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鐵君

梁鐵君（1857—1906），廣東佛山人，少時好擊劍遊俠，後折節讀書，研習佛學和王陽明學説。長期在梧州經營鹽業，傾力接濟維新黨人。

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視光緒為聖主，自然視慈禧為反面，對於爭取慈禧的支持，幾乎不抱希望，也全未作出努力。因此慈禧在政變後曾悻悻然地説：“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找我？”到了兩派矛盾不可調和，形勢箭在弦上時，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決定請袁世凱勤王，實行“圍園殺後”的計劃。袁世凱認為這一計劃異想天開，，自然不會從命。因此，慈禧恨康有為、梁啓超入骨，完全合乎情理。

慈禧視出亡的康有為、梁啓超為心腹大患，當時就令接任黃遵憲任駐日公使的李盛鐸設法綁架之，重施幾年前在倫敦綁架孫中山的故伎，康有為聞訊，不敢前往日本，滿清政府計劃遂落空。翌年7月，她派劉學洵、慶寬等人以考察商務名義赴日，以引渡康有為為結盟的交換條件，此舉又不成。11月，李鴻章奉密旨“除康”，令劉學洵利用孫中山誘捕康有為，孫中山對此不置可否。12月，滿清政府發佈上諭，通令沿海各地督撫懸以重賞，公開鼓勵士民緝拿或處死康有為、梁啓超。次年，朝廷再發上諭，將賞銀十萬兩提存上海道庫，以示信用，且表示若不願領賞，則可授予官階。以上種種，導致康有為、梁啓超在海外的活動危機四伏，障礙重重。因此，康有為決定暗殺慈禧的。

康有為拈出兩條作為刺殺行為的合理依據，一是宣稱慈禧是變法失敗的罪魁禍首，二是指出惟有剷除慈禧、榮祿，光緒才能重見天日。他最初寄希望於日本武士，友人宮崎寅藏嚴正地指出，寄望外人是懦夫的表現。宮崎當面怒斥康門弟子若不能振作，則將與乃師困守海外，終生無所作為。受此刺激，康門弟子陳士廉和梁鐵君決心捨身取義，即日啓程進京。但不知何故，梁鐵君剛到天津即折回，陳士廉隻身入京，徜徉多日，亦無功而返。此後兩年內，陳士廉、麥孟華、劉楨鱗、羅潤南等人，又策劃了多次針對慈禧和容祿的刺殺計劃，刺客多選擇綠林豪傑或華僑志士。綠林豪傑如廣東南海巨盜區新，曾入京謀刺大臣；華僑志士如加拿大維多利亞華僑關炳，為招募刺客以刺殺榮祿，為戊戌六君子報仇，不惜變賣祖業，傾家蕩產。然這些行動，均因京師戒備森嚴而無一成功。

李鴻章任兩廣總督期間，奉旨嚴查保皇會黨，而保皇會恰以廣東為起兵勤王的發難之地。衝突之下，康、梁亦將李鴻章及其重要幕僚劉學洵視為刺殺對象。又由於康、梁認為李鴻章尚有利用價值，甚至希望在取粵之後，立之為傀儡；而劉學洵與康有為早有仇隙，曾奉旨與日本談判除康，又在廣東掘了康的祖墳，仇怨已深不可解，且劉在廣東有錢糧軍械大權，對保皇會軍事行動究查最力，故康有為、梁啓超將劉學洵鎖定為刺殺目標。然陳士廉、麥孟華等人經營此事，數月之內，毫無進展。梁啓超既亟盼劉氏殞命，又苦於經費日絀，對陳、麥等人大加責備。1900年4月24日，終於發生刺劉之事。當時劉從澳門回省，甫登岸上，即被刺客迎面以手槍擊中胸側。因為劉穿衣甚厚，且傷非要害，故止入肉三分許，雖血流不止，卒不及命。

