吳鐵城主持港澳地區黨政工作。募集捐款，購買物資運到內地以供抗戰所需。

民國30年（1941年）12月8日，英美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楊千里先是聯絡留港抗日誌士進行潛伏，後取道東江游擊隊駐紮區先到廣西，再於1942年秋輾轉到達重慶，住在兒子楊恆的小屋裏。1942年10月吳江同鄉為抗日誌士王祖壎病逝舉行公祭，楊千里與旅渝同鄉一起在小什字羅漢寺設祭，並出《哀思錄》，千里賦詩六首，其最後一首為：“魯戈他日刺亡秦，不見風流藴藉人。里社若論私諡例，待書佳傳勒貞珉。”楊千里第二次當吳江縣長時王祖勳為第一區區長，兩人交往密切，楊在詩中説：“百里分榆手自栽，當年佐治費君才。垂虹浮玉重回首，十道琅環俱成灰。”對當年的友情，家鄉淪陷的悲切，溢於言表。其後，楊千里還為家鄉鈕善、鈕駿父子因抗日而被鬼子所殺撰寫《善駿堂記》刻碑以作紀念。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楊千里從重慶回來居住在上海寓所，該寓所是其弟楊錫鏐設計建造的花園洋房（後上海市紡織醫院），在愚園路668弄311號，後搬到鎮寧路。雖然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但熱心公益事業，為民伸張正義的秉性不改當年。1946年8月吳江旅滬同鄉會獲准恢復活動，修訂會章並定名為“吳江縣旅滬同鄉會”，設立理事會，公推楊千里為理事長，由毛嘯岑等6人為常務理事，嚴寶禮、範煙橋、唐炳麟等18人為理事。會址設在上海市吳江路75號。擔任理事者都是“素孚鄉望者”、“在各界名望素著者”，任職者都無薪酬為義務職務。千里擔任理事長時，同鄉會會員有350多名。同鄉會除在旅滬人員中互幫之外，還積極關心參與家鄉地方政事。1946年10月吳江縣召開臨時參議會第二屆全體會議，同鄉會提交了《為開發地利疏通物資起見，請本縣參議會發起組織吳江企業公司，經營育蠶制種繅絲織綢及運銷米麥等土產。請公決案》，結果此提案被採納，並議請同鄉會領導發起組織。

同鄉會關心地方教育事業發展。1947年倡議並資助同裏鎮創設“仁美中學”。由楊千里發起，範煙橋具體負責，聘請嚴寶禮、任傳榜、費樸安、薛天遊、錢自嚴為董事，楊千里任董事會主任，聘費家騂為校長，學校於1947年秋季開學招生。學校經費由楊千里為首的董事會籌措，任課教師月薪大米2石左右，遠遠高於公辦學校，吸引了不少公辦學校教師的加入，學校得到很大發展。民國37年（1948年）校董會集資建“念修樓”，鄉人鄒伯儒捐部分祖上遺產購買一批古籍，在唸修樓裏辦起了“伯儒圖書館”，館內藏有古籍近萬冊。在同鄉會的扶持下，同里仁美中學呈現興旺發達的局面。

1947年6月，吳江同裏發生南濠弄小學教師鄒月娥遭5名國民黨軍官輪姦致死的慘案。當地民眾義憤填膺，罷市罷課，以示抗議，強烈要求嚴懲兇手。同鄉會聞訊後，楊千里召集理事商議，大家一致認為要堅決聲援家鄉民眾，多方設法要求政府當局嚴懲兇手，態度非常堅決，迅速行動。電函吳江縣政府、江蘇省民政廳。又電呈國府，力主正義。嗣後輾轉逕呈主席，奉諭嚴懲。省民政廳、教育廳及國防部派員到吳江同裏查處案件。最後鄒月娥慘案的5名兇犯被判正法。這顯然與同鄉會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吳江旅滬同鄉會的作為，在原籍人民心中的威望頗高。有吳江當地人告發惡霸，不直接向吳江當地政府告發，而轉請同鄉會幫助上告。如1946年11月北厙楊姓居民告發鎮長費希純巧立名目橫徵暴斂，濫用職權羈押不同意假名多徵的百姓，函請吳江旅滬同鄉會幫助上告。同鄉會即函告吳江縣政府：“北厙鎮長多攤收白米事”，費即被查免職。1948年同裏鄉5名農民聯名函告同鄉會：“石泓鄉第拾保李姓保長，借職務之便，浮收經費中飽私囊，設賭局誘賭，從中抽頭漁利，致有人虧負巨大而自殺”，要求同鄉會轉請吳江縣政府查辦。這種曲線告狀，正説明楊千里和他領導的旅滬同鄉會，為民伸張正義，深受家鄉人民認同。同鄉會一直存在到解放初期自行解散。

楊千里在上海這段時間內並無公職，家中給用主要由弟楊錫鏐承擔。楊千里除在家為人治印，書寫對聯賣字外，也曾在私人所開的魚行中擔任秘書，以工薪補給家用。

解放後，楊千里經吳藝五柳亞子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曾擔任上海市徐彙區政協委員，受聘華東文物管理委員會特約顧問。1958年12月27日因患腦溢血，在上海愚園路寓所去世，終年78歲。 ^[1] 

楊千里早年供事於報界，在報上以“東方”等筆名發表過大量時論文章，已出版的著作有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簡易修身課本》，1908年明明學社出版的《王陽明之歷史譚》以及《繭廬吟草》、《繭廬長短句》、《繭廬印痕》，與于右任合作《草書千字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