撲滅自立軍起義、殺害唐才常的張之洞也一度成為康有為、梁啓超的暗殺對象，但這些暗殺都只是插曲，康有為、梁啓超之志仍在北京。由於陳士廉等人長期無所作為，康、梁不免英雄氣短，竟又打起日本武士的主意。先是羅孝高提出以重金募日人為荊軻、聶政，梁啓超馬上報以積極迴應，康有為亦照準撥款。適唐才常擬舉事於江淮之間，康有為、梁啓超即令募得的日人田野桔次率海賊三十餘人進京暗殺慈禧，以為軍事行動之配合。不料出發前，這個日本人忽然身患重病，卒不能成行。

1904年，康有為令最親信之梁鐵君全面負責此事，挑選精英，制訂計劃。梁鐵君，出生於1857年，長康有為一歲。長期在廣西梧州經營鹽業，家境殷富。梁鐵君身材魁偉，不似粵人，好讀書擊劍，有豪俠氣。他與康有為同在嶺南大儒朱九江門牆之列，是師兄弟，彼此十分推重。梁鐵君是康有為身邊最親近的人，此次刺殺由梁啓超主持，足見康有為對此事之決心與重視。梁鐵君攜陳默庵、樑子剛入京準備，羅璞士稍後亦往，由梁鐵君和陳默庵為一組，樑子剛和羅璞士為一組，兵分兩路，互相配合。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戊戌政變後梁鐵君第三次秘密進京。第一次是政變後不久，他與陳士廉受宮崎寅藏的激勵，進京行刺慈禧、榮祿，但他到天津便折回，因此實際上並未入京；第二次是1900年，他奉康有為之命，潛入北京尋找康廣仁遺骨，終在北京宣外南下窪龍樹寺旁找到，並攜回南方，不辱使命。

此次出發之前，他們已在梁啓超寓所聯榻而居十個月之久，在心理上進了充分的準備，刺殺行動也初定於次年5月。計劃最經濟預算為一萬元，而此時的梁鐵君已是職業流亡政客，早已傾家蕩產，只好與梁啓超致電保皇會香港機關籌款，但沒有得到迴音。無奈之下，梁啓超只好將《新民叢報》社所有餘款交給梁鐵君等人用作川資，其他款項一部分後續接濟，一部分只好由行動組在北京自行解決。條件如此艱苦，大家仍躊躇滿志，梁啓超且雲：“以如此之佈置，如此之人才，實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則真天亡中國而已。”

梁鐵君等人在京開辦實業，以掩人耳目。梁鐵君辦有燈市口“吉昌”照相館和“光明”東洋車公司，樑子剛則辦有子剛花園。梁鐵君等利用這些實業，頻繁展開公關工作，與警廳、報界乃至大內太監都有密切往來。由於梁鐵君等希望能製造出威力更為強大的重量炸彈，羅璞士只好離京赴日，與宮崎寅藏磋商研究。羅璞士同時還奉命繞道廣東尋覓同道，1905年7月，他因通電泄漏在粵被捕犧牲，這對在京同志來説，損失之巨，實在難以估量。

暗殺慈禧，談何容易。梁鐵君從1904年11月潛赴北京，蹉跎近兩年之久。他在京的表現畢竟相當積極，決不似若輩之敷衍了事。羅璞士尚在京時，他們曾策劃將慈禧太后引至“洋車”或“小火輪”上，以炸彈刺之。羅離京後，此類計劃已有相當難度，似已放棄。後來，梁鐵君通過北京警廳西分廳四區區官範履祥的幫助，通過外國客郵，與康有為、徐勤等人秘密書信不斷，報告行動進展。從這些信件可知，梁鐵君在京籌措款項、設置機關、研究炸彈、尋找機會，一切均積極進行，尤其是他通過照相、教洋文及賄賂等方式結交太監姚煥卿、王漢章、馮仲平、建如、金蔚九等，對慈禧及光緒的起居、健康狀況瞭如指掌，甚至連皇帝診病的藥方都可開列齊全，足見他準備工作之艱苦精密。信中有關光緒皇帝的內容，一定令康有為心情澎湃不已，所以康有詩云：“聖主起居注，一一來報商。”

梁鐵君之被捕犧牲，系被舊交朱淇出賣，死於交友不慎、行事不密。梁鐵君在京化名吳道明，本是掩人耳目，不想天緣湊巧，一日在天津街上遇到了一位南海同鄉朱淇（字季箴）。此人曾參加過興中會，後因有“無間道”之嫌，被革命黨摒棄，後在北京創辦《北京報》（後改名《北京日報》），真實身份卻是天津警廳的偵探。他鄉遇故知，梁鐵君起初還較謹慎，但幾番契闊談諺後，終於被對方蠱惑，將真實身份和動機和盤托出。1906年8月1日，梁鐵君在致康有為的最後一封信中表示，朱淇尚不知道自己身份，擬與開誠佈公一談云云。梁鐵君之子梁元聲稱：“朱得乘間抵隙，搜出爾煦密碼電本及其他秘件，為賣友求榮地，聞爾煦在京驟爾被捕以此。”8月8日，梁即被捕。

不過，説朱淇出賣梁鐵君，到底只是時間上的推斷，並非定論。梁啓超致信康有為雲：“鐵事是否紫陽（朱熹號，此處代指朱淇）所構，今尚難斷定，然據秉三（熊希齡字）言，確是一店伴告發，似未必由紫陽也。”而據朱啓鈐雲，梁案事發，是因提督衙門偵緝隊懷疑太監與照相師（梁鐵君）交往過密而起。然而不管怎樣，總與梁鐵君行事不密有關。

天津探訪局總辦楊以德得到報告後，令人對梁鐵君嚴密盯梢。1906年8月8日夜深人靜時，梁鐵君在北京寓所被突然闖入的警員逮捕，其室內信函文件及其他物證均被當場繳獲。範履祥亦於次日被捕。二犯先在北京提督衙門受審三日後，轉至外城警廳。梁鐵君坦承真實姓名和身份，但堅決否認有刺殺動機，表示來京和交好內監，只是因為流亡黨人不忘君恩，特派同志寄跡都門打探光緒起居，實出於忠君愛國之熱忱，並無作奸犯科之惡意。範履祥則供稱，與吳道明（梁鐵君化名）在京相識，因是廣東同鄉而有往來，其他則一概不知。

然梁鐵君終於未能過審訊這一關，據刑部郎中唐烜日記所記：“該犯供認系由康南海主使，來京謀刺。”唐烜未寫明謀刺對象，應為避太后嫌。

此時正值滿清政府下詔預備立憲之際，慈禧有預備立憲息事寧人的新態度，雖然惱怒，卻不願親自幹預梁鐵君案。光緒生日（8月17日，農曆六月二十八日）前一日，百官按慣例到頤和園申祝。禮畢，京師外城巡警廳丞朱啓鈐接軍機處密札，立即親自解送梁鐵君、範履祥赴天津受審。此時，太監姚煥卿得訊，特為二人具保，自然被警方拒絕。姚本是慈禧身邊的坐更太監，慈禧大概是確信他並不知情，竟然未加嚴懲，只是把他貶到打掃處了事，並對外聲稱宮內太監並無此人。

8月24日，北洋大臣袁世凱親自提審梁、範二人，足見茲事體大。梁鐵君在堂上侃侃而談，説到緊要之處，袁世凱竟汗流滿面。審畢，將梁押送馬廠，交陸軍第四鎮；範押送滄州，交淮軍中路巡防營。二人在押期間，飲食俱頗豐盛，且可量身訂做新衣，足見官方之重視。不過樑鐵君自知不免，曾對人説，袁世凱在堂上汗流滿面，必是對我不利云云。果然，袁世凱於8月26日進京。9月1日上午10時許，第四鎮與淮軍中路巡防營便接到京中密碼急電，着將吳、範處死，限1點鐘事畢覆電。第四鎮執法官陸某知梁鐵君為豪傑之士，乃將密電示之，梁閲畢，果然索要毒藥。陸遂奔附近“生春堂“藥鋪，購得紅礬三錢，歸而研末衝開，梁鐵君一飲而盡，不料腹中不受，當即吐出。梁只好讓對方再多買五錢，如此飲下，即疼痛難忍，就地亂滾，不多時七竅流血而死。執法處覆電畢，以薄棺一口殮埋之於馬廠南圍門外亂土中，對外宣稱該犯得急症死。範履祥亦於同日被害。

慈禧的顧忌是有道理的。從逮捕到處死的細節之所以如此清楚，應歸功於著名報人彭翼仲。彭氏是最早在北京辦報的中國人，從《啓蒙畫報》、《京華日報》到《中華報》，終於大放異彩。《中華報》發行量在萬分以上，如此成功，是因為他始終不渝地追求新聞真實。對於“吳道明案”，《中華報》並不知道其背後的驚天秘密，但出於對新聞真實的追求，它還是竭盡全力探聽消息，對該案進行了跟蹤系列報導。該報甚至敢於作推測之語：“聞吳、範解津後，某內監曾派人到津具保。直督未允，亦未深究（外邊傳言將內監誘至天津歸案蓋即因此）。或雲某內監必與吳、範同日畢命矣。”《中華報》因此觸犯當朝，不日即為封禁，彭翼仲和主筆杭辛齋被捕。彭被髮配新疆，直到清朝覆亡才獲釋回京。

梁鐵君遇難的9月1日，也是滿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之日。康有為詩云：“詔書立憲日，烈俠捨生時。”康後來更賦有《哭亡友烈俠梁鐵君百韻》，繪聲繪色地描述梁鐵君當堂痛斥袁世凱的場面，所謂“袒衣罵漢奸，數罪如撞鐘”、“權奸雖梟雄，聞雷汗如漿”，委實臆造居多。實際上，梁鐵君甫逝，梁啓超即致信康有為雲：“鐵事確於吾黨前途無甚窒礙，此事本初極能迴護，令都中人若無其事者。”顯然康、梁對袁世凱沒有將梁案擴大化，是持相當感激態度的。康有為且迫不及待地想通款袁世凱與徐世昌，被梁啓超勸説乃止。直到後來，康、梁通過熊希齡向袁世凱索求贊助，被袁斷然拒絕，康有為才放棄了對袁的幻想，其哭梁罵袁之詩，也就脱口而出了。

滿清政府立憲之議已有時日，梁鐵君在被捕前，已多次致信同志，表示寧作狄仁傑，不必作駱賓王，但求成功，不必拘泥於方法，以和平手段，靜待朝廷開復云云。可見其行刺之心其實已相當淡薄。而梁鐵君等人在北京活動近兩年，花去數萬元經費，對康、梁來説，真如“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惟礙於顏面無法發作而已。今梁鐵君死，立憲詔下，康、梁權衡輕重，認為東山再起有期，則梁死“於吾黨前途無甚窒礙”，“固極可痛，然不以此牽涉全局”，“不以此牽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大有一身輕快之感。從此，康、梁完全拋棄了刺殺慈禧、光緒復辟的計劃，一心走上組織政黨、應對憲政的道路。

康有為徒有救世之志，而無救世之勇，更不具備光明磊落的品格。因為他最終要取信於滿清政府，故對保皇會往日的刺殺行動諱莫如深，甚至嫁禍與人。1909年，由廣西地方官紳與保皇派合辦之振華公司負責人劉士驥、劉義任先後被暗殺，時人皆認為康有為、梁啓超、徐勤嫌疑最大。康有為、梁啓超等則將罪責推卸給歐榘甲、葉恩等反對派，並將此案與徐錫麟刺殺恩銘案相比，誣稱歐、葉造反。對故日同志，康、梁如此做法，無奈太過！康有為還曾因畢永年在報端播揚其“圍園殺後”的陰謀，以五千元懸賞暗殺畢永年，更見其為人之不端。有鑑於此，康有為、梁啓超保皇會組織的暗殺行動，畢竟無法與革命黨人悲歌慷慨、殺身成仁、前仆後繼的暗殺行動相提並論。

對於梁鐵君案，慈禧和康有為均不願提及，自《中華報》後，此案重見天日，當是章士釗在發表在1961年《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上的《吳道明案始末》一文。梁鐵君之子梁元與章士釗是連襟，1961年章氏見梁元時，得到一篇記述梁鐵君案的文章及一些相關信件。章氏產生興趣，又走訪了曾經手此案的朱啓鈐，取得不少口述材料，遂成一文。然章氏文字頗多武斷之處，適足以引發疑問。迄今為止，對此案論證較為詳備的，當推桑兵和李永勝的兩篇文章。 ^{[1]  [3-4]